2023-03-25 15:17·白马茶馆李新中国现代史学会原理事长李新（1918年~2004年），原名李忠慎。1918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安富镇(现属重庆市)。1934年考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和救亡活动。1938年初，李新约集同志数人，毅然由万县步行去延安，入陕北公学。后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军调部北平执行部整军小组中校组员、华北大学正定分校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参与筹办中国人民大学,曾任校党委副书记。1960～1962年，他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代史，1960年被授予教授职称。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先后担任该所现代史组和通史组组长。1976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及现代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并兼中共全国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等职。从1980年起他还担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曾赴越南讲学，1979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成员赴美国访问并讲学。1980年，任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1997年离职休养。李新回忆：就在这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从晋察冀来电通知，要邯郸中央局组成代表团，速往工委所在地河北建屏县(由平山县分出)西柏坡去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并说青年工作会议要在土地会议之后才开。中央局指定我和蒋毅等参加青年工作会议的同志也去参加土地会议。大约是7月初，我们从邯郸动身前往晋察冀。因为当时石家庄尚未解放，我们沿平(北平）大(大名)公路北上，由冀南而冀中，从石家庄的东面绕到它的北面，进入平山境内，直抵西柏坡。由于我们坐的是美国吉普车，只要能通过大车的地方，它都能走，遇着小沟小渠，开足马力，可一跃而过，因此一路是很顺利的。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记得同行的，中央局有聂真，太行区的负责人是赖若愚，太岳区的负责人是顾大川，冀南区的负责人是王从吾，冀鲁豫的负责人是潘复生，等等。因为晋冀鲁豫的土改动手较早，群众发动得较好，参军参战很踊跃，所以仗也打得好。这时刘邓大军已突过黄河，首先实行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我们在胜利声中前往中央工委去汇报工作，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着喜悦和兴奋，一路上高谈阔论，丝毫不觉车上的颠簸和旅途的劳顿。具体到达的日期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我们不是最后到达的则可以肯定。只是我们代表团的团长薄一波同志因病没有和我们同行，比我们到得晚一些。7月17日会议开始。会议没有一定的议程，只发了一些文件让大家学习，要大家自己提问题，自己讨论，自己解决。就这样由各地报告土改进行情况，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会议平静地进行。没有高潮。到8月中旬末尾，刘少奇同志开始作报告。他的报告全面总结了自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以来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和错误。在肯定成绩时对晋冀鲁豫的工作大大地表扬了一通，而对晋察冀则作了严厉的批评。他批评晋察冀抗战胜利后骄傲自满.对国民党的斗争表现右倾，相信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满脑子和平幻想，以至让一部分军人复员;没有认真执行“五四指示”，土改很不彻底，无论军队还是地方，都有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挠土地改革，这些人是抗日干部，很难过土改这一关，是半截革命者。他越批评越生气，说他到这里（晋察冀)看到土改不彻底，批评了右倾偏向后，这里的干部不服气，于是来个处处点火，户户冒烟，到处打人吊人，乱斗一气。这是对批评的对抗嘛。而领导呢，毫无办法。你领导是干什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他说这些话时，声色俱厉，全场鸦雀无声，坐在我们旁边的聂荣臻同志很沉重地低下了头。因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代表团靠得很近，所以我看得很清楚。其他不少人也随着刘少奇的批评把目光集中到聂荣臻身上。在此之前，聂是很郑重地一边听报告，一边作笔记。而听到刘用粗话批评后，他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双手捧着笔记本，再也无法记下去了。见此情景，我心里也很难受，对刘少奇的批评不服。因为我知道。政协会议后的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央提出来的，晋察冀的复员，只复员一些老弱，并且是经过批准的。为什么刘一点不做自我批评，却这么严厉地批评下面呢?是的，晋察冀在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有打好，土改也没有搞好，受批评是应该的。但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能是这样的粗暴吗?我本来对少奇同志十分敬仰，但听到这样的批评，却感到不是滋味，以至对他后面的讲话也听得不很清楚。虽然如此，因为他后面讲的问题很重要，把问题提得很严重，所以他讲的要点，如同他对聂荣臻的批评一样，我至今记忆犹新。刘少奇说: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土改搞得不彻底呢?因为这些地方的党组织严重不纯。以后搞土改，必须同时进行整党。他认为: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才能通过整党，把党、政、民各级组织和升部改造好，才能树立起密切联系群众的民主作风。他认为现在的问题很严重，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经过异常激烈的斗争。他估计在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万党员和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他说:这是一个需要十分负责去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但是，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必须彻底完成，农民的民主自由必须切实保障，作风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分子必须受到应有的处分;为此，他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民主整党的十条建议，下决心确定了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级组织和十部的方针。刘少奇虽然对土改问题谈得不少，但比起对整党和组织贫农团的论述来，就不够突出了。所以在此后的讨论中，大家都集中在如何去建立贫农团、如何进行整党，特别是如何发扬民主和怎样对待群众和干部等问题上面。我们晋冀兽豫代表团的讨论很热烈。因为一再受到表扬，所以大家情绪很高，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展开争论。臻很沉重地低下了头
李新
中国现代史学会原理事长
李新（1918年~2004年），原名李忠慎。1918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安富镇(现属重庆市)。1934年考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和救亡活动。1938年初，李新约集同志数人，毅然由万县步行去延安，入陕北公学。后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军调部北平执行部整军小组中校组员、华北大学正定分校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参与筹办中国人民大学,曾任校党委副书记。1960～1962年，他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代史，1960年被授予教授职称。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先后担任该所现代史组和通史组组长。
1976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及现代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并兼中共全国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等职。从1980年起他还担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曾赴越南讲学，1979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成员赴美国访问并讲学。1980年，任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1997年离职休养。
李新回忆：
就在这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从晋察冀来电通知，要邯郸中央局组成代表团，速往工委所在地河北建屏县(由平山县分出)西柏坡去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并说青年工作会议要在土地会议之后才开。中央局指定我和蒋毅等参加青年工作会议的同志也去参加土地会议。
大约是7月初，我们从邯郸动身前往晋察冀。因为当时石家庄尚未解放，我们沿平(北平）大(大名)公路北上，由冀南而冀中，从石家庄的东面绕到它的北面，进入平山境内，直抵西柏坡。由于我们坐的是美国吉普车，只要能通过大车的地方，它都能走，遇着小沟小渠，开足马力，可一跃而过，因此一路是很顺利的。
记得同行的，中央局有聂真，太行区的负责人是赖若愚，太岳区的负责人是顾大川，冀南区的负责人是王从吾，冀鲁豫的负责人是潘复生，等等。因为晋冀鲁豫的土改动手较早，群众发动得较好，参军参战很踊跃，所以仗也打得好。这时刘邓大军已突过黄河，首先实行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我们在胜利声中前往中央工委去汇报工作，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着喜悦和兴奋，一路上高谈阔论，丝毫不觉车上的颠簸和旅途的劳顿。具体到达的日期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我们不是最后到达的则可以肯定。只是我们代表团的团长薄一波同志因病没有和我们同行，比我们到得晚一些。
7月17日会议开始。会议没有一定的议程，只发了一些文件让大家学习，要大家自己提问题，自己讨论，自己解决。就这样由各地报告土改进行情况，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会议平静地进行。没有高潮。
到8月中旬末尾，刘少奇同志开始作报告。他的报告全面总结了自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以来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和错误。在肯定成绩时对晋冀鲁豫的工作大大地表扬了一通，而对晋察冀则作了严厉的批评。
他批评晋察冀抗战胜利后骄傲自满.对国民党的斗争表现右倾，相信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满脑子和平幻想，以至让一部分军人复员;没有认真执行“五四指示”，土改很不彻底，无论军队还是地方，都有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挠土地改革，这些人是抗日干部，很难过土改这一关，是半截革命者。他越批评越生气，说他到这里（晋察冀)看到土改不彻底，批评了右倾偏向后，这里的干部不服气，于是来个处处点火，户户冒烟，到处打人吊人，乱斗一气。这是对批评的对抗嘛。而领导呢，毫无办法。你领导是干什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
他说这些话时，声色俱厉，全场鸦雀无声，坐在我们旁边的聂荣臻同志很沉重地低下了头。因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代表团靠得很近，所以我看得很清楚。其他不少人也随着刘少奇的批评把目光集中到聂荣臻身上。在此之前，聂是很郑重地一边听报告，一边作笔记。而听到刘用粗话批评后，他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双手捧着笔记本，再也无法记下去了。
见此情景，我心里也很难受，对刘少奇的批评不服。因为我知道。政协会议后的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央提出来的，晋察冀的复员，只复员一些老弱，并且是经过批准的。为什么刘一点不做自我批评，却这么严厉地批评下面呢?是的，晋察冀在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有打好，土改也没有搞好，受批评是应该的。但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能是这样的粗暴吗?我本来对少奇同志十分敬仰，但听到这样的批评，却感到不是滋味，以至对他后面的讲话也听得不很清楚。虽然如此，因为他后面讲的问题很重要，把问题提得很严重，所以他讲的要点，如同他对聂荣臻的批评一样，我至今记忆犹新。
刘少奇说: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土改搞得不彻底呢?因为这些地方的党组织严重不纯。以后搞土改，必须同时进行整党。他认为: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才能通过整党，把党、政、民各级组织和升部改造好，才能树立起密切联系群众的民主作风。他认为现在的问题很严重，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经过异常激烈的斗争。他估计在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万党员和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
他说:这是一个需要十分负责去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但是，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必须彻底完成，农民的民主自由必须切实保障，作风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分子必须受到应有的处分;为此，他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民主整党的十条建议，下决心确定了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级组织和十部的方针。
刘少奇虽然对土改问题谈得不少，但比起对整党和组织贫农团的论述来，就不够突出了。所以在此后的讨论中，大家都集中在如何去建立贫农团、如何进行整党，特别是如何发扬民主和怎样对待群众和干部等问题上面。
我们晋冀兽豫代表团的讨论很热烈。因为一再受到表扬，所以大家情绪很高，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展开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