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正在草拟法案，须警惕族群歧视背后的政治幽灵还在上空徘徊，要根除很多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偏见，不容忍歧视与霸凌说南腔北调普通话的群体。香港人不能歧视金庸、邵逸夫、倪匡、李嘉诚等，更不能漠视不会说粤语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对香港的重大贡献。
黑暴期间《环球时报》付国豪被暴徒捆绑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正在草拟法案，规定香港不能出现族群歧视与霸凌行为，针对近年有些香港本地人歧视大陆人的怪现象。由于过去香港法例只是针对禁止种族歧视，但香港人与大陆人都同属汉族，都是中国人，不能用种族歧视的法律来处理，而是要另外立法，禁止“族内歧视”，杜绝香港再度出现不文明的歧视现象。
这都是二零一九年“黑暴”期间的惨痛教训，一些“港独”势力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和新移民加以歧视，不仅出言毒骂，还武力以对，对于说普通话的路人予以霸凌，令人侧目。最触目惊心的是在香港国际机场公然禁锢、殴打来自北京《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令他身心受损，成为香港的丑闻。后来这位勇于高喊“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的记者，在几年后因患抑郁症而轻生，令人情何以堪。
其实来自台湾与东南亚的华人也成为这种“族内歧视”的受害者。由于他们都说华语（中国国语、普通话），被“港独”势力所厌恶，或是误以为他们是大陆人，往往加以欺凌。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香港大学的留学生，由于不会说广东话，只说华语，在黑暴期间，面对被霸凌的危险，因此他只有在衬衫的口袋上放上新加坡护照，被暴徒挑衅时，就用英文说“I'm Singaporean”（我是新加坡人），才逃过劫难。
这样的场景也成为香港耻辱的印记，让这个号称全球化之都的城市蒙上恶名。如今在港区国安法宣布之后，这些吓人的现象才得以遏制，但隐藏在背后的幽灵还在飘荡，必须予以正视，才可以避免悲剧的历史重演。
首先是国民教育的全面普及，要根除任何的分离主义与“港独”思想，不容以民主之名，妖言蛊惑说香港人不是中国人，将中国妖魔化，将说普通话的人都说成是“非香港人”，殊不知很多香港人都不说粤语，如雄霸影坛的邵逸夫都说上海腔的普通话，而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科幻小说名家倪匡也是说浙江腔的普通话，但谁可以说他们不是香港人，谁可以否定他们的贡献？更不要说香港在二战之后，经济匮乏之际，南来的知识分子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在九龙深水埗的桂林街创办了新亚书院。他们都不说粤语，说各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在殖民地的土地上，他们的学术资格不被港英政府承认，无法在香港大学等用英文授课的课堂上执教鞭，但他们在“花果飘零”中，弦歌不绝，发扬中华文化，成为香港的签名。如今谁可以说他们不是香港人，谁可以在香港历史的论述中忽视他们？
因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不是用“广东话”来定义。李嘉诚是香港家喻户晓的成功企业家﹑排名第一位的富豪，他说不标准的潮州腔的粤语，但没有人可以否定他是香港人。
事实上，香港今天七百多万人口，大部分都是二战之后从中国大陆移民来的，珠江三角洲一带说广府话的人占多数，但来自潮汕地区也不少，而来自全国大江南北的移民也比比皆是。不过香港的“广东话霸权”源于学校教授中文的语言都是用广东话，因而很多港人尽管中文写得不错，但普通话却很差，因为学校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教育。
回归之后，普通话教育还是“不给力”，往往只是一个星期上一两堂课，无法落实用普通话来教中文，遑论所有的科目（除了英文）。这都因为教育主管当局的短视，没有积极执行，不敢触动现有只会说粤语的中文老师的利益，苟且拖延，形成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普通话能力有限，大部分都无法用普通话进入思辨的层次，局限于简单的社交，成为城市竞争力的短板。
近年香港的分离主义势力也抓住这样的香港缺点，鼓吹粤语才是香港人的语言，要借此与普通话决裂，甚至鼓动风潮仇视说普通话的人。二零一九年“黑暴”期间，中环金融区一些来自美国的中国海归派精英因为在街上说普通话，就被暴徒攻击。
这都显示“族群歧视”或“族内歧视”的严重性。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形象，也违反了普世价值，但那些号称支持普世价值的“黄丝”势力却对此不置一词，甚至暗中叫好，暴露了“民主派”的伪善。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提倡今年内修改法例，禁止“族内歧视”，但须面对歧视现象背后的政治歪风，要挖出很多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偏见。香港不能容忍任何的基于族群的歧视现象，更要警惕歧视与霸凌说南腔北调普通话的群体，就好像香港人不能歧视金庸、邵逸夫、倪匡、李嘉诚等，更不能漠视不会说粤语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对香港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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