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悲痛和警醒的真实故事，来自贫穷山区的婉儿姑娘在广州打工4年，携带80多万元巨款回乡，后死于艾滋病。痛失女儿的穷父母在悲愤交加之时将80万元付之一炬。让女儿带到九泉之下……
这几间农舍其实是一排背靠峭崖壁，前临小河沟的独户人家，有5间瓦房，墙壁是碎石团砌的，上半截屋架子是木头的，方木之间夹着竹篱笆，只剩下一个个小孔，尚存的已被柴火炊烟熏得乌黑发亮。这里是地处海拔1700米的四川奉节县土墙镇祈耀山脉深处的一个山村农舍，婉儿就出生在这里，这里的山民朴实善良，勤劳节俭，对生息的这块土地太熟悉了，从来不幻想能有横财暴富，日子就这么平和无争地过着。
婉儿姑娘是1990年初中毕业的，在这个极度贫穷的乡野，像婉儿这样读到初中毕业算是有学问的了。按乡里的旧习俗，婉儿也该找婆家了，婉儿生得聪慧貌美又有文化，人也勤快，天性又活泼，是个人见人爱的姑娘。为她提亲的真不少。那时的打工潮早已波及到了城乡各地，婉儿有自己的打算，巴望着能到外边去闯一闯，去见识那些父辈们从未领略过的大世界，甚至幻想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另一种生活。在她看来，她早已不太习惯那黑洞洞的农舍和那旧墨水瓶做的油灯以及房屋里的石磨、纺车、挖锄、蚕网，相反地，她心灵深处倒是渴望着洋楼、汽车，甚至洋烟洋香水。
婉儿只身去了广州，面对白昼如潮的车辆人流和夜晚那变幻无穷的街灯，她深感陌生和害怕。从山沟里来到大都市，她的衣着显得那样寒酸和落伍，语言土气别扭。尽管如此，她还是起早贪黑地在街上看广告，到职介所求职。
一天她来到一家职介所，接待她的那人戴一副金边眼镜，先让她缴50元职介费，并告知她一个星期后再来听消息。婉儿也不知该不该交，匆忙和无奈之中她还是交了，婉儿不知自己是怎样回到住处的，口袋里的钱日渐少了，一日三餐只能吃方便面，即使这样，每天30元的房租她再也负担不起。第二天无路可走的婉儿又来到那家职介所，这一次她只差没给职介员下跪了，真真切切地恳求一份工作，甚至不要求多高的薪金，只求一个栖身之所就足够了。
一个长相极富态的女人把婉儿领回了家，指着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说：“这是你叔。”婉儿机械地挤出微笑叫了一声叔，男人漠然地应了一声。接下来女主人把一份如何照顾这家人的重担托付给了她，洗衣做饭，拖地抹窗……说完女主人便进了卧室往床上一躺。
婉儿觉得这一天是如此漫长，总有忙不完的活计，拖地抹窗也并不轻松。现在虽然累了点，可一个月还有180元的收入，180元对她来说是高薪了，家乡的国家干部有些也还没有这么多的工资，想想这些她笑了，只听女主人叫道：“婉儿，刷厕所了。”她才慌慌忙忙地跑了去。
日子久了，婉儿也习惯大都市的生活节奏，习惯了闪烁的街灯和电视里那些调情场面，家里的来信上写着：今年秋收了，收成很好，只是经济收入差了点，来年弟弟上学的费用还不够。平心而论她是希望弟弟上学的，自己没有考上大学弟弟能上也是她的荣耀，她把积蓄的500元钱寄了回去。
爸妈回信说：弟弟望着这么多钱都哭了。这天她特别想家，可想到家里缺钱也就不想回去了，在外总比在家好。家里来的那封信，她在搞卫生时丢在主人的卧室里她居然不知道。中午和晚饭姗姗阿姨都没有回家吃饭，家里只剩下她和“叔”。
晚饭后，“叔”把她叫进卧室，问她：“家里缺钱？”
她回答：“不。”
“叔”说：“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她说：“不小心丢在这里了。”
“叔”的眼光中流露出了迷惑的神色。
“叔”在洗澡间的声音特大，水声停了之后婉儿听到“叔”在叫她，她过去细听，“叔”让她把睡衣拿了去，婉儿不敢不听，打开房门，“叔”居然一丝不挂，并慢慢地穿睡衣，好像婉儿就是姗姗，婉儿低着头，“叔”说：“家里缺钱也不说一声，有困难我会帮你嘛。”婉儿没有言语。
晚上九点过了、男主人屋里依旧亮着灯，许是在等候姗姗阿姨回家，婉儿想。男主人在叫她，她轻轻地推开主人的房门，只见男主人依旧一丝不挂，手里拿着五张百元面额的钞票，对着婉儿讲：“明天就到邮局邮了去，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婉儿思索再三，还是进屋去了，就在婉儿靠近“叔”的时候，“叔”居然当仁不让，若无其事地把她揽到怀里，扔到床上，从容地拉熄了灯……婉儿并没有哭，她理解为这是城里人的方式。
完事之后，婉儿爬起来就要走，可男主人把她抱紧了，不让她走，婉儿十分害怕，万一女主人回来了怎么办，婉儿并不知道女主人到了黑龙江哈尔滨了。一连五天，男主人都和她同床而眠，还给她吃避孕药。女主人姗姗打来电话，婉儿拿起话筒心都发颤，久久不敢出声，倒是男主人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依旧能吃能睡。
女主人回来了，一切又依旧，男主人一脸冷漠，几乎不正眼瞧一下婉儿，但女主人终于发现了一切，女主人气得一脸紫青。当日婉儿就被赶出了家门，面对她是又陌生又熟悉的街头……
当她第二次跨进职介所的大门的时候，她已学会施淡妆，原本十分漂亮的婉儿更显妩媚了。职介所老板安排她去了一个工厂，是一个姓龙的开的，来接婉儿的是厂办秘书，其实是龙老板的生活秘书，路很远得坐车去。
婉儿被安排进了销售科，工作就是搬运货物上下车，上班前把身份证也交到了厂长那里。这里的工资是计件制，没有固定工资，工人们多是从内地来打工的，干活十分卖力，婉儿一个女孩子在搬运工中日子自然很难过，赚钱的重货搬不动，轻货又不赚钱，一天只有十多元的收入，且得起早摸黑。发薪水了，她得到350元钱，可扣去生活费她只剩下140元钱。星期六那天上午，婉儿还在阴暗潮湿的单身宿舍里睡觉；厂办秘书在外敲了敲门，她爬起穿好衣服，秘书告诉她厂长在等她，婉儿没有多想，立即随秘书来到厂长室。
龙厂长原是个一米五八的胖男人，五十多岁，一条粉红色的领带与一身黑色的西服一点也不协调，倒有些像小丑。
“工作还顺利吧？”龙厂长打着官腔问婉儿，又眼像电光一样逼视着婉儿，婉儿显得极不习惯，也忘了回答，秘书提醒她，她才回过神来说顺利。
龙厂长说：“顺利就好，我看你长得也秀气，以后就做我的公关员，陪陪客人什么的，工资加700元，我看比你在搬运队要好些？”说着那双眼睛直盯着婉儿的脸。
“从今天起，你就正式任厂里的公关员。”厂长接着说。
秘书再次提醒婉儿，婉儿才说出了“谢谢”两个字。厂长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较为时髦的上衣和超短裙，要婉儿换上，说今天有公关任务。
下午6时，龙厂长让秘书叫婉儿，婉儿便和龙厂长上了小轿车，轿车停在一家星级宾馆门前，婉儿和龙厂长一前一后进了二楼的雅间。
客人不多，一位是湖南来的曲经理，一位是海南来的罗厂长，加上婉儿也就4个人。席间三位厂长、经理大谈了天南海北的趣闻轶事，落到后来便是哪里的女人有味道，婉儿按龙厂长的吩咐只得强装笑脸，陪着大家。
曲经理那双半醉的眼睛直盯着婉儿打趣道：“龙厂长身边的花真是新鲜！”
罗厂长也附和，龙厂长大大咧咧地说：“她可是个正经的黄花……”
“哈哈哈！”三人继续喝酒。
曲经理要上厕所，龙厂长让婉儿扶他去。婉儿扶着他到洗手间，曲经理趁机摸了一把婉儿，婉儿只有强忍着，她害怕龙老板会辞掉她，回到席间，曲经理大声说：“龙老板好福气，身边还有个小姐！好福气，好福气……”
大概凌晨2时许，轿车才把龙厂长和婉儿送回厂里，婉儿扶厂长进卧室，不想厂长拉着她不放她走，并关上了门，动手解婉儿的衣服，婉儿不敢喊叫，事完之后，老板用手电一照，怒气冲冲地问婉儿：“你不是第一次？”婉儿已泪流满面，龙厂长也就没再多问。
从此婉儿就在厂长办公室打杂、时不时陪厂长外出，夜里按厂长的吩咐有时就和厂长同宿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婉儿时常是以泪洗面，现实生活中的这一切，她是没有勇气告诉家里的，苦水只有往肚里咽。
1994年的春天，海南又来了一批客商，龙厂长关照她一定要陪好客人，让客人高兴，并把婉儿当礼物送给海南商团的领头人，那是一个婉儿不能忘记的夜晚，那是她从一个深渊走向另一个深渊的夜晚。
晚12时20分，一辆轿车把婉儿送到了指定的宾馆，当她步入商团领队的包间，领队先是给她看下流的画册，并放不知从何而来的不良录像带，就在那晚，婉儿向领队提出要钱，领队倒也爽快，给了婉儿500元。接下来的几天里，婉儿每陪一个商团成员都提出了钱字。商团走了，龙厂长又想故技重施，婉儿却不是从前的婉儿了。
当龙厂长拉熄灯，脱光衣服，婉儿才提出要钱的事，龙厂长没有犹疑一口答应下来，婉儿进而提出这一年的收入太少，龙厂长也答应多补一些给她，并说她是厂里的有功之臣，是该奖励了，答应第二天付给她15000元钱。第二天，龙厂长果然守信，给了她15000元钱。
第三天上午龙厂长把她叫到办公室，说厂里的效益不好不再用公关员了，如果她愿意可以留在厂里的搬运队，其实婉儿也早就听说厂长又请了一个只有17岁的公关员，明日就到厂上班。
婉儿没有说什么，简单地收拾好行李，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厂里，暂时住进了一家旅社。
此时的婉儿今非昔比，她不再为无钱而自卑和害怕，她住的是高档房间，出门总打扮得花枝招展，衣着也十分入时得体。
她在给龙厂长任公关期间就认识了不少企业界和商业界的大小能人，手里也有他们的电话号码没事就给他们打打电话，问间他们需不需要陪伴，多有经理老板要求婉儿与之同宿，婉儿的收入日渐丰厚了，一晃四年过去了，婉儿的存款也有了80万之多，可算得是小富姐了，可每当夜来之时，婉儿总是对天长叹，以泪洗面..…
此时婉儿总是那样想家，那样思念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她有一股急切的归家冲动。家里虽然已半年没有来一封信，可她还是觉得家里有无数双眼睛在盼着她，在这种思乡之情的驱动下，她取出存款，打点行装，没有告诉广州的任何朋友，她只身回家了。
婉儿知道一种可怕的病菌早已进入了她的骨髓，她已经无法摆脱那可怕的病魔了。
1997年的阳春3月，婉儿终于回到别离4年的故乡四川奉节县土墙镇。此时的她高兴之际又不免忧心忡忡，她深知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已愈加严重了，已威胁着她的生命。当年的美貌已成昨日黄花，跟随她只是满目的风尘和悲凉。“艾滋病”三个字像洪钟一样震得她的灵魂漂浮不定。
婉儿的病急剧加重着，刚50出头的父母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一筹莫展。有人要送婉儿去医院，婉儿挣扎着拒绝了，只有她自己清楚她的病是治不好了……婉儿虽然精神恍惚，但她知道自己是在等待生命的结束。善良的父母心早已伤痛，满怀哀伤，面对整箱的百元大钞却对女儿的病毫无用处，兄弟姐妹们也是伤心欲绝，可除了守候着婉儿，也没有别的办法。
1997年5月，可爱的夏天，婉儿多想再看一看田地里开放的野花，可她无法睁开双眼了，她多想再聆听亲人的问候，可她再也听不见了，只有22岁的她再也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命，在痛苦万状中魂归天国。痛失女儿的父母悲愤交加，哀伤无度，呼天抢地的哭声婉儿再也听不到了……
婉儿死时留下遗嘱：不准通知爱她的人，她喜欢的人和同学朋友，不准声张……
出殡那天，婉儿姑娘贫穷的父母把自己多年用心血积蓄的钱为女儿治丧，然后老两口抬着那口装有钱的皮箱，一张不剩地把箱中总额为80万元的百元大钞连同婉儿生前的照片和遗物付之一炬，把钱灰全部压在了女儿的棺木底下。
父母无言，乡邻无言，回荡在葬礼上空的是无以言状的悲凉。
（因可理解原因，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