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一起床,连早餐都没顾上吃,就往愚园路姐夫家中跑。
我一个人开着车,到他家门口时,他家的厨师正要出门买菜,一见我就热情地迎上来问:
“三少爷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老太太身体可好?”
我母亲常住姐夫家中,姐夫待她如亲生母亲,他家的佣人也无不尊重她老人家,所以,一见我就探问母亲的情况。

40年代的上海愚园
可我顾不上回答,急匆匆地问他,我姐夫起床没有,厨师告诉我说他正在餐厅用餐。
我知道姐姐和外甥们都去台湾了,便径直往餐厅奔去,到了门口,我连门也没顾得上敲,就闯了进去。
姐夫这时正全神贯注地在电炉上烘烤一个两头尖的法式小面包,见到我突然闯入,他面色骤然一变,连手上拿着的小面包也掉在了电炉上。
看到姐夫那惊慌的神色,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我忙笑着脱去外衣,并帮他捡起面包,抱歉地说:“我昨天刚到,急于想向您请教一个重要问题,所以这么急急忙忙。”
姐夫这才平静下来,问:“吃早点没有?”
“我想请您去吃广东早茶,所以没吃。”我故作轻松地答道。
“不必出去了,这里有面包,咱们边吃边谈吧!”他随手拖过一张椅子坐下,并递给我一杯牛奶。
我接过牛奶,喝了一口,就把这次奉命来南京准备暗杀李宗仁的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他听了长叹一口气,说:
“总这样争权夺利,不顾民众死活,怎么得了?我看你也该考虑一下今后的去向。”
他说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说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还以为他指的是我今后搞什么工作,于是,又把毛人凤让我组织行动总队的事告诉了他,
并说,这个行动总队主要任务是搜捕一些大中城市里不满国民党的社会知名人士和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
我说这话的目的,一方面是探听一下他的口气,另一方面则是想趁机旁敲侧击地劝他不要跟共产党走。
姐夫听后,久久地望着我,然后反问道:“你认为这样做,就会让人满意啦?就没有人反对啦?”
我当时思想还非常顽固,毫不犹豫地说:“那当然!对反对我们的人,只有逮捕、囚禁、杀掉,这样至少使人不敢公开反对我们。”
话一落音,姐夫就笑了,不过这种笑不是平时那种笑,而是带有深深的不屑和讽刺意味,我心里很不高兴,就略带威胁地说:
“这是关系到党国存亡的关键问题,对反对我们的人,心慈手软就是不忠于党国。在这种时候,如果不下最大的决心,甚至大义灭亲,是无法挽回失败局面的。”
我说完后,姐夫并不立即说什么,而是放下手里的牛奶杯,点上一支香烟,抽了起来。
我把话已经说得如此明白,也不想再说什么,便埋头吃我的早点,好让他有个思考的余地。
我放下餐具时,姐夫的烟也抽了一半,他递给我餐巾,让我擦擦嘴,然后很诚恳地对我说:
“你要知道,国民党不得人心,才遭到老百姓和自己人的反对。你那样为毛人凤拼命卖力,把他捧上局长的位置,而他对你又怎样?连南京都不让你待。现在用得着你去替他们卖命了,才又想起你来。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我一听,他把问题扯到了我与毛人凤的个人矛盾上,就有些不高兴。我想工作是工作,个人矛盾是个人之间的事,不应该影响到“党国”的利益。
于是,我故意说:“我过去为戴笠不也一样拼命卖力?他一直那么爱护我。我相信,毛人凤迟早也会像戴笠那样待我的。”
姐夫听后,苦笑着摇摇头说:“不!戴笠和毛人凤不一样。戴笠爱护你、提拔你,是因为你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你不可能去与他争高低,夺权力,你不会影响他,反而会尽力帮助他。所以他对你放心,尽力培植你。
毛人凤就不同了。你对他了解得一清二楚,论资历和才干都不相上下。况且你的学生和搞外勤的手法都比他多,还野心勃勃要和他争权夺利,他能容你?
今后,他表面上也可能重用你,实际上却很可能是想借刀杀人。你想想,这次如果暗杀李宗仁得逞,桂系必兴师问罪,蒋介石为了平息桂系之愤,会把谁扔出去当替罪羊?
那还不是你吗?依我看,你也别组织什么行动总队了,先回云南,安安静静地过日子。现在你即使杀人再多,再卖力气,也难挽回整个失败的局面了。”
姐夫一席话正说到了我的痛处,我不禁热汗淋漓,半晌说不出话来。
姐夫见我低头不语,又长叹一声,颇为后悔地说:
“十多年前,你来上海的时候,我实在应该让你继续读书深造。凭你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学出点成绩来。
没想到,这十多年,我竟眼睁睁地看着你一步步走上了这条可怕的道路。你不后悔,我却后悔终身。我不但对不起你那仁慈的母亲,也对不起你啊!”

40年代的上海外滩 图片来自网络
我原是想来说服姐夫的,没有想到,竟让他说得我无言以对。
我虽不完全后悔自己走的这条道,但也不能无动于衷,真的走错路了吗?我低头沉思起来。
十多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姐夫介绍我加入了军统。从此以后,我步步高升,洋房、汽车、特权,有权有势的朋友、同事、学生,还有胸前这三排花花绿绿的勋标……
如果我读书,上到大学毕业,又能怎样呢?当年那个上海工科大学的高才生——那个普陀山讲经的邻居——不是说:“在如今的世道,知识才学有什么用?社会不需要你!”
姐夫自己不也是法国理工科的留学生,物理、化学、机械等,无所不通,又怎么样呢?不是现在连我也不如吗?想到这些,我就不觉得后悔了,不过,我也没有勇气再来说服姐夫。
姐夫见我不说话,大概以为我同意了他的想法,就给我倒了杯咖啡,并要给我添牛奶。
我有些心烦,把手一摆说:“我不想喝了!”
姐夫是很精明的人,一见我的表情,便知不能往下深谈了,只是叮嘱我说:“是否成立行动总队的事,你可得认真考虑啊!”言语之间流露出对我的无限关切。
看到姐夫那兄长般的神情,我心里不由得有些酸楚,姐夫实在是个好姐夫,他不但孝敬我母亲,而且待我也是恩重如山啊!不是他当年介绍我加入军统,我怎么会有今日?不是他当年成全我和雪雪的婚事,我怎么会有如此美满的家庭?
当年,我在临训班当教官时,戴笠规定工作人员不能恋爱结婚,特别是不许与女学生谈恋爱。
因为戴笠准备让那些女学生到沦陷区去给男特务当工作太太,如果有了对象,谁还肯去呢?所以戴笠规定违者要关禁闭,坐监牢,至少要把两人调开。
当时,我和雪雪谈恋爱的事被别人告发了,戴笠追查此事,姐夫就为我俩打掩护。他对戴笠说,我和雪雪是儿时定的娃娃亲。
正好,我俩都是湖南人,戴笠相信了,才没有拆散我们,我和雪雪都打心眼儿里感激他。
更让我难忘的是,半年多以前,他得知我遭毛人凤排挤后,立即打电话让我去上海。
当时,我突然遭此变故,气急败坏,对姐夫说:“我帮毛人凤挤走了郑介民,他反而这样对我,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种哑巴亏。我真想杀了他!”
话一出口,姐夫急忙用手捂住我的嘴,神色紧张地说:“快别说了!你这话也只能在我面前说说,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啊!你现在可不能这样干,在保密局里,咱们仅亲戚就有40多人,你要是出了事,他们都会跟着遭殃的。
你呀,总之是太一帆风顺了。你从来没受过什么挫折,所以遇到这么一点挫折就受不了啦!我这些年一再受压,可我什么也不说,心里明白就行。”
“我就是搞不明白,毛人凤为什么要压我,排挤我?”

余乐醒 图片来自网络
姐夫笑笑说:“这还不明白?你在保密局里,亲戚多,学生多,朋友也多。何况,你还到处安插你的学生和朋友,去当科长、当股长,这是上司最忌讳的事。他肯定认为你在搞小集团,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怎么能不防你呢?
当年,戴笠排挤我,不也是因为我的亲戚多、学生多吗?你毕竟年轻,好多事你都看不透。还是先忍忍吧,等有机会再设法离开这个部门。在这个部门干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虽然,当时我不能完全同意姐夫的说法,但他的话也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在保密局有那么多亲戚、学生、朋友,而且几乎各个部门都有我安插的人,这些都是他毛人凤无法相比的。
凭着我的聪明、才干和外勤工作的经验,还愁将来超不过他毛人凤?想到这些,我的怒气才渐渐平息下来,没有立即跟毛人凤闹翻。
一想起这些往事,我便忍不住对姐夫说:“毛人凤已经对你产生了怀疑,你一切都要谨慎小心啊!”
姐夫感激地点点头,拍着我的肩安慰道:“放心吧,这事我早知道了。让他们来搜查吧,看有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看到他那泰然自若的神情,我不禁眼眶一红,我知道,姐夫万一落在毛人凤手里,必死无疑,我似乎预感到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姐夫似乎也有些难舍难分,他一直把我送到楼下,仿佛还有话对我说,可欲言又止。我把汽车开出十多米再回头看时,姐夫仍站在门口,向我挥手……
我刚刚从姐夫家回到下榻处,毛人凤就来电话让我去吃午饭,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张国焘,毛人凤劝张国焘留下来,不要到香港或台湾去,让他等候共产党来了,再混回党内去,说共产党不会杀掉他张国焘的。

年轻时期的张国焘 图片来自网络
可是,张国焘说什么也不同意留下,最后,毛人凤指出这是蒋介石的旨意,张国焘还是不同意,这次午餐不欢而散。
张国焘走后,毛人凤把我留下,继续谈成立行动总队之事。我想起姐夫的话,就毫不犹豫地说:
“现在成立为时太迟了,一下子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我还是先回昆明,等有机会再进行吧!”
毛人凤沉思片刻,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临走时,他突然又问我:“你去过余乐醒家吗?”
我告诉他说,余乐醒还有些财产未处理完,等处理完之后就去台湾,而毛人凤认为这不是理由,他早听说,姐夫已把几辆汽车都运到台湾了,还有什么财产要处理?
最后,他用一种怀疑而又阴险的眼光看了我一下,说:“即使他现在就去台湾,也要注意他的行动!”
听了他的话,我更为姐夫捏了把汗。所幸的是,直到上海解放前夕,毛人凤才真的发现余乐醒与共产党有联系。
他派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去逮捕余乐醒。这事被该处一个临训班毕业的学生知道了,他立即在附近商店借了个电话告诉了我姐夫,让他立即离开,黄加持赶到余家时,扑了个空。
上海解放后,姐夫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他并没有忘记我,他曾向党组织反映了我的情况,希望组织上派人与我联系,争取我弃暗投明,立功赎罪。
后来,组织上派了一名叫张轲的青年前往昆明与我联系,遗憾的是,当时,我正奉命在昆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反蒋人士,张轲住在旅馆里,一直未敢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