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总觉得，中国的官员与国外其他地方的官员，很不一样？这个问题，中国历史在1000多年前就给出了答案
看电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有着一样的感觉——总觉得中国的官员与国外其他地方的官员很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至少是我感觉到，国外其他地方的官员说话有时很随便，没有中国官员的老成、稳重之感。至少是这一点，非常非常地明显，也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有着同样的感觉。然而，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其实在很多时候非常简单，只是我们似乎很少溯源，历史的答案它就在那里。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与中国交流密切的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也深受影响。
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次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都是定期的举行的。唐朝科举与宋初科举每年举行一次，宋太宗时期改为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唐朝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
宋朝科举考试有进士、明经科目，考试内容有帖经、墨义和诗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明清科举改为考八股文。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机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现代社会，我们虽然不“科举”了，但我们分明是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以“考试”为主要手段的人才选拔。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我们的孩子从进入幼儿园的那一刻起，就在被以考试的方式进行着各种样的选拔，虽然直到进入高等学府前，都不可以被称为真正的人才，但事实是这种选拔已经存在了。而在他们进入社会之后，这种选拔虽然不一定是要通过考试，但就会更加严苛起来，仅就公务员来说，如一些科员要晋升科长，我们会通过德才兼备的方式对很多的科员进行选拔，我们有严格的组织和考察程序，不是某个人说了就算。
如此，我们选拔上来的人才，不但经历了各种历练，而且还满足了我们的各种选拔条件，所以，相对而言，我们选拔出的人才是相对稳妥的、成熟的、优异的。进入更高的人才层次，除了选拔我们还有选举，选举随了组织部门的事先考察定员，还有人民群众的投票等等手段。所以，我们的用人标准实际上是两套程序一起进行的——选拔+选举。
然而，在国外其他地方尤其是西方国家，就不一定有选拔+选举，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某人当了总统或者领导人，就很快有了自己人一套人马。这种现象很像中国古代的一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还在三五年的替换里，有着大家都来“坐庄”的意思。这种用人方式说明了就是只有选举而没有选拔，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足也便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很有可能地某人连乡长都没当好，反而一下子就当了县长、市长或者同级别的官员。也就是说，因为没有一步步的选拔，使很多缺少资历、阅历的人一下子到了本不应该到达的位置。如此，便显得有些“轻浮”了，仿佛很多事情都不会，也就没有了老成、稳重之感。同样用一句中国古话说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都会明白，不同的历史和做法会造就不同的结果，而相对于国外其他地方的官员，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用人方式和方法，并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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