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
《城堡里的马原》这篇人物特稿在社交网络发酵了两天，众声喧哗，却没有看到一个法学专家出来普法 ——拒绝让孩子及时接受治疗导致病情贻误且恶化，以及拒绝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这样的法定监护人是否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其他法律？
「一桩血案渐次化为一件文事。」
1994年，女作家王晓玉在《谢烨母亲谢文娥的痛诉》一文里写下了这句话。历史总是在相似中循环，对马原的捍卫在《城堡里的马原》见光的第一时间就出现了，捍卫他在1980年代的「文学成就」，捍卫「他的家庭悲剧该在家庭内解决」，汇聚成一篇篇呼吁放过马原的长篇大论。
比起「作品和人分开看」这种陈词滥调的「理性发言」，真正齿冷的辩护来自一位男作家，大意是：「马原的问题表面是父权，深层的真实是丧失创作力的垂死作家在沉沦时拖着家人陪葬，他把自己活成了小说。」
这修辞实在厉害，可不是又把一桩法制事件化为了文事？狡猾的话术颠倒了因果逻辑。马原的问题表面是一个衰老的作家以生活拙劣地模仿艺术，他成了南糯山的「蓝胡子」，在「九路马堡」里忍受着「族长的秋天」，深层的真实是他沉醉于做小号的独裁者，他一个人就是政府，没有人——妻子、孩子、学生、朋友——能用言语或行动阻断他的意志，当家庭成为最小号的权力场，他不仅滥用着权力，并且利用权力定义着现实。
明显地，马原把他的生活修辞化了。他造了一座占地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城堡，最高的塔楼像旧日土司的碉楼。他用喜欢的作家的名字命名房屋。他让纪录片导演拍摄到身姿健硕的妻子做农活的模样，让朋友惊叹「像高更的画。」
最重要的，他把儿子马格写成了童话里的主角，南糯山和城堡是故事的背景。《湾格花原》和《砖红色屋顶》里的「马格」是现实中那个在山路边搭车去山脚下找同龄孩子打球的马格吗？他生前没有机会开口言说，死后更是陷入永恒的沉默。
故事里骑蜘蛛的男孩，更像是马原渴望的自己。妻子和儿子，是马原一手规划的暮年蓝图里由他调遣的元素。李小花说：「他的性格是要以他为中心的。」
「在所有情况下，你就得指控父亲，不排除我自己的父亲，是变态。」这是弗洛伊德的原话。
如果放任情绪化的指控，马原是「变态」，是极端固执以至于失智的「老疯子」，但是妻子、大儿子和学生都无法说服他让马格接受西医治疗时，这个「疯魔」的老年人一直冷静地给自己按时注射胰岛素。
也许，美国一位对疯癫有太多切身认知的刑事辩护调查员的说法用在这里更贴切：当一个人开始失去和现实的联系，疯狂的、谵妄的大脑将沉浸于一切周围文化的顽疾，文化的关系是最重大的。
独断专行的父亲和早夭的孩子，背后是什么样的文化呢？「父权」是笼统的批判，在这个偏正结构的词语里，「父」并不构成原罪，带来痛苦和悲剧的是「权」。「父权」的根源毒害在于家庭成为权力支配的控制体系，丈夫有权控制妻子，父母有权控制孩子，拥有权力者控制失权的人。
城堡里的马原丧失了写作的动能，也没有身体力行地投入茶园劳作，但他像儿子的上帝一样指定了他未来的命运：就在这里做一个茶农多好，以后写作，弄茶，养活自己，能有乐趣，还不够吗？
是从孩子母亲痛苦的回忆里，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不想做茶农，「这辈子都不想，太辛苦了。」他想上学，想和同学打球，想和同父异母的哥哥还有上海来的姐姐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他的从没有掌握过话语权的母亲在他死后，说出的片言只语如杜鹃啼血：「我的孩子没有活够。」
这个没来得及活够就夭折的孩子，生前或死后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存在。他的父亲，他的盛名之下已三十年没有作品的作家父亲，覆盖了他，最终，父亲成了儿子的裹尸布。
马尔克斯在《族长的秋天》里写着：「支撑这制度的不是希望、顺从，甚至不是恐惧，而是无从挽回的纯粹惯性。」
如此绝望，又何其贴切。这是什么样的惯性呢？是张爱玲在《金锁记》里写过的曹七巧对一双儿女的随意处置，而这个恶毒的母亲在更大的家族系统里，是被男性掌权者们羞辱和损害的「寡母」。
是现实中的傅雷以雷霆手段断绝傅聪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用严苛的家庭暴政规训出了一个钢琴家，那本被几代读者视为「教育圣经」的《傅雷家书》，触目惊心地呈示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控制和垄断，即便在儿子成年后仍时时指挥对方的思想。傅聪直到迟暮之年才说出：「这些家书我是嫌烦的，从来没有好好看过。」
傅雷本人有一个可怕的母亲，在接连丧夫丧子后，孤苦无依的少奶奶把所有希望寄托于傅雷，为了逼孩子读圣贤书，用蜡油烫他，把他丢进河里，甚至因为他逃学而差点杀掉他，万幸被邻居阻止。这是中国式家族和家庭的循环惨剧，在权力递减的食物链上，剥削和控制层层递进，强者加害弱者，弱者加害更弱者。
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一百多年过去，在这里的文化中，鲁迅的这段话似乎仍是难以企及的彼岸。因为权力结构没有改变，权力话语垄断的叙事没有改变。
拍摄了马原在南糯山生活的纪录片导演王圣志在完成《云上》之后陷入迟到的反思：以马原为中心的世外桃源是不是表演着「被提纯的诗意」？有多少实际的问题被回避了？造房子的钱从哪里来？是谁承担了看不见的劳动？王圣志形容自己在拍摄过程中，「被马原催眠了」，这种文艺感伤的描述仍然避重就轻。
换一种更直接的说法，年轻的导演是被马原的话语权网住的猎物，表面上，马原是被看、被拍摄的对象，实际上，他是拥有权力的主体，牢牢把握着叙事权和解释权。
马原活跃的创作时间仅有七年，但他因此跻身于文化话语权的高地。
「先锋五虎」的称号以及他在公开场合里反复提及的「和余华、莫言、刘震云一起踢球的友谊」，保障着他既得的话语权。甚至在二十年的创作空窗期后，他仍能接到余秋雨的邀约，任教于同济大学。
马原视高更为精神图腾，在诗作《牧歌走向牧歌》里他假托与偶像隔空对话：许多人都是听了你的话／因而受了蛊惑才来的。高更自我放逐于南太平洋的岛屿时，他舍弃了在巴黎的家世和名望，不夸张地说，走向生命尽头的他是一个被剥夺了一切世俗附加成分的自然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马原依次在西藏、在海南、在云南寻找他的「塔西提」，看看他走过了什么样的路径：
西藏的经验成就了他的文坛名望；在海南，他是影视和房产经济的弄潮儿，赚了钱，买了许多房子，这些房子为他制造了更多的资产；于是，他有财力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顶兴建「九路马堡」，他的桃花源，他的仙纳度。
他建立了想象的城池，但「诗意」「浪漫」背后的金钱和劳动，是不被谈论之物。分得影视和房地产的巨大红利，经世致用的财商无可厚非，但是，当资本话语权巩固了他的「文艺布道」，腾云驾雾地谈论「神的力量，自然的秩序，更高的智慧」，这是不是一种巧言令色？
他失去了创作的能力，远离了商海，但是在他的城堡里，他仍然是主人。作家的余晖留在他的身上，关于马格的生和死，他不仅是做决定的父亲，更是创造了一整套叙事闭环的说书人——
「我们可以用『掩耳盗铃』『视而不见』和『自欺欺人』来面对疾病。
「人生别走回头路，选择不治，是因为这些东西治也治不好。治不好的病，干嘛要费那些神。
「心脏怎么能动？」
当他谈论十三岁的马格的死亡，他谈论的关键词是自己：
「我难过的是那么好的孩子以后不能陪我了。
「他去了没有烦恼，没有苦恼的地方，不在我们这个充满不幸的世界里。
「他走了我不难过，我难过的就是他不能再陪伴我。」
一个衰老的父亲失去了可供他塑造的客体，他垄断了孩子短暂的生，还要在孩子死后垄断对他一生的解释权：
「他的人生就是爸爸妈妈，天地，世界，这些美丽的地方，让人愉快的回忆，真的再美好没有了。
「他连被女孩骗都没经历过。不经历被女孩骗，被朋友骗，被别人欺负，他的生命里丝毫没有这些东西。你说多美好啊。
「他就是寿数到了，他该走就走了。」
如果孩子的鬼魂可以开口，他会觉得他的人生「再美好没有」吗？
昔日，顾城用有形的斧子砍死了谢烨，顾城的「文学兄弟会」从舆论上抹去了她。如今，马格早夭于父亲无形的斧子下，父亲继续用话语的权柄涂改孩子的意志，这套所谓自洽的叙事，是一个丧子老人的自我安慰，还是对那个孩子的二轮扼杀呢？
王晓玉在探望过谢烨母亲之后，满怀哀矜地写下：「她纵有满腹的话，却无有将它们化为可以向公众呼吁、倾诉、乃至于影响公众文字的能力。」这句控诉，面对马格的悲剧仍然是成立的。
谢烨和马格，都陷入永恒的沉默了。谢文娥的痛苦，延续在李小花的身上。都是心碎的母亲，她们用朴素的口语倾诉强烈的情感，她们没有能够进入文学场的写作能力，那么，就像作家林奕含临死前至痛的追问：文学是不是一种巧言令色？
被拥有权力的一方垄断的叙事有可能被颠覆么？至少现在比二十年前多了一些希望。话语中的权力之争最终回到话语中对决，叙事可以制定意义，也可以埋葬或重塑意义。
《人物》的文章里，孩子的直接引语是缺席的，但总算有李小花的声音在马原的叙事里撕开一道裂缝：「他喜欢的东西，都是别人做出来给他喜欢的。欣赏和美都是要代价的。」
这篇暧昧的、迂回的人物特稿，因此成为一个开放的文本，让足够敏感的读者在多声道的混响中辨认谁在定义、谁在发声、谁被听到。
不意外地看到太多人，以男人为主，用「网络女权」这个被污名化的标签奚落被马原激怒的人群，因着显而易见的傲慢与偏见，这些人无法看清这篇特稿引发的公众事件，本质是一场谁拥有说话权利的抗争。
这场抗争中冲突的双方不是男和女，而是一部分争取发声的人，选择站到不能发声的人那一边，不再对我们世界的裂痕视而不见。
在家庭内部解决家庭的悲剧？这是最荒谬的逻辑，尤其是许多家庭悲剧是由家庭制造的。
夭折的马格不是谁的隐私或家务事，它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最大不公平——权力对弱者的剥夺，所以谁能说，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注：本文图源《人物》公众号《城堡里的马原》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