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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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淄博地名是淄博地域文化的产物，蕴含丰富的自然地理文化与人文历史文化，如地形、地貌、物产、经济、军事历史等。淄博地名文化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可以再现古代淄博地理风貌，引导“生态淄博”观念。在宣传和谐淄博理念、提高文化认同、挖掘旅游文化资源，促进城市形象总体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地名文化传播须尊重历史和文化，遵守各项地名管理法规和条例，尊重历史和文化，不能无中生有，肆意捏造，欺骗旅游消费者；传播规范地名形式和地名用字，不随意更改地名。创造良好传播环境，多媒介、全方位地提高地名文化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淄博地名；地名文化；传播价值
人们在开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不断为环境中的地理实体命名，地名是人们认识地理环境的成果和标志。地名的形式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是一定地域的语言、文字标志，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给予一定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的名称。地名是历史文化的产物，真实地记录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民族的变迁与融合及自然环境的变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地理、社会等信息。地名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化的标志之一和首批果实”，地名是记录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
淄博是鲁中名城、齐文化发源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淄博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地名记录了淄博的历史沧桑、地理变迁和文明发展，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地名文化。对淄博地名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淄博地域文化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地名文化资源旅游价值的发掘利用，为打造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名城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淄博地名所蕴含的文化
地名中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自然地理文化和人文历史文化。这两方面是密不可分的，自然地理文化中融合着人文历史的因素，人文历史文化中离不开自然地理的影响。下面通过对淄博地名的具体分析来看这两方面的文化。
(一)地名记录的自然地理文化
淄博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在齐立国之前，早有东夷人存在。源自东夷人的原始自然崇拜观念，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淄博人的传统观念。这种原始崇拜是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折射，既有对大地、山川、河流、石、日、月等的无生物崇拜，又有对动物、植物等的生物崇拜。这种自然崇拜观念凝固在地名中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对自然环境加以认知并把这种认知结果固定下来，同时河流、山川、动物、植物等自然因素又是人们的生活资料来源，是安身立命之所在。下面通过具体地名的分析来看淄博地名所记录的自然地理文化和生态文化特性。
1.无生物自然因素
土地崇拜是原始人最普遍的自然崇拜，汉班固等《白虎通义》：“地载万物者，释地所以得神之由也。”人们直接崇拜土地，把祭祀、供奉的物品撒在地上或埋入地里。淄博地名中有直接以“土”命名的，如“黑土”；村名“土孤堆”中“孤堆”应为“堌堆”，“这些堌堆有的是古代文化遗址，有的是黄河冲积的淤土，有的则是古代陵墓”。有的村庄以“地”命名，如“平地”、“草地村”、“五亩地”、“十亩地”、“西坡地”等；有的以“田”为名，如“下湖田”。有时人们对土地的这种原生崇拜会延伸到对地形地貌和地面建筑物的认知上，所以在地名中会见到大量的带形旁“土”的地名用字，如坪(平坦之地)：大东坪、王家坪；坡(山地倾斜的地方)：大坡、后坡；堤(用泥土筑成的防水建筑物)：于堤、堤西李；埠(停船的码头)：北埠、埠下；坊(城市中街市里巷的通称)：郭家坊、刘家坊；城(城墙)：城张、城北；场(平坦的空地)：车场、林场；坞(泛指四面高中央低的处所)：河石坞、西坞头等。
淄博与山有缘，总的地势南高北低，东西两翼山峦跌宕，中部低陷平整，逐渐向北部平原展开，状似箕状盆地。在这一箕状盆地中，耸立着4500多个高高低低的山丘，主要名山有：鲁山、原山、鹿角山、岳阳山、凤凰山、五阳山、博山、牛山、稷山等。多山的地势给淄博地名带来明显影响，较突出的是淄博全境有很多带“峪”字的地名。“峪”即山谷，据统计，淄博共有大约197个“峪”字地名，与济南、滨州、潍坊等其他鲁中城市相比，是带“峪”字地名最多的，具有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有的直接以“山”为名，如“东山”、“北山”、“陈家山”等。其他的如崖(陡立的山边)：北崖、黑崖；峰(高而尖的山头)：聚峰村、南旋峰；岭(山道或山坡)：东岭、红岭；崮(四周陡削、山顶较平的山)：崮山、松崮；岩(高峻的山崖)：北大岩、南岩村；岱(大山)：大马岱、小马岱村；陵(大土山)：大马陵、小马陵；阜(土山)：永阜、因阜村等。
淄博全境流淌着众多的河流、湖泊与泉群，水是这座城市发生与发展的原动力。淄博境内河流都发源于南部中低山区，呈南北走向，流经盆地中部，向北注入小清河，最后汇入渤海。除“河”以外，以“水”名之的村名也不少，如北流水、上花水等。此外，以“湖”、“沟”、“洼”、“湾”、“池”、“泉”等为地名用字的也不少，如上湖田村、下湖田村；八里沟、大石沟；东洼、涝洼；白龙湾、朱水湾；东池村、西池村；甘泉村、林泉等。众多的“水”类地名用字表现出淄博多样的水文地貌。与“水”有关的地名表现出淄博人对水的因势利导和合理利用，如桥(架在水上便于通行的建筑物)：北石桥、金桥村；井(人工挖成的取水的深洞)：石家井、双井村等。
山、水、土以及石头等基本自然因素在淄博地名中占据极大的比例，说明山川地理等自然元素及其历史变迁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生产，自然因素渗透到人文社会而具有了文化属性，这种文化属性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真实地折射出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原生态地记录了一定区域内民族的历史与变迁，铭刻下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活的印记。
2.生物自然因素
得益于优质的山水、土地资源，淄博物产丰富，生物品种繁多。在地名用字中，既有马、牛、羊、鸡、狗等传统的家养畜禽类动物，如胡马、马家；牛家、牛峪；东南羊村、西南羊村；野鸡岭；狗泉等，也有传说中的神奇灵物，如龙和凤。龙凤崇拜在我国源远流长，它源自古人的图腾崇拜，地名中的“龙”字、“凤”字也有不少，如白龙湾、龙虎庄、凤凰村、王凤村等。
淄博的植物种类也很多，保存在地名中的如“果子园”、“柳村”、“酸枣峪”、“梨行村”、“杏花”、“桃花山”、“核桃峪”、“西瓜峪”、“菜园”、“花沟”、“柏树村”、“东槐村”、“茶峪”、“大桑树”等。可以看到，生物类用字和非生物类用字及各类内部用字往往相互配合，形成动静结合的命名方式，全面记录了淄博的地貌与物产。
(二)地名记录的人文历史文化
淄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三个阶段。淄博地区作为古代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数百年，被誉为“海内名都”。地名成为记录淄博优秀人文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淄博地域文化的璀璨结晶，人文历史文化是淄博地名文化深层内涵的核心部分。
春秋时期，齐国已在临淄建都，齐国尊贤尚功，不断进行对外战争，为抵抗东部莱夷部落和其他诸侯国的进犯，齐国修筑了长城。古代城池的建设，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人口扩张的结果，一方面是出于军事防护的需要，保留在地名中，很多带有“城”字，如青城、高城等。淄博地名中带有“营”、“寨”、“堡”的，都和当年部队驻守有关，这些地名散布在淄博各区县，反映了当时军事战争之普遍与激烈，如今虽然已是物去人非，但通过这些地名，仍能感受到历史的风云变幻。
古齐国以商业立国，商品贸易十分发达，《史记·货殖列传》就载有“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说明临淄是泰山和东海之间的交易活动中心。至西汉时期，临淄城空前繁盛。《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亦载主父偃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后，历经多年风云变幻，淄博之地依然带有历史遗韵，成为重要的商业集散城市。“店”是售卖货物的商铺，遂演化为淄博地区常见的地名用字，淄博政区有张店、辛店、赵店。“集”是定期交易的市场，“铺”是商铺，在地名用字中也较常见，如“杜集”、“义集”、“皇家铺”、“十里铺”等。此外，像“豆腐陈”、“窑头”、“纸坊”、“张木匠”、“铁冶村”、“灯笼村”、“香坊村”、“香磨”、“油坊村”、“丝窝”等村名反映了淄博地区手工制造业和小商品业的发达。
除了军事、经济等重大的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主题外，地名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索引和指南，也自然会记录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愿望、宗教信仰与居住环境等通俗的内容。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中国百姓普遍推崇“仁”、“义”、“和”、“平”、“顺”、“吉”、“祥”、“福”、“富”、“安”等寓含人们道德追求和美好愿望的褒义字，这些字得以成为村庄、街巷命名的常用高频字。当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不可预知的外力或自然灾害的打击时，人们的生活理想不能预期实现，这时就会催生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散布于淄博各地的“寺”、“庙”、“佛”、“塔”等地名表明了佛教的力量，如北山寺、丁家庙、石佛庄、白塔村等。“赵家庵”、“玉皇阁”、“大夫观村”等以“庵”、“阁”、“观”为名的村子则带有道教的遗风。实际上，中国人历来是佛道不分的，任何信仰的出发点都是表达一种愿望而已，在中国百姓心目中，任何信仰都比不上家庭、宗族在他们心中的分量。“家”字的本义是屋内、住所，后指家庭；“村”、“屯”和“庄”都指群居的部落，以家族式聚居为主。这几个字成为最常见的地名用字，充分表现了人们的家族观念和重视家庭的传统。“家”有时作为通名使用，前加姓氏以别宗族，如“段家”、“钱家”、“蔡家”；有时和姓氏一起作为专名，放在“屯”、“村”、“庄”、“营”、“寨”等其他通名之前，如李家屯、陈家村、曹家庄、李家营、孙家寨等。“村”、“屯”、“庄”一般作通名使用，如白家村、板山村、王青屯、朱家屯、白辛庄、八里庄等，有时会组合使用，如“小屯村”、“艾庄村”。通过对淄博地名网的检索，“村”字条1151次，“家”字条882次，“庄”字条663次，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名用字的出现频率，成为最高频的地名用字。
民居建筑是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必需条件，不同的建筑名称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居住条件和风格。建筑的最初样态主要有山洞、草棚、茅舍等，因为这些建筑形式比较简陋、简便，具有多种用途，既可以用来居住，又可用来打猎、歇息等，如“抗洞洼”、“刘家洞”、“王洞”、“马棚村”、“王舍”等村名。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出现了“房”、“屋”、“院”、“堂”等建筑样式，在地名中也反映出来，如“大土屋”、“双石屋”、“玉皇堂”、“前暖院”等。“楼”是一种较高级的建筑，是古代达官显贵居住的房屋，以之为名具有较强的标志性和指示性，如“高楼”、“崔楼”等。“台”是一种高平的建筑物，用途多样，可用于亭台楼阁、烽火台、狼烟台、水台等方面，淄博约有31个“台”字地名，如“钓鱼台”、“桓台”等。
二、淄博地名文化的传播价值
地名文化的记录载体是汉语中的专有名词，与语言中的其他词语相比，往往更具有地方特色，在地名中保留了很多独具方言色彩的词语。同时，地名作为精神文化活动的成果，不仅具有标识性和区分性的功能，地名文化的广泛传播，对于宣传地域历史、弘扬区域文化、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市民文化认同等都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淄博地名文化的传播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再现古代淄博地理风貌，引导“生态淄博”观念
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同样淄博的自然环境因素也影响了古齐国文化的发生与演化，为和谐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提供了历史资源。淄博地名文化的传播，可以再度展现古代淄博的地理风貌，引导当下生态淄博建设。
淄博的山以丘陵为主，地势起伏低缓平稳，植被和矿产资源丰富，河流交错带来充裕的生产生活资源。这一切为辉煌灿烂的齐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淄博地名中山水等自然因素占有很大比重，“淄博”中的“淄”字指的是淄水，“博”是博山的简称，表明山和水在淄博文化形成中的基础地位。“土”字类地名表明淄博人对土地的感情和依赖以及浓厚的生产生活气息。“山”字类地名展现出淄博传统文化的稳固与厚重，淄博人开阔的胸襟与坚强的意志、勇于挑战自然、征服自然的伟大抱负。“河”字类的地名表明淄博人傍河而居、人水和谐的特点。以淄川地名为例，淄川的名称源于原淄川县境内原山北麓的淄河。《括地志》记载：“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元和郡县志》记载：“淄水出淄川县东南原山。”以山水土和动植物命名的淄博地名，原生态的记录了古代淄博的地理风貌以及人们与大自然的依存关系。
传播淄博地名文化，同样可以引导当下生态淄博观念的确立以及生态淄博的建设。新形势下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但是淄博作为一个新兴资源型重工业城市，自然环境遭到很大程度的污染和破坏。水污染、大气污染严重，湿地生态系统受到较大破坏，森林覆盖率偏低，生态调节功能大大减弱。地名文化中揭示出的山、水、动物、植物等自然因素的和谐，给现代人一幅环境认知的参照，通过地名文化的发掘和传播，强化现代人对地名实体的环境本质的印象，从根本上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如沂源县村名“红花峪”是一个峪内开满红花的地方；“柳枝峪”以小河边常年流水、柳树茂盛、树枝接地而得名等。
(二)增强文化认同，传播地域文化
以地理方位命名、以地形特征命名、以山水命名、以动植物命名、以矿产资源命名、以人物命名等多种方式，其背后都有一定的情感依据和历史缘由。通过对淄博地名的来源和命名方式的分析与传播，可以了解淄博历史上的地缘地貌、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商业文化及地方社会习俗、观念等，如“桓台”源自境内的齐桓公戏马台；“张店”古称黄桑店，后来张氏店户因经营有方而生意兴隆，张家店便遐迩闻名，因而“张家店”取代“黄桑店”；博山区的“宋家胡同”(宋氏人丁繁衍，定居较早)、“姚家胡同”(姚氏定居较早)、“双磨胡同”(明代中叶形成街巷，巷内有两盘石磨)、“小双磨胡同”(双磨胡同人丁繁衍，扩建房屋，派生出支巷)、“打水胡同”(民国初年，博山大街集市上，贩猪行商多驻该巷中,大街南头居民到孝妇河担水时必从此巷经过)、“九曲巷”(清代初年形成街巷，巷形状弯曲，取“黄河九曲，源远流长”之意)、“桑园街”(清同治以前该街是南依李家林的一片桑树林)等地方借助姓氏、物象等立名，具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意味，挖掘并传播这些地名有助于增强市民的历史感和对城市的认同感。
地名具有地理标识作用，它的变化相对缓慢，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结晶，地名文化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发挥地名文化的绵延性和稳定性特点，可以增强一定区域内人们的文化向心力，同时地名文化在传播中具有很强的扩展和渗透功效，所以挖掘并传播淄博市地名所涵盖的历史与文化资源，有利于增强文化认同，传播地域文化。淄博市提出要建设21世纪的文化名城、历史名城和旅游名城，地名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构筑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因素。挖掘地名文化内涵，可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尤其是反映当地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的地名，更是打开了解淄博地域文化的一扇新的窗口。
(三)挖掘旅游文化资源，树立城市总体形象
地名文化的考释，有着巨大魅力的潜在人文资源，在第24届联合国地名大会上，地名被确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缩影和窗口，拥有巨大的旅游价值。对淄博地名文化的旅游价值的开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开发地名的旅游形象标识功能，二是开发地名的文化旅游功能。
淄博市地名的旅游形象标识功能包括地名的定位标识和服务标识。定位标识主要是地名中一些成对出现的方位用字可以引导旅游者“按名寻地”，如“上湖田、下湖田”；“前崔村、后崔村”；“东鲍庄、西鲍庄”；“河南村、河北村”；“上郝峪、中郝峪、下郝峪”等。此外有很多“大”“小”相对的地名，带有地域上的相对性和同出同源关系，如“大李家、小李家”、“大黑山后、小黑山后”等。服务标识功能主要是利用当地有影响的地名作为品牌或商标来为商品宣传服务，地名宣传和商品推广相得益彰，利用地名文化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如“周村烧饼”、“马踏湖咸鸭蛋”、“柳泉啤酒”、“博山酥锅”、“西河煎饼”等以出产地为商品命名，具有标记当地文化特色和宣传当地土特产的双重功效。对地名的文化旅游功能的开发利用，包括通过地名去探索地方和民族的历史，体验独特的地方风情和民族文化，发掘地名文化的旅游趣味价值、旅游审美价值和情感体验价值等。
淄博市地名的文化旅游功能主要包括个体的形象标识和整体的城市形象标识。个体的形象标识主要是借助地名的特点与个性，强化旅游地在游客心目中的记忆，如中国陶瓷博物馆、周村古商城、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中国管仲纪念馆、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淄川的淄博聊斋城与蒲松龄故居、桓台的马踏湖、原山国家森林公园、博山开元溶洞、鲁山国家森林公园、樵岭前风景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等地名同时也是景区的名称，这些地名直接把旅游景点的主要内容涵盖在内，展示淄博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整体的城市形象标识主要是借助淄博有代表性的地名和历史资源，设计城市形象宣传片、城市定位语、公益广告、门户网站等来全方位推介淄博，比如借助于齐都、齐山、齐长城、昌国、柳泉、蒲松龄故居、沂源等地名，让人们对淄博市有全面直观的感知和认同。
三、淄博地名文化传播应遵循的
原则和方针
传播地名文化，必须坚持科学性和发展性相结合，遵循中央、省市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相关地名管理规定，注重社会效应，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传播水平和传播效果。主要应遵循以下几点：
(一)尊重历史和文化，不能无中生有，肆意捏造，欺骗旅游消费者
近年来有些地区为了发掘地名文化和提升知名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大力开展地名文化的建设和定位工作，如山西省娄烦县文物旅游部门决定着手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不顾及孙悟空是神话传说人物的事实；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的黄山市争夺“西门庆故里”，临清市甚至在其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将自身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定位于“《金瓶梅》故乡和运河名城”，西门庆也被一改在传统文学名著中“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华丽转身成为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淄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多处历史文化名址，为了保持良好的城市文化定位，在地名文化的发掘和推广中，应力避此种不良现象的出现。
(二)传播规范地名形式和地名用字，不随意更改地名
为最好地发挥地名的指称定位功能，保持地名文化的延续姓，地名不得随意更改或变迁，以免带来使用上的混乱和传播过程的中断。近年来，为了配合城镇化进程和新城区建设，根据张店新建城区道路命名更名方案，西八路、西九路、西十路、西十一路、西十二路等命名为南京路、重庆路、北京路、上海路、天津路。这种改名方案引起淄博民众的广泛争议，很多人认为以国内熟知的城市命名，包括直辖市城市、省会、旅游城市以及经济发展较快城市的名字来命名，单纯模范、跟风大城市，缺乏自主特色。太平路更名为和平路，是因为许多入驻企业忌讳使用与“太平间”一致的太平路，这一改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得到老百姓的普遍认可。地名规划与规范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地名的更改变迁应建立在群众认知的基础上，而一旦确立新的地名，它就具有了规范性和强制性，短期内就不宜再做修改。
(三)建构良好的传播环境，多媒介、全方位地提高地名文化的传播效果
传播环境是对特定传播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部事件、条件或因素的总称，包括影响传播行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地名文化传播是特定文化的传播，要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要求其必须处于较好的大文化传播环境，要求传播主体具有较高的文化自觉。可采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介或多媒介组合的方式进行传播，如今在这方面淄博市政府及相关地名管理部门已作出积极尝试，如淄博市地名网的建设、“市民喜爱的老街老巷评选”和“淄博地名故事征集”活动宣传、《淄博老街老巷暨地名故事》书籍的编印等。由于受众定位不明确、传播方式和手段有限、传播时间缺乏持久性等因素制约，淄博地名文化的传播在广度和深度上还需加强深入。
综上所述，淄博地名包蕴着丰富的自然地理文化和人文历史文化，挖掘并传播地名文化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传播地名知识和地名文化，使淄博市地名文化深入人心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同时也是为地名公共服务工程作贡献，使淄博市地名工作更好地为社会各界服务提供参考和帮助。
作者：季丽莉
来源：《管子学刊》2012年第3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黄海红
校对：郑雨晴
审订：黄舒馨
责编：黄舒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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