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乡镇公务员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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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树》剧照

作者：老一

1

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便以文秘岗位入职了一个镇政府党政办。原以为，我的工作就是给领导写写文稿，没想到一个月下来，稿子没写几篇，杂事儿倒是做了不少。作为新人，我当然不敢有啥想法，虽然工作效率不高，偶尔还出点岔子，好在态度端正，主管领导、也就是我们的副镇长，对我还算满意。

一天，副镇长叫我去他办公室领装备——一根警棍和一个警用强光手电。我心里正纳闷，他说：“观察了你一个月，发现你这个小伙子不错，今天让你正式加入我们的夜巡小分队。”

副镇长是部队转业干部，平常作风行事军人风格很浓：“今天晚上我们小分队去查‘司徒烂仔’，十点钟在镇政府集合，你记得换上运动服，把装备带上，到时候机灵点，保护好自己。”

“夜巡小分队”是啥？“司徒烂仔”又是什么人？这事怎么要文职人员上，而不是警察？会有人身危险吗？我心底的问号不断冒出来，心里有点隐隐的担忧，但更多是兴奋和好奇。

等我领到工作牌一看，不禁哑然失笑，什么“司徒烂仔”，原来是“私屠滥宰”。我们是“食品安全巡查小分队”，主要就是去查那些摸黑杀母猪、病猪、死猪的团伙——安全担忧没了，兴奋和好奇也消失殆尽。

可事实证明我错了，接下来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大开眼界。

2

当晚巡查李花村，把车在山脚一停，一行人往山里钻。不久就看到一处地方透着灯光，还有猪的叫声，我们立马掩杀过去，把两个杀猪屠夫都堵在了屋子里面。我进去里面一看，好家伙，白花花的老母猪挤满了猪栏，除了正在杀的一头，没杀的还有十三头。

母猪太多，大晚上我们处理不了。便通过村干部找到户主，让他把这些母猪看住，镇里明天白天来处理。

没想到，我们回去板凳还没坐热，那边留守的同事就打电话过来了：“有人来抢猪！我们俩拦不住了。”

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猪栏已经是空空如也。同事说，一个光头带了十几个马仔，开了好几辆小车和一辆货车，上来就把猪往货车上赶。副镇长把两个同事大骂一通，然后让他俩把拍下的这伙人的照片和车牌号都交给我，让我明天一起整理下，做个巡查的记录，当晚就这样收工了。

第一晚的夜巡算是铩羽而归，但我却没有丝毫挫败感，反而十分激动和兴奋。进政府工作这一个月，感觉自己没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现在终于遇到这一件，我非常上心。

我先把这个食品安全巡查小分队的来龙去脉了解了一遭：副镇长是从区里下来的，镇里看他工作量少，恰逢全国上下大力整治食品安全，便新成立了一个“食品安全办公室”，由他一个人当光杆司令。

而我们镇里最棘手的食品安全问题便是“私屠滥宰”：镇子紧邻南城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一旁的省森林植物园有一大片“三不管”地带，山林隐蔽，慢慢就变成私屠滥宰的场所。多年来每到半夜，林子里杀猪声此起彼伏，叫声震天，山清水秀的森林植物园也被弄得恶臭熏天。

面对这种状况，副镇长便想起曾经他在部队时巡逻小分队的形式，把其他几个部门的男同事抓来当壮丁，“小分队”到我加入时一共才四个固定队员——副镇长、我、另外两个综治队员，外加一个片警充当机动队员。

小分队每周不固定夜巡两次，遇到私屠滥宰，就联系区里的职能部门处理，查到疑似窝点就一一标记，等白天联系村干部上门确认，再组织拆违。

3

接下来两个月的巡查，收缴处理了不少母猪肉、病死猪肉，端掉好几个黑窝点。中间有个资历较老的同事受不了熬夜，死活不愿意再参与，另外两个同事也腹诽连连，只有副镇长和我保持着热情。

在巡查中，我们了解到，镇里屠宰黑窝点主要由两个有黑恶性质的团伙控制，那次抢母猪的光头就是其中一个团伙的大老板。

一天夜里，我们又查获一处黑窝点，屋里已经杀了七八头病死猪，两三头没有宰杀的猪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是死是活。布满各色斑点的猪下水堆了一地，一阵恶臭袭来，我拼命忍住才没有吐出来。

屠夫很警觉，一照面，便翻墙跑了，剩下一男一女被我们堵在屋里。屋里好几爿病死猪肉上已经盖上了工商和检验的印，一经搜查，便发现几个私刻的印章。我们马上联系了区商务局、农林水局和工商局。主管领导开始盘问那对男女，他们说自己只是来收猪下水的，什么都不知道，还一直喊着要走，明早还要做生意。

几个区职能部门和警官都陆续赶到，现场拍照，收缴私刻印章，提取样品拿回去化验，盘问那对夫妻。按职责，这十几头病死猪应该由区商务局来处理，但最后还是我们找了一辆货车拖到镇政府的地下停车场，第二天找地方焚烧掩埋。

全部处理完后已经是凌晨四点钟，我困得不行，副镇长让我先回去休息，到了白天再抓紧把情况全部整理出来，他要报到区“食安办”去。

副镇长不知道的是，我七点半还要去参加全区文秘人员培训——这是我尴尬的地方，我算是副镇长的兵，但我的编制和办公室都在党政办，文秘的工作也由党政办主管。副镇长的军人作风和地方干部有点格格不入，整个党政办都跟他不对付，搞得我在党政办显得另类。

参加区里文秘培训班的，除了我，还有党政办常务副主任、党政秘书。他们俩直接从自己家里开车去区里。我六点半挣扎着爬起来，简单地洗漱，晕晕乎乎地去坐公交，总算准时赶到了区里签到。一路上我总感觉人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带着一点嫌恶，夸张一点的甚至掩鼻绕道而走，当时我的脑袋还没恢复灵光，心里直纳闷：自己难道被天憎人怨了？

我找到常务副主任和党政秘书，与他们坐到一起，明显感到他们脸上的嫌恶。副主任直接问我昨天晚上去哪了，我说与副镇长出去查夜了。她一点不客气地说：“难怪身上一股猪圈的气味——副镇长也真是有意思诶，他凭什么叫你去查夜？你是党政办的，不是‘食安办’的！”

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凌晨回来太晚了，我就没烧水洗澡，只是换了衣服。没想到这个屠宰黑窝点“杀伤力”如此之强，气味竟然像是钻进了我的皮肤里。

上午的培训我完全没心思听，好不容易挨到中午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赶紧回到镇政府后面的家，急匆匆地冲了个冷水澡，又换了衣服，又一路小跑去办公室，刚换的衣服又湿透了。我在电脑上乒乒乓乓一顿敲打，把昨晚黑窝点的材料整理好了，用QQ发给副镇长，总算没有耽误下午的培训。

4

本以为尴尬总算过去了，没想到更糟心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办公室里一位同事准备拿去报账的二十几万发票不见了。我们三个人共用的是党政办最大的办公室，复印机、资料柜都放在这里，大半个党政办的同事在我们办公室翻箱倒柜找了几天，就是找不到。同事也放弃了，跟领导报告了，挨了一顿骂，准备重新开票再签字。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加班，党政办主任打电话叫我去她办公室。她简单问了我一些工作上的近况，我开始还以为是这几个月工作卖力，领导特意勉励我。

可忽然她问：“知道最近办公室丢发票的事情吗？”

“知道。”

“我当党政办主任三年多了，办公室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情，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问题莫名其妙，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

见我不出声，领导不动声色地又补了一句：“发票找到了，在文化站里找到的。”

我心里一阵释然。

“文化站的钥匙，只有你有吧！”领导的口气突然变了。

我脑袋转得再慢，这时也看出端倪了，我心里无比的愤怒，也不管合不合适，直接就反问：“您难道怀疑是我拿的？”

“我们调了发票丢失那天的录像，一共只有五个人进出你们办公室，他们四个人出来时手上都没有拿发票，我们也再三盘问过他们了，确认他们没有嫌疑。只有你中午急匆匆地跑进去后来又跑出来，而且还带了包，并且我跟副主任确认了，当天你们应该在区里培训，根本不应该回来……”

我又回想起那天的各种情形，再听不见主任说什么，委屈、愤怒、屈辱在心头交织，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老子不干了！

“这个事情我一定会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看着我神情有异，主任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我不想再搭理她，从她办公室出来后，便给副镇长打电话说我要辞职。副镇长了解了情况后，难得没亮出大嗓门，反而轻声安慰了我：“我相信你，不会让别人冤枉你的。”

最后，副镇长和党政办主任在党政会上大吵了一架，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但我的转正被推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