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战的通信工作
周 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侵入山东境内。中共山东省委队同年冬季开始，相继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伹徕山、沂水、泰西、滨诲、鲁南、湖西等地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在短短的七个月内，起义部队发展到四万余人，作战一百余次，攻克县城十五座，有力地配合了津浦路正面战场的作战。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驻沂水县城西王庄)，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下辖主要由起义部队整编的六个支队。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派徐向前、朱瑞到山东，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境内的部队，并成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指挥，朱瑞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八年九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率三四三旅司政机关干部一百余人到乐陵地区，把该地部队整编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冀鲁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由晋西进入山东微山湖以西的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地区。一九三九年三月，代师长陈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六八六团由山西省进入鲁西地区。至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已有两支八路军主力。
通信工作的建立与发展
山东地区的通信工作是根据山东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建立与发展的。当时，部队深入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急需建立与发展通信分队，确保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联络以及对部队的指挥。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军委三局派闻述尧同志带见习报务员两名和电话班长一名，携带电台两部，由延安出发，随三支队政委霍士廉同志入鲁，组织开展山东地区的通信工作。
闻述尧同志入鲁后，在迅速沟通与延安总部电台联络的同时，着手建立通信组织。首先，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无线电零件，自己动手组装小型收发报机，解决电台缺乏问题；其次，举办报务人员训练班，年底有二十余人结业，基本满足了建立无线电通信的需要；第三，向各支队派遣电台人员。当时派到二支队的电台队长是何永录，三支队电台队长张正者，四支队电台队长赵纯，五支队电台队长黄志才，六支队电台队长戴凤鸣，八支队电台队长刘名南。至此，中共山东分局基本上沟通了上至延安、下至各支队的无线电通信联络。
一九三八年十月，高峻等同志奉命携两部二点五瓦电台，随中央派往山东的干部，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到达沂水岸堤镇，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会合。山东纵队成立时，纵队司令部设通信科，科长闻述尧，下设山东分局电台、纵队司令部电台和报训班。闻述尧同志兼任电台中队长、山东分局电台队长和报训班负责人；高峻同志任纵队司令部电台队长。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山东分局在沂水王庄创办了《大众日报》，并成立了新闻台。1940年初，新闻台建立发信台，与延安新华社总台联络。
五月初，日军分兵向泰西地区合围，企图歼灭一一五师主力。根据师部的部署，六八六团准备于十日晚十二时至翌日凌晨一时离开大董庄，向南转移。晚十时许，值班报务员匡思贤与师部电台通报，得知师部要发万万火急的电报。这时，团长张仁初来到电台，叫撤线随部队出发。台长刘友光告诉张团长，电台暂时不能撤，要抄收师部的电报。晚十一时左右，师部发来电报，内容是敌情变化，师首长决定部队停止向南转移，以免在平原地带与敌遭遇，陷于被动作战，改由向北转移；师部及党政机关转移中被敌围困在陆房、大董庄以南地区，命令六八六团抢占陆房西北大董庄一线高地，掩护师部和党政机关转移；六支队继续向南进发，造成我军南移假象。电台同志坚持留下抄译这份电报，对于师部和党政机关在六八六团掩护下突出敌人围困，起了重要作用。
在陆房突围中，师部通信营既是通信队又是战斗队。营长张瑞在师直一千余人掉队而又无人组织指挥的紧急情况下，沉着果断地带领部队由陆房红山口突出重围，过汶河到达东平境内，利用津浦支队电台与师部取得联系，于十二日下午到达师部驻地无盐村。他们在突围中未放一枪一弹，事后大家都说“这真是一场无声的战斗”。陆房突围使通信部队得到锻炼和提高，为坚持敌后抗战的通信保障工作积累了经验。
陆房战斗后，一一五师师部大部分人员由参谋处长王秉璋同志率领，携带一部电台转移到费城以南的抱犊崮山区一带活动，另一部分人员由师首长率领，携带一部电台转向东平、汶上一带活动。八月二日，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指挥部队，在梁山独山庄周围歼灭日军第三十二师团一部六百余人。两天后，敌人出动日伪军五千余人，汽车、坦克一百余辆，对梁山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在敌人快要到达部队驻地时，师部电台人员还在埋头工作。罗荣桓政委派通信员通知电台撤线出发，跑步追上部队，才避免了损失。
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O年底，一一五师挺进鲁南地区，建立了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向南开辟了郯(城)码(头)平原，向东开辟了临沂、郯城、赣榆地区，打开了与滨海、鲁西、湖西、鲁中地区的通道，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连同地方武装发展到七万余人，先后编成七个教导旅。在这一阶段，通信工作有较大发展。师司令部设通信科，科长张瑞。下设通信营，营长由张瑞兼任，编H二一一台、H二一三台、H二三九台，战报台、新闻台、情报台、通信队、机务房和报训班。各教导旅旅部及二级军区都配备了电台，团和部分军分区也配了电台。全师电台数量由入鲁时的三部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四十七部；通信人员由二十余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一人，较好地保障了部队发展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一九四一年，日军集中兵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组织军民进行反“扫荡”。当部队由外线转入内线作战时，一部分日军乘机合围大青山抗大一分校。抗大一分校的指战员跳出敌合围圈后，向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报告情况的电报，因双方都在行军中而未发出。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不了解该地区的敌情变化，误入敌人的包围圈。分局和师直机关在突围中遭受很大损失，师部电台报务员有的牺牲，有的负伤，大部分监护员壮烈牺牲，分局电台和H二一一电台全套机器丢失。经过一个多月的反“扫荡”，共歼敌二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山东八路军主力、摧毁根据地的企图。
一九四一年八月，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合组军政委员会，对两军实施统一领导。一九四二年一月，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纵队司政机关改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由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山东部队。三月，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与中共山东分局合署办公。八月，山东纵队整编，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委。通信科长闻述尧、副科长黄奕棋，无线电大队队长由闻述尧兼任。一九四三年三月，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称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司令部设通信科，科长周涌，副科长闻述尧，参谋李临川、倪士良，通信大队队长李临川，副大队长黄志才，指导员江琴堂，编一台、二台、专台、战报台、情报台和通信队。山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等六个军区，每个军区参谋处设通信科，通信科长分别为杨涛、高峻、孙寄臣、刘国占、刘友光等。
一九四三年，部队精简整编，军区通信科降为通信股；军分区通信股撤销，改由三参谋负责；主力团取销了三参谋，改由二参谋兼管。同时对通信人员和电台数量做了适当缩减。一九四四年又恢复到精简整编前的状态。是年底，全区共有机报干部二百七十六人，电台六十三部。
在加强无线电通信建设的同时，有线电通信也得到了发展。一九三八年，山东境内只有少数部队建立了随军电话，依靠几部电话单机和有限的被覆线，进行简单的有线电话通信。一九三九年，山东纵队建立了电话连，由于条件所限，其任务仅限于保障纵队机关的电话通信。一九四一年以后，有线电通信有所发展，各军区、军分区相继成立了随军电话队(班)，建立了电话情报站。一九四四年，军区、军分区以及主力团编有电话分队。通常军区编电话队，军分区通信队编电话班。一九四五年，有线电通信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军区如胶东军区、滨海军区、渤海军区以及鲁南军区先后成立了长途电话局，局长由三科长兼任。军分区成立电话分局，分局长由三股长兼任。分局下设电话支站或电话分站。在人员编制上，各军区因情况不同而各有所异，一般电话局编七十人，电话分局编一百人，电话支站编五人，电话分站编三人。各军区都架设了一定数量的长途电话线路，初步形成了长途电话通信网。如渤海军区，一九四四年只有二十名电话人员、七部电话单机、二部电话总机，抗战结束时电话员发展到五百一十二人、电话单机三百一十四部、电话总机四十五部、长途线路五千三百九十一华里。山东地区建立起来的有线电通信，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对缓解山东地区通信联络紧张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山东军区除了使用无线电和有线电通信之外，还充分使用步骑、战邮、简易信号通信。一九四二年以前，各部队均有便衣交通组织。一一五师司令部三科设专管交通的参谋，通信营设交通班。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山东省战邮总局，已发展成为一个能担负交通、发行、邮务三项任务的交通组织机构。总局贯彻“争取时间、掌握干线、打通四邻、主动联系”的方针，建立了一万七千二百里长的邮电线路(包括冀鲁豫区的山东部分)，冲破敌人一百二十多道封锁线，沟通了山东各个战略区的联系。为了保障战邮对急件的传递，各军区还设立了秘密便衣通信联络站。简易通信主要有司号、哨音、灯光、火光、信号弹、旗语、口令以及模拟各种声响等。团、营、连、排、班都设了简易通信员和简易信号观察员。简易通信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信人员培训和《通信业务》创刊
一九三八年五月，山东纵队为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在沂水岸堤镇开办第一期报务人员训练班。同年十月，一一五师师部为解决报务员奇缺的问题，决定在山西省孝义县下铺镇碾头村举办第一期报务人员训练班。从部队选调优秀干部、战士和从地方学校招收初、高中毕业生到训练班培训。一一五师开办的训练班，各电台队长轮流上课；山东纵队闻述尧同志既是科长、队长，又是教员。开始训练时，只有一两个电键和一个蜂鸣器，几十个学员轮流使用，好长时间才能用真电键练习一次。没有固定的课堂，大部分时间在露天地或树荫下上课。没有现成的课本，纸笔缺乏，练习簿正面写了反面写，铅笔短得捏不住还不愿丢掉。当地供应粮食比较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有的同志到敌占区背粮献出了生命。尽管学习、生活条件艰苦，但大家学习都非常刻苦，原定十个月的教学任务，半年就完成了。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从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四月，各办五期报务训练班，共培训报务人员二百五十八人，基本解决了报务人员缺乏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新的山东军区设参训队，其中通信训练队专门轮训通信骨干。一九四四年十月，因参训队人数众多，不便管理，山东军区决定以通信训练队为基础，在莒县成立山东军区通信学校，校长王海，指导员木干，教务主任孙虎，英语教员高飞，发报教员刘文。全校共一百四十人左右，分四个区队。一区队培训无线电分队长、报务主任和报务员；二区队培训有线电排长和电信技师；三、四区队培训新无线电报务员。第一批培训的报务员有七十人，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提前结业，其余人员也于翌年一月上旬陆续离校。在最后离校的学员中，有二十多名同志由周涌、郑立中同志带领，随罗荣桓、萧华同志去东北工作。
为总结交流通信工作经验，推动通信人员的业务技术学习，山东军区司令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成立山东军区通信业务研究总会，山东军区所属各军区、军分区以及独立团分别成立通信业务研究分会和研究小组，并由总会创办《通信业务》刊物。通信业务研究总会由山东军区司令部三科正副科长任总负责人。以周涌、闻述尧、李作鹏、阎捷三、倪士良、孙虎、尹健、张荆山、高健民、黄志才为总会常委会委员。除军区直属各电台队长、报务主任及有经验的机务员、技师必须参加研究外，还吸收其他部门有关的干部参加研究。各军区以三股长、电台区队长为研究分会负责人，除通信干部必须参加外，还吸收其他部门有通信工作经验的干部参加。各军分区、主力团以三参谋、电台队长为研究小组负责人，除报务员及其他通信组织干部必须参加外，还吸收有通信工作经验的同志参加。
通信业务研究会研究内容主要是：电台通报手续、通报规则、收发报技术，防敌窃听及纠察办法，敌后环境下的机器装置，节省器材办法，修理制造零件；随军电话架设，战场长途电话架设，有线电话、电报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各种电话机的改造使用，防敌窃听电话的措施；口令、信号、暗号、号音、哨音及其他各种音响通信的改进；旗语、灯光、火光、各种信号枪弹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对空联络记号；三科、股与电台区队的建设，指导工作的方式，工作制度介绍；器材的搜集运用；敌人的通信联络方法、规律以及对付的办法。各通信业务研究会(分会、小组)的研究成果，以及通信人员的学术文章、工作经验、体会等，通过《通信业务》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交流。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第一期《通信业务》正式出版发行。创办《通信业务》，标志着山东军区通信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通信器材筹措与供给
军区部队的通信器材，除了延安总部少量供给和友邻部队部分支援外，主要依靠自己筹措。军区成立材料股(组)，军分区指定人员，专门负责通信器材的保障工作。
缴获是通信器材的主要来源。据统计，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O年四月，山东纵队共缴获电台十七部，电话机二十五部及大批通信器材，在缴获中，由于有些战士不认识通信器材，被损坏的也不少。为此，山东军区司令部要求各部队做到：第一，对部队进行教育，重申不得随意破坏战场缴获的物品，尤其是不熟悉或不认识的装备器材；第二，召开干部会议，运用实物进行讲解，使连排级干部都懂得通信器材的一般常识；第三，参照缴获重武器的奖励办法，制定出缴获通信器材的奖励办法。
广泛搜集通信器材。一是战场搜集，由各通信科(股)组织实施。攻打城市时，通信科(股)派人参加城市接管委员会，负责搜集。野外战斗时，抽调机务、电话、通信人员组成材料组，在自己搜集的同时指导部队搜集。二是平时搜集，如国民党军队退却时掩埋或遗弃在乡村的通信器材；收购群众家里的破烂收音机，手电筒用的干电池，晾衣服的铜、铁丝；到敌占区割敌人的电话线、铁丝网；调查地主、伪军人员家中是否存有收音机、留声机等，出钱收买或动员他们交公。
通过关系到敌占区购买通信器材。其方法：一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购买，二是由根据地内的工商局建立一些通商供货渠道，三是利用敌商、财阀的下层商人零星运来，四是利用伪军的工作关系购买，五是利用商人关系到城市购买。一一五师派郭凤舞同志四下华中，行程几千公里，穿过数道敌人封锁线，历尽干辛万苦，购买了一批通信器材，基本缓解了器材供应紧张的矛盾。
当时，节约爱护通信器材，被当成一项政治任务。通信部门经常进行教育，增强大家节约爱护器材的自觉性；建立严格的器材保管制度、交接班制度；规定携带器材的方法，要求做到“人在器材在”。平时，通信人员精心爱护器材，尽量延长使用寿命。战时，许多同志为了保护机器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一九四一冬，一一五师在沂蒙山区反“扫荡”，为保护电台，有的报务员牺牲，有的负伤，大部分监护员牺牲。一九四二年冬季反“扫荡”，山东军区电台队长吴德山、张军，见习员牛振美等同志，在保护通信装备中英勇献身。
自己动手制造和修理机器设备。山东部队发展迅速，需要增设新电台。我们利用缴获、购买和搜集的零部件组装。没有绝缘板，就用桐木板代替；没有螺旋线管，就将破真空管的管脚和大无畏电池的硬外壳固定在一起当骨架，绕上漆包线，用蜡封起来用；没有天线电流表，就将小灯泡串联在天线线圈上来代替；为了解决电源，就把缴获敌人汽车上的发电机卸下来，用脚踏车做动力带动电机发电，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路子。
各军区和军分区逐步建立了较完整的通信系统之后，如何保证通信器材的供应与维修，也成为重大课题之一。一九三九年，胶东军区通信科组成三人电务研究所，一九四四年改为由二十多人组成的电信材料组，一九四五年又演变为电信材料股。先后集中了徐言智、李岗、许日奎、曲洪祥、袁耀南等十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同时培养了数十名新生力量，抗战结束时发展到八十余人。材料股负责人徐言智在一九三九年成功地研制了一台发报机，一九四三年又研制改装成功第一台手摇发电机，均迅速投入批量生产。
胶东军区还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于一九四O年初建立胶东理化研究室，一九四四年一月以此为基础建立茂林文具厂，生产干电池，同年十月又改建为胶东电工材料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厂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生产了急需的通信器材，为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选自中共临沂市委编《沂蒙将军颂》，个别文字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