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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郑渝川
《英国医学杂志》2016年刊文指出，医疗过失（可能）是美国的第三大死因，要高于乳腺癌、中风、阿兹茨海默病、意外事故、糖尿病和肺炎。这一说法引起了媒体和医学界的热议。
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临床教授、美国贝尔维尤医院内科医师、美国医师协会成员丹妮尔·奥弗里在其所著的《当医疗出错时：一位医生的痛与思》一书中表达了她的疑惑。她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医疗过失造成的死亡并没有肺癌、充血性心力衰竭、肺气肿那样频繁出现。但她确实也了解到，美国医学研究院等组织也曾公布了美国每年因医疗过失导致的数万例死亡案例等数据。
研究者不断给出数据，并且倾向于认为这些数据被低估了，而医生们则认为这些数据危险且夸大。《当医疗出错时：一位医生的痛与思》书中指出，不能说医疗界毫不关心医疗伤害、医疗过失问题，但清点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1956年，任职于美国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的住院医师罗伯特·莫泽发表论文，这是可追溯的首篇探讨临床医生所造成的损害的论文，发现有5%的患者经历过“一些不采用某种医疗手段就不会出现的疾病”。之后，耶鲁-纽黑文医院的住院总医师伊莱休·席梅尔在本院进行了实验调查，要求住院医师记录下任何意外事件，即便是必要和可接受的治疗或检查导致的。结果显示，即便在耶鲁-纽黑文这样的顶级医院，依然有20%的患者遭受了由医疗护理引起的某种伤害。但莫泽和席梅尔的发现，事实上遭致了美国医疗界的集体杯葛。
到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才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审视医疗伤害。哈佛医疗执业研究团队对美国纽约州的51家医院30000多份病例进行统计，发现3.7%的住院治疗引起了医疗伤害，其中14%是致命的——如果将该研究结果推延至纽约州所有居民，意味着1984年一年医疗保健在该州就造成了近10万例伤害。
造成医疗伤害、过失的主要原因是系统故障，而不是医护人员个人的问题。即便过失出自人的行为，比如护士拿错了药，也能找到导致过失出现的系统问题。例如，护士被不合理地安排了太多负责的病人，或者因为病人复杂，频频需要处理，护士思绪经常被警报器打断，或者药物的名字相似，或者干脆一样（但用法、剂量有差别），或者医院的各个药房把药物存放在不同位置，或者在荧光灯的强光下看不清严重反光的标签上的字，等等。
《当医疗出错时：一位医生的痛与思》书中指出，发生医疗过失，并被证实原因出自以上各项，医疗机构常常对责任人予以惩戒，然后对其他医护人员开展培训，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引发护士出错的系统问题。
当然，如《当医疗出错时：一位医生的痛与思》书中所说，可预防的过失和可预防的死亡存在性质上的完全不同。一个死于严重肺病或肝病的患者可能被给错了抗生素剂量，这就显示其经历了可预防的过失，也遭遇了死亡，但两件事并不是直接相关。因为正确的抗生素剂量，也并不会改变其救治无效的事实。所以，如果将在医治过程中经历过医疗过失而又死亡的患者，都统计为医疗过失死亡的病例，显然是不对的。
书中展现了多个严重医疗事故的全过程，并以此来一步步探索能够解决相关系统问题，从而更有效预防医疗过错的办法。一种办法思路是，借鉴航空业的检查清单（这一制度显著降低了飞机失事和乘客死亡的比率）。手术室清单制实施后，在伦敦、西雅图乃至坦桑尼亚和印度，并发症发生率从11%下降到7%，死亡率从1.5%下降到0.8%。当然，书作者也指出，手术室清单制要得到比较良好的应用，取决于实施医院医疗人员对这种制度真心认同。
第二种办法思路，其实在于医护人员要摆脱对医学科学理论、方法体系甚至是自己的经验的迷信，而应充分意识到其局限性。书作者以自己经历过的一次误诊对此进行了说明——当时，她并没有发现经常前来就诊、咨询关节炎、肥胖、甲状腺等问题的一位患者，实际上有贫血问题。在她休假期间接手该患者的另一位医生安排患者验血后，最终通过贫血查实患者患有多发性骨髓瘤。
书作者反思指出，贫血的原因很多，有可能是缺铁、B12、叶酸等营养，有可能是大量月经、出血性胃溃疡，还有可能是癌症，以及酒精、药物、毒素、艾滋病病毒等。她当时深感内疚，因为觉得没能洞察到患者的真正病灶，从而极大地延误了治疗——而这恰恰是她一直以来接受的医学教育和实践，常常是重复性地呈现智力探索，医学科学理论、方法体系是确凿无疑地对问题给出解释、解决。她没能预计到医学检查和诊断存在局限性，一些病症并未匹配教科书上陈述的典型症状。
“有经验的医生能够很快识别常见病情，我们在几秒钟内就会匆匆做出诊断。一旦我们找到似乎能解释这些发现的诊断，我们就不再寻找其他解释了。我们会停止思考。这种简单的模式识别在不复杂的情境下很有效，但在更复杂的情境下，它可能是圈套”。
第三种办法思路，就是降低甚至取消因为系统问题所造成的医护人员过失，也不由医院赔付医疗过错的相关费用，而是由医保、商业保险公司分担。这样一来，医护人员在报告这类过失时，不会因担心受到起诉或谴责而选择隐瞒，医院也不会采取不配合态度。
第四种办法思路，就是警惕电子病历，以及其他电子化、信息化的医疗诊疗系统干扰医护人员，造成思维碎片化，从而不能很好地应对复杂病情带来的整合性挑战。这并不意味着要弃用电子病历等电子化、信息化手段，而是需要通过医学教育、培训以及临床医疗流程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五种办法思路，就是要致力于为医护人员“减负”。美国纽约州曾在1989年严厉批评了该州医疗领域普遍采用的，典型的每周100-120小时工作制和36小时随叫随到轮班制。2003年，该州开始采用每周工作80小时的标准。医生工作量和疲劳度，与事故率直接相关。尤其是疲劳的医生、医生团队之间很容易出现交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