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国民党特务找到了当时身在香港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言之凿凿地告诉他说：
“上海将举行四·一二政变审判大会，届时将公审并枪决两名要犯。”
之前在我党的策动下，本已有归意的杜月笙听后，大惊失色，吓得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结果旧疾复发，最终死在了医院。
上海市要处决的两名要犯究竟是何人？杜月笙得知后又为何会被“吓死”？
平步青云后，投靠蒋介石
杜月笙原名为杜月生，于1888年在上海出生。他从小就父母双亡，在无人教养的情况下，他早早地就过起了浪迹社会的生活，先后卖过水果和蜡烛。
后来，杜月笙被一家妓院收留。也正是在这里，杜月笙结识了很多黑社会。在一个黑社会的引荐下，杜月笙成功拜了青帮大佬陈世昌为“老头子”，就此成为了青帮的一员。
后来通过陈世昌的引荐，杜月笙又得以到黄金荣的公馆中打杂。而黄金荣那时在法租界内任警务处的督察长，又是上海的黑社会老大，势力相当大。
杜月笙头脑灵活，机智过人，因此不久后就被黄金荣的夫人林桂生看中，从此步步高升，由一名替黄金荣拿大衣的家奴，逐渐上升为主持鸦片提运的关键人物。
杜月笙接手鸦片提运之后，立即纠合一批地痞流氓，通过打砸抢烧等手段，在法租界的烟土提运业务中迅速发展至一家独大。
杜月笙也因此在黄金荣团伙中一跃成为了，除黄金荣和张啸林外的第三号人物。
他与黄金荣的贪吝成性、无心政治不同，与张啸林的刚愎自用、心浮气躁也不同。
成为大亨之后，杜月笙开始拼命地洗白自己，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广泛结交文化界和政治界名人。
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不但成为他的座上宾，而且对他的“善行”也大肆褒奖。
比如著名政治人物黎元洪曾称他是“当代孟尝君”，著名社会活动家杨度曾称他是“既侠又儒”。
国学大师章太炎甚至专门运用《周礼》中“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典故，为他改名为“杜镛”，字“月笙”。
在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杜月笙甚至还对共产党人表示过热情。当时，上海军阀在四处逮捕了共产党人。
杜月笙得知消息后，当即找到上海工会的领导人汪寿华，向他建议说：
“共产党尽管到法租界开会与设机关，即使有人被捕，我也可以保释。”
但蒋介石攻占上海后，杜月笙又立即“审时度势”，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时，杜月笙为表效忠，竟背信弃义地制订了杀害汪寿华的计划。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就在“四一二”事变前一晚，杜月笙专门约汪寿华到他家里赴宴。汪寿华没有任何防备，就直接赴约了。
结果他刚到杜家，就中了杜月笙手下的埋伏，汪寿华寡不敌众，身受重伤。
为了掩盖杀人痕迹，杜月笙又让手下把汪寿华抬到郊外埋掉。当时汪寿华仍有呼吸，但杜月笙的手下还是残忍地将其活埋了。
次日，“四一二”事变正式爆发。杜月笙又在时任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策动下，联合黄金荣等人袭击了工人纠察队，并混乱中趁机屠杀了大量共产党人。
此举算是彻底得罪了共产党，也为杜月笙晚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但从当时来看，却也由此获得了蒋介石的青睐。
事后，为了表彰杜月笙的功绩，蒋介石不但特意封了他少将军衔，还许他当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顾问。
左右都逢源，抗日有贡献
由于杜月笙既有着巨大的“黑道能量”，又倍受蒋介石的宠爱，因此，不论是国民党的权贵显要，还是失意政客，都想与杜月笙结交。
而杜月笙也是不分贵贱，不论在朝在野、品位高下，都以谦逊态度尽力结交。
到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上海党部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社会局的许多中高级官员竟都成了杜月笙的门人，很多老牌的失意政客，更是沦为了杜月笙的食客。
取得政治力量之后，杜月笙又开始向工商金融界渗透。凭借黑道、白道、“洋道”三道通吃的本领，杜月笙很快就成为了几十个企业和同业公会的董事长或理事长。
对文化界、政界和商界的有力操纵，使得杜月笙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他越来越不满足于寄蒋介石篱下，开始谋求独立的政治主张。
1931年底，南京政府为渡过财政难关，拟将公债展期，杜月笙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了持票人会，进行了强烈的抗议。
在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事变中，杜月笙先是违背蒋介石的意志，积极组织上海各界，共同支持十九路军作战。
接着，他又加入到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请愿活动中，与众多进步人士一起，联名上书，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
1933年，杜月笙又和共产党员史量才等人一起，发起对市政府挪用复兴市政公债的抗议行动。
但杜月笙的这些行为，只能算是“小闹大帮忙”，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还是坚定地和国民党同流合污。
比如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学生奋起响应，却遭到上海市政府的严厉镇压，学生寄希望于杜月笙，但他却表态说：
“市政府之一切处置为适当。”
1936年11月，上海十万日本纱厂工人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罢工，但杜月笙先是想方设法地瓦解，不果后，又迁怒于救国会，一手策划了著名的“七君子”案。
不可否认的是，在全民抗日这一件事上，杜月笙还是大节不亏的。
1937年，日本方面曾专门联系杜月笙，表示希望与他合办利润丰厚的银行，但却被杜月笙严词拒绝。
卢沟桥事变后，杜月笙又参与成立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战。日军在攻占上海前，再次找到了杜月笙，想劝其与日本人合作。
但杜月笙仍未动摇，并因此而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上海，只身去往香港避难。
到香港后，他不但挂出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牌子，积极利用各种渠道筹款赈济受战争影响的人民，而且还为上海的抗日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
比如，他曾命令上海的手下，要积极协助国民党中的抗日力量，并且还成功策动了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长的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
此外，他也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也表示了支持，明确向潘汉年表示，决不允许部下阻碍中共的抗日行动，并且还为中共募集过经费用于教育文化。
但他此后的命运，也仍犹如秋后残叶，风雨飘摇、流落异地。
弃之如敝屣，无奈去香港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杜月笙也重回了上海。但此时的上海已经没有了租界，这就意味着杜月笙失去了借以生存、发展的治安死角。
他对国民党而言，也就不再有勾连帝国主义的价值。一向只重利益的蒋介石立即就将他抛弃，不仅没给他任何官职，而且还故意扶持他的门生吴绍澎，与他作对。
杜不敢公开应战，只能暗中勾结军统来反吴。结果军统攻倒吴绍澎后，随即就抢走了杜月笙朝思暮想的市参议会议长一职。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事事针对杜月笙。1948年夏天，国民党想在上海以抛售物资的方式来平抑物价，但最终失败。
蒋介石于是怪罪于杜月笙，认为是他在背后投机倒把。不久后，蒋介石又在上海搞所谓的“救济特捐”。
但55000亿元的目标迟迟无法达到，蒋介石再次迁怒于杜月笙，特命上海市警察局把他变相扣押了8小时，杜月笙只得拿出1000亿元法币来赎身。
接着，蒋经国又来沪打“虎”，他一点面子不给，直接抓了杜月笙的三子，不但将其下狱，而且还故意登报示众。
蒋介石的冷酷无情让杜月笙极其伤心，他多次对朋友说：
“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少飞。”
1948年10月后，国民党败局已定，杜月笙开始频繁与黄炎培、陈铭枢等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寻求退路。
黄炎培
黄、陈两人都曾劝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中共中央也从西柏坡发来广播，希望他留下来协助稳定和维护上海的社会秩序。
但杜月笙仍怕自己得不到共产党的谅解，因而迟迟下定不了决心。就在这时，蒋介石又亲自找到杜月笙，让他去台湾。
但杜月笙已经对蒋介石伤透了心，如今无权无势，到台湾后肯定更会被蒋介石凌辱，所以他就搪塞说：
“委员长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最近我的气喘犯了，台湾又湿又热，不利于养病，我想先治一下病，再去为委员长治病。”
蒋介石看他心意已决，也不再勉强，只是在最后丢下一句话：
“我向来爱憎分明，最恨变节投敌之人，也最念旧情，让你去台湾，只是不忍看你变成共产党的刀下鬼！你既然想杀身成仁，那就随你去了。”
这其实就是变相地警告杜月笙，不要留在大陆。向来机灵的杜月笙听完蒋介石的话，也不再纠结了，立即就带着家人到了香港。
处置中行事，吓死在他乡
到香港后，杜月笙只能和一大家子人蜗居在一间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不久后，杜月笙又哮喘病复发，整日痛苦不堪。
就在这时，著名银行家陈光甫来找杜月笙，告诉他说：
“昨天接到北京方面来电，北京中国银行已派人来港，要与我们见面。”
杜月笙当即就猜测说：“是否关于我们的股份事？”
原来，杜月笙和陈光甫等人，之前都是中国银行的发起人，并且一直持有着大量股份。1949年他们逃离大陆时，并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些股份。
此次中国银行进行改组，我党本可以全部没收他们的股份。但考虑到这些人在海峡两岸甚至在国际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以改组为契机，能把他们请回来，对我党的统战工作将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党就特意派人赶赴香港，邀请他们回北京来参加股东会议。
这些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来咨询杜月笙的意见。
杜月笙重新拿出大亨的派头，在香港的青山大饭店召集在港的股东开了会。在会上，众人意见纷纭，讨论许久也没出结果。最后，杜月笙一锤定音地说：
“大家都是老朋友，应该采取一致立场，决不能闹内讧、出洋相，叫外人看笑话。我们都算是有家不能回的异乡人，将来去哪里，还没有定数。
这事情人家完全可以不理会我们，但现在却找到了我们，这就是给面子，我们不能自讨没趣。”
听到杜月笙这么说，大家都以为他要回去，但没想到的是，杜月笙却纠正说：
“现在尚未到回去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出具委托书，让人替我们去参会。”
杜月笙的这个方案，为以后的选择，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所以很快就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
我党得知杜月笙的举动之后，也十分赞赏。为了“投桃报李”，我党专门选派杜月笙的老友章士钊、金山以及与杜月笙相熟的统战干部乔冠华、潘汉年等人，亲赴香港，劝他返回大陆。
潘汉年
杜月笙本已心动。但就在这时，台湾方面却忽然派人来到香港，告诉杜月笙说：
“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届时将公审并枪决黄金荣、杨虎等凶犯，您也要被押回上海执行，若无法押解其回上海，则就地予以处决。
不如赶快动身去台湾，否则悔之晚矣。”
杜月笙虽然此前与大陆方面有秘密接触，并且也知道中共方面对他的宽容态度。
黄金荣
但见来人言之凿凿，又想到自己在“四·一二政变”中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比黄金荣和杨虎二人轻，心里于是就不由自主地害怕。
在惊恐之下，他一连几天，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导致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自感时日无多，特意召家人来说：
“我现在这样，随时都能死了，趁着还清醒，还是早点留下遗嘱，免得到时后悔！”
就这样，杜月笙立下了第一份遗嘱，在各种政治势力中游走一生的他，在这份遗嘱中一字都没提政治，说的全是遗产继承等琐事。
但杜月笙并不能如愿不涉政治地制定遗嘱。台湾方面得知杜月笙病重后，特意派特务找到了他，硬逼他在一份早已写好的遗嘱上签字。
当时已是弥留之际的杜月笙看到第一句中的“匪祸中国”四个字后，本能地不想签，但最后还是在特务的逼迫下就范了。
1951年8月16日，一代枭雄杜月笙在香港病逝，结束了他很难盖棺定论的一生。
讽刺的是，当时身在大陆的黄金荣和杨虎虽然没有了以前的威风，过得确实也不好，但他们并没有被处死，最终也都算是寿终正寝，叶落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