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的一天，一位名叫曾龙的32岁男子来到北京火车站，去接自己多年未见的父亲。一趟列车靠站后，他在站台上紧张地寻找着父亲的身影。
曾龙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三十年代上海知名文化界人士、抗日战争期间打入汪精卫政权内部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袁殊。自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后，他已经22年未能和家人见面。这一次，袁殊终于请了假，得以回北京探亲。
袁殊
在之前的通信中，袁殊特意嘱咐曾龙，让儿子手拿一本《红旗》杂志，并带上8岁的孙女前来接站，这样方便辨认。然而，曾龙自信可以认出父亲，便没有照做。
可随着乘客一一下车，父亲却依然不见踪影，令曾龙有些着急。突然，他发现车窗边有一位老人，面容依稀有些熟悉……
“您是从武汉来的……”曾龙试探地问道。“你是曾龙！”袁殊叫出了儿子的名字。看着父亲苍老瘦弱的样子，曾龙一时之间难以把他同自己记忆中的爸爸联系起来……
时间回到40多年前。1931年，20岁的袁殊从日本回国，开始在上海出版发行周刊小报《文艺新闻》。
袁殊出生在湖北蕲春，父亲袁晓岚是同盟会成员，长期在外从事反清革命工作。在父亲朋友、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胡抱一的提携下，在上海读书的少年袁殊加入了国民党，并随其前往南京。
1927年，16岁的袁殊参加了北伐战争。两年后，回到上海的他以文艺青年的身份，加入了著名文学社团狂飙社。
到了1929年，在表嫂女同学马景星家里的资助下，袁殊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学东亚学院新闻专业。在日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在日本留学的袁殊
然而，由于日元汇率的变动，袁殊难以继续在日本的学业，于1931年初回国。同年3月16日，他用马景星的出资出版发行了第一期《文艺新闻》。
身为总编辑的袁殊，不久顶着压力，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公开报道了“左联五烈士”事件。这一举动，吸引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冯雪峰的注意，决定争取袁殊为左联工作。
于是，在潘汉年、夏衍等人的帮助下，《文艺新闻》的稿源质量迅速上升，发行量也随之水涨船高。与此同时，袁殊的思想开始左倾，并成为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员。
这年6月，袁殊向中国共产党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10月的一天，他接到通知后来到上海静安寺的一家咖啡馆。
原来，组织上已经通过了对袁殊的考察，由潘汉年和其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在这里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将他正式吸纳为共产党员。
从此，袁殊开始在情报战线工作，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他的单线联系人。王子春要袁殊寻找在敌人阵营中可利用的社会关系，袁殊很快想到了自己的表兄贾伯涛。
贾伯涛早年在袁晓岚的推荐下前往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并在国民党内任要职。于是，王子春指示袁殊与贾伯涛取得联系，请对方给自己谋职。
果然，贾伯涛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国民党CC系大将吴醒亚。
吴醒亚当时领导着国民党中统的工作。1933年，他成立了秘密情报小组“干社”，并任命袁殊为干社情报股股长。
看到自己深受吴醒亚重用，袁殊之后找了个机会，向对方要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于是，他得以经常出席各种记者招待会，了解到不少当局内幕。与此同时，袁殊同中统在上海的骨干丁默邨、李士群等人有了交情。
袁殊
不仅如此，在王子春的策划安排下，袁殊又结识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由于有过赴日留学经历，袁殊的日语相当不错。岩井英一有意拉拢这个中国年轻人，将其纳入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并每月支付他200元“交际费”。
就这样，身兼多个角色的袁殊，开始把日本人的情报分享给中共和中统。然而，不久后中共方面对他产生了不信任感，并于1934年底将其私下剔除出党员名单。
1935年初，袁殊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与王子春联系不上了。情急之下，他找到了夏衍，请对方转交一封给中共特科的信。
作为当时中共在上海的核心党员，夏衍对袁殊被剔除党员身份一事心知肚明，因此一开始不同意转信。但在袁殊的坚持下，他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将信交给了特工科负责人蔡叔厚。
不巧的是，此时蔡叔厚已经转调入第三国际特工组织任职。于是，他顺手将袁殊的信带入了新组织，并给他安排了新的上线接头人。
就这样，不明就里的袁殊又成为了第三国际的特工人员。不幸的是，1935年军统特工抓获第三国际工作人员，并顺藤摸瓜逮捕了被供出的袁殊。
得知儿子身陷囹圄后，袁晓岚去向国民党大佬陈立夫求情。于是，戴笠对袁殊没有深究，其在获刑后发还原籍湖北省反省院服刑。
在监狱里，袁殊的日子过得不错，父亲病逝后他还能够回家扶灵。而另一边，中统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都在大力营救他。
就这样，还没过完1935年，袁殊就被提前放了出来。重获自由的他立即返回上海，却发现与中共彻底失联。
袁殊
到了1937年，袁殊在与冯雪峰取得联络后，以非中共党员的特工身份向潘汉年提供情报。与此同时，他重新归入中统阵营。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的合作逐渐紧密。淞沪会战开始后，一天清晨，戴笠突然来到已成为袁殊妻子的马景星家里，约她的丈夫第二天上午面谈。
得知这一情况后，袁殊立即向潘汉年进行汇报。潘汉年经过分析，认为戴笠是想让袁殊为自己做事，这一机会十分难得，可以趁机打入军统内部。
于是，第二天袁殊如约去见了戴笠。果然，戴笠向他交代了工作，给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无论将来时局如何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就这样，袁殊又有了一个新身份——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上海沦陷后，他继续留在那里，并于1938年策划了爆炸汪精卫政权76号特工总部的行动。
然而，就在计划将要实施时，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投靠了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将袁殊出卖。袁殊落入了李士群手中，处境不容乐观。
不甘心坐以待毙的袁殊，利用妻子马景星前来探视的机会，暗示她去找潘汉年。潘汉年得知后，交给马景星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通知岩井救人。”
果然，岩井英一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想方设法将他保了出来。当然，岩井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他希望袁殊可以与自己“合作”，帮助汪政权做大做强。
潘汉年抓住这一机会，要袁殊将计就计，再次打入日方内部。就这样，袁殊成为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的成员。
1939年11月，在岩井英一的要求下，袁殊写出《兴亚建国论》，发表在了各大报刊上。这篇文章公开鼓吹与日本人进行合作，令很多爱国人士深感愤怒。
不仅如此，岩井英一还让袁殊组建了“岩井公馆”（即“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后来，袁殊又加入汪精卫政府，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汉奸”。
岩井英一
于是，中外情报史上精彩的一幕出现了：袁殊在上海打着日本人的旗号设立了合法据点，在对方眼皮底下安插了共产党情报人员和电台；潘汉年在袁殊的保驾护航下，出入日伪机关如履平地。就这样，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被中共获取，而日方和汪伪却浑然不知……
1940年，袁殊以“兴亚建国”代表的身份应邀访问日本。在那里，他根据各种信息，判断出了日方的战略动向：南进东南亚，暂时放弃北进苏联。第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袁殊又作出了“日本不会放弃南进”的判断，并汇报给潘汉年。延安方面将这一重要情报转告苏联后，对方将东线的40万兵力统统调到西线，为后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奠定基础。为此，苏联方面特意致电中共表示感谢，潘汉年也因此事备受中共肯定。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结束，这年9月中共党组织通知袁殊，要他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也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授予其中将军衔。
此时的戴笠还不知道，袁殊即将永远地离开自己。同年10月7日凌晨，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袁殊等人回到了苏北解放区。
不久后，军统终于发现了袁殊的中共党员身份。他们下了全国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他的家。袁殊的第二任妻子王端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巧妙脱身后回到了上海。
另一边，来到延安后的袁殊，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曾达斋”。1946年秋天，他被调到华东局担任社会部高级研究组组长，参加了破获军统潜伏组织的工作。次年，袁殊随组织转到大连，任中共旅大地委财经调研室副主任。那期间，他多次前往香港主持贸易工作，并开设文物店和商行作为掩护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李克农亲自将袁殊调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专攻日美情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务院情报总署和中央军委联络部都留下了孜孜不倦工作的身影。
1955年的一天，袁殊前往北京饭店看望来首都开会的潘汉年。这次见面中，潘汉年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潘汉年
仅仅几天后，潘汉年便一语成谶遭到逮捕。又过了二十多天，李克农以开会为由将袁殊请上车，结果直接开到了监狱门口……
在被收押十年后，袁殊获刑12年。1967年刑满释放后，又因为大环境再度被关8年。1975年，64岁的他离开秦城监狱，来到了武汉大军山少管所。
在那里，袁殊终于被允许通信。此时他的家人只剩下几个子女，袁殊便给他们写信，说明了自己现在的情况。
就这样，袁殊重新和子女们取得了联系。1976年7月，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已请了假，将回北京探亲。对此，他的几个孩子内心十分复杂。
1977年5月，袁殊乘火车回到北京，见到了阔别22年的孩子们。这位父亲将自己带来的军事法庭判决书给他们看，子女们看完后纷纷沉默了：“国民党CC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父亲竟然是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
此时，坐在角落里的袁殊开了口：“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
那一次回京探亲之旅，袁殊和子女、亲属们见面不过三四次，但已经能准确说出每个人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对此，儿子曾龙感叹道：“不愧为老牌特务”。
曾龙曾问过父亲，中共、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各有什么特点？袁殊说，共产党组织纪律最严明，日本人行事很精细，而国民党讲究同乡等人情关系，最容易对付。
1982年8月，已经离世的潘汉年获得平反。一个月后，袁殊也被宣判无罪，在北京西苑分到了一套住房。
袁殊（右二）等人
后来的几年里，袁殊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情绪也变得难以控制，时常号啕大哭。1987年11月26日，他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陵园的烈士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