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中国娱乐100年·血泪史 ｜ 第六期：陈凯歌和陈红的“第三个孩子”》。
陈凯歌的“第三个孩子”《无极》在口碑上失败了，它再一次输给了张艺谋的《英雄》。
过去这30年，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了。
尽管在电影史上，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未有任何官方就“张艺谋和陈凯歌恩怨往事”的记载，
但所谓“王不见王”，学界普遍认为——老谋子和凯歌的恩怨和分歧，是从他们的第二次合作，
那一部著名的献礼片《大阅兵》开始的。
外界曾传言，在拍《大阅兵》的时候，
两人因为各自的艺术理念的冲突，
在片场经常爆发冲突，有一次两个人情绪上头，脱下衣服就，你一拳，我一拳的斗殴了起来，
谁赢了，就听谁的意见。
旁边的人都不敢拉，
两个人打的鼻青脸肿，最后谁也不服。
拍完这部《大阅兵》后就分道扬镳了。
两人在片场大打出手的惊天爆料，
来自90年代报刊亭小报，
千禧年时，曾有娱乐记者问过参与过《大阅兵》拍摄的工作人员，张艺谋和陈凯歌是否真的在片场打过架，工作人员说的却是：不记得了。
是真是假，现在已无从考证了。
唯一可以考证是，在拍摄《大阅兵》的时候，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又臭又香的。
在老谋子的他者自传《宿命：孤独张艺谋》里，
曾记载过这样的一件事。
那是1985年的夏天，湖北武汉。
凯歌请他去做《大阅兵》的摄影师，老谋子欣然赴约。但是由于《大阅兵》是一部献礼片，剧组规模非常庞大，一架飞机根本塞不满。
他们决定把人跟器材设备分开，
人坐飞机去武汉，
摄影器材就走铁路运输。
但这样的话，负责摄制的小组就要多跑一趟了，老谋子和他的摄制小组，对此并没有意见。
那会的老谋子，心中满是中国电影的未来，为了把钱花在刀把上，多跑一趟，又算的了什么事。
所以其他剧组人员坐飞机到达武汉后，
第一时间就去下榻的酒店休息了，
老谋子和他的摄制小组，
还要立刻赶坐吉普车去火车站接器材，
火车晚点，还是准点根本不知道，
摄制组必须提前两个小时到达火车站，
等到老谋子他们在一路摇曳中开着212吉普车，把器材运回到剧组基地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卸器材的时候，人都无精打采的，
他们太累了，车开到剧组驻地后，大家都躺在吉普车上休息一会，制片部的陈立国拉开出门，拉开车门下车，说是要去小便，但是没几秒钟他就跑回来了，惊慌的喊道：“艺谋，飞碟！”
迷糊中的张艺谋，
突然惊醒，他跳下吉普车，
「抬头一看天空，一个大的像洗衣盆的物体，倾斜着45度角，悬停在空中，一动也不动。」
朋友为其写的自传《宿命：孤独张艺谋》记载道：“从看到的那个瞬间，张艺谋就确信它是飞碟。”
张艺谋十分肯定的告诉说：“只要你见到，就知道不可能是误判，因为在经验里没有和它近似的物体。它和探索杂志上刊登的图片一模一样。”
但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
就在老谋子确信那巨大的盆子是飞碟后，他像是被外星人绑架了一样，瞬间就没有什么记忆，
同行的6个人也跟集体中蛊一样，他们没有任何人拿出手头上的摄像机拍摄，眼前这千载难逢的奇迹时刻，他们只是在边搬东西边讨论。
等到他们恢复意识的时候，
飞碟正在向内收敛，消失了。
消失后，天空中出现了一朵像“核爆炸似的”粉红色的蘑菇云，云是如此的璀璨，但老谋子却对那粉红色的云感觉到十分的恐惧和害怕。
第二天，整个剧组都在讨论这件非常奇迹但又怪异的事情，唯独作为导演的陈凯歌非常冷静。
他依旧做着他手头上的活。
多年后，有记者问陈凯歌：
“当年是否亲眼看见UFO？”
陈凯歌摇头了摇头，回答：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答案是“不知道”，记者的“问题是看见”，陈凯歌不应该回答是：“看见”和“没看见”吗，
没有人知道陈凯歌心里是怎么想的，
记者也没有继续追问。
倒是有心理学家解读说：人在经历过严重的伤害和冲突后，经常会以异想天开的想法来解构这件事，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和身体压力。
意外之意：所谓的“UFO”事件，本质上所描述的是“张艺谋和陈凯歌在片场打架的想象化描述。”
专家也只是猜测，真实性无从考证。
倒是，学界普遍认为：
是否真的存在“UFO”事件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UFO”代表什么。
对张艺谋来说，之所以飞碟存在，
是因为天马行空和近乎癫狂的想象，本就属于老谋子的电影叙事，他的电影画面也都是这么拍的，
对陈凯歌来说，飞碟的存在“不知道”，
是因为那癫狂的想象，不属于陈凯歌的叙事，陈凯歌的电影叙事一直都是自我表达的延伸。
这一点，在他们合作的《大阅兵》也能看出来。明明是两个人的合作，却是这次合作的艺术理念却跟四分五裂一样，把一部电影拍成了两种表达。
老谋子的“室外”戏，
拍的气势恢宏和令人震撼的整齐。
凯歌的“室内戏”，
则有一股书生意气的委婉和不快。
对于老谋子而言，电影更像是他的爱人。
他享受电影的创作，享受电影带来的一切，与此同时，老谋子也更加的包容，所以他能够在艺术和商业的市场里游刃有余，不断的突破自己和创新电影。
而对陈凯歌而言，电影更像是他的工具。
在电影的世界里面，陈凯歌酣畅淋漓的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传达着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电影是他的工具，一个利用它传达自我的工具。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陈凯歌的电影里的自我，就“棱角分明”，商业化转型并不顺利，陈凯歌的自我表达上别具一格，多少人爱就有多人恨他。
没人知道《大阅兵》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似乎他们那天谁也没有说服谁，因为理念问题，两人在《大阅兵》拍摄结束后，就分道扬镳了。
分道扬镳后，
张艺谋回到了西影厂，帮吴天明拍摄《老井》，
而陈凯歌则继续负责《大阅兵》的收尾工作，每天有16个小时待在电影暗房里负责剪辑片子。
但就像我前面说的，电影是陈凯歌表达工具。
原定用真实的阅兵镜头作为结尾，
最后被换成了是“士兵在艳阳地下的模糊身影”，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设定。
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关系之中，陈凯歌的设计的台词非常的隐讳，像是话里有话，像是陈凯歌在电影里面又很隐晦地批评了中国人的民族观念。
这部《大阅兵》明明是献礼建国35周年的献礼片，凯歌还是拍成一个非常自我的“陈凯歌电影”。
尽管审查部门并未干涉凯歌的剪辑创作自由，但还是触动了领导们的神经。于是原定在参展1987年戛纳电影节的《大阅兵》最终被撤下。
这是陈凯歌，第一次在电影上失意。
而就在陈凯歌失意的那会，老谋子红了。
他跟吴天明拍的那部《老井》原计划是担任摄影师的，但是临近开机也没找到男主角，最后吴天明看老谋子身上有北方人的那个倔强和倨傲。
吴天明就半推拉的哄着老谋子做了主角。
老谋子也没演过戏，但他知道人物要的是哪种感觉，于是他就每天把自己放在大太阳底下晒，把手放在砂土里搓来搓去，就是为了让自己粗糙点。
拍井下戏的那天，老谋子为了让演出奄奄一息的感觉，3天没有吃饭，每天就靠喝500毫升的水...
老谋子就是靠着这股劲，拿下了东京影帝，并在一年后拿下金鸡和百花影帝，一夜成名。
有人劝过老谋子，他应该做演员，做演员他是有天赋的，未来高度肯定是中国演员的金字塔顶尖。
老谋子倒也不是没心动过，
毕竟跟费脑筋的导演工作比起来，做演员是要轻松的人，也容易的多，出名来的快，挣得钱也多。
可，真的就要这么放弃了吗？老谋子不甘心，而就在此时，“王不见王”的陈凯歌又刺激了他。
1986年7月，陈凯歌要拍《孩子王》了。
尽管是凯歌的第三部长篇电影，但却是他最钟爱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对于陈凯歌的意义很大。
当年，电影拍的都很顺利，最后在展出的时候因“西影厂”和“中影厂”两个大厂之间的矛盾，导致陈凯歌帮西影厂拍摄的《孩子王》并没有被邀请出现在中影厂举办的第一届电影展上。
时任西影厂的厂长吴天明非常生气，私事是私事，工作上的事情是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能因为两厂之间的矛盾，就让电影成为牺牲品，这不对。
吴天明专程从西安跑到北京，租了一个放映室，打印了电影海报，让手底下的人把电影宣传海报就贴在影展的入口，中影的工作人员拦着不让贴，吴天明直接就坐车去了中影的公司大楼，要搞事。
他把《孩子王》的宣传海报，递给了正在吃饭的外国电影人，还有国内的媒体人，普通观众....
因为害怕跟中影的人起暴力冲突，
吴天明还特意留了一手，
对面要是敢先动手，就拍照，直接曝光。
作为《孩子王》的导演，陈凯歌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事后他对着采访公开说道：“我陈凯歌可以对不起任何人，唯独我不能对不起吴天明先生。”
吴天明带着《孩子王》闯中影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老谋子也握紧了拳头，他不能走在凯哥后面。
7月份《孩子王》刚开机的时候，
老谋子就听到风声，他也要自己拍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后来名震江湖的《红高粱》。
莫言是在1986年3月第3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表的《红高粱家族》的第一期《红高粱》，
张艺谋看到的《红高粱》的时候，已经是7月了。老谋子生怕别人先行一步拿到了《红高粱》的版权，上午看完“红高粱”的故事后，下午他就直接骑着自行车去了莫言就读军艺的宿舍楼。
7月，正值暑假。学校里本来人就不多，宿舍楼也没几个人，老谋子到了宿舍楼底下，就开始扯着嗓子大喊：：“莫言！莫言！莫言！莫言！”。
莫言一打开门，眼前的人跟黑煤炭一样。
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是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也就是特别简陋的那种，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摘自：莫言采访录
张艺谋很直接，莫言开门后，单刀直入说想要《红高粱》的版权，莫言本就对电影也很感兴趣，于是两人不到10分钟就谈妥了所有的细节。
几天后，老谋子带着《红高粱》的最终定稿剧本交给了莫言，让提提意见，莫言看完犯迷糊了：
“5万字的小说怎么被改到1万字了？”
老谋子解释说——
“电影剧本和文学小说是两码事”。
莫言将信将疑，后来等到《红高粱》开机，莫言去现场看了几场戏才明白，原来电影做的是减法，它不需要像文字那么的具体去描述。
莫言觉得自己对电影一窍不通，转头回了北京，继续在文学的路上高歌猛进，再也没掺和过拍电影事。后来，老谋子不管问什么，他都说好。
莫言去了北京后没多久，北京有人给老谋子带来消息。说：「柏林国际电影节向咱们发出了邀请，我们可以挑选两部电影送去参展，但是报名单和参赛影片必须在1987年12月1日之前交给柏林，
原计划总局送的是陈凯歌的《孩子王》和黄建新的《黑炮事件》，但凯歌的《孩子王》拷贝还没做出来，你赶紧把《红高粱》拍完指不定有戏。」
于是老谋子赶紧加快了速度，终于赶在了截止日期前把《红高粱》拍完了，但是《红高粱》拍完后，陈凯歌的《孩子王》已经把做好拷贝和字幕了，参赛的报名单，总局也报给柏林那边去了。
老谋子没戏了，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可，命运的女神，
真就是在冥冥之中眷顾着老谋子。
又有事情发生了——
总局刚把《孩子王》的名单报给柏林没多久，法国的戛纳电影节又直接向《孩子王》邀请参赛。欧洲的三大电影节，在业内普遍认为，法国的戛纳才是老大哥。于是，在戛纳发出邀请后，
总局又立马把《孩子王》改送去了法国戛纳参赛，《红高粱》则以备选影片的身份送去了柏林。
面对这种中途更改，柏林的评委会主席团们非常的生气：“你们什么意思，看不起柏林是吧？”
因此老谋子的《红高粱》送去柏林后，那群主席团的评委们连看都没看，直接堆在仓库里放着。
后来是当时的一位华人制片人，在其中游说，并自费添加了德语字幕和英文字幕，邀请评委们去看这部《红高粱》，这一看就不得了。
评委的态度们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红高粱》简直太牛x了”。
终于，在1998年的2月，张艺谋凭借着《红高粱》捧下了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大奖“金熊奖”。
消息传回国内后，整个中国都在议论着那片在红高粱发生的那个故事。庆功宴的上，老谋子搂着莫言的脖子，红着脸说：“愿为明天，肝脑涂地”。
那天，老谋子兴奋到难以入眠，
同样，反转难眠的还有陈凯歌。
柏林的评选结果出来，戛纳还要再等3个月。
1988年5月11日，戛纳评选结果出来了。
陈凯歌的《孩子王》遗憾出局。
那一天，陈凯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老谋子仅凭借着处女作就走到了他的前面，而那一年周晓文和芦苇合作的《疯狂待代价》又在国内大卖，拿下了那年的国内票房冠军。
商业片没拍好，艺术片又颗粒无收。
陈凯歌感到前所未有的彷徨。
但就在陈凯歌失意的这一天，有个叫徐枫的人拿着一本《霸王别姬》找到了陈凯歌，对着陈凯歌说：“凯歌导演，这部电影只有你能拍。”
凯歌接过了那本小说，但彼时的他不想拍电影。
没多久后，陈凯歌应美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及纽约大学的邀请，赴美访学，一去就是3年。
陈凯歌不在的3年里，
老谋子逐渐成为了国内最大牌的导演，他跟巩俐的八卦新闻，时不时就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那大概是老谋子最为春风得意又潇洒自在的日子了。
三年后，凯歌回来了。
凯歌回来了，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还在读书的黄磊，拍了部《边走边唱》。尽管三十年后，黄磊仍然感激着当年凯歌给他的那次的机会，但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口碑并不好，票房也不行。
新电影失败后没多久，凯歌的婚姻也破灭了。
他第二次离异了，整个人都是乱糟糟的。
直到他无意间拿起了《霸王别姬》的小说。
他看完小说后，就觉得改的空间很大。
兴奋的陈凯歌找到了芦苇，把《霸王别姬》的剧本给了芦苇，问芦苇怎么看李碧华的这部小说。
芦苇说：“李碧华写的这《霸王别姬》无非是就是一男女情爱的二流小说，格局不大。”
凯歌回：“甚至连二流都算不上。”
但他们一致认可，李碧华的《霸王别姬》的原著，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叙事框架，
它非常利于电影化的改编。于是，凯歌决定就拍《霸王别姬》了，剧本创作就由芦苇来总编剧。
芦苇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我写剧本可以，但是凯歌你不能以导演的身份随意改。”
陈凯歌答应了。
几个月后，芦苇把改完的《霸王别姬》的剧本交给了陈凯歌，陈凯歌看完之后非常满意，
但是他对着芦苇说——
“这结局得改一下，格局太小了。”
芦苇就问要怎么改？
陈凯歌说：「你看这李碧华的原著写的是，若干年后，程蝶衣和段小楼的香港浴室意外相遇，两人都是赤裸着肌肤，坦诚相待，回首前尘，感概不以，但当他们走出门后，还是各走各的路。
你不觉得这很俗套吗？你还记得《芙蓉镇》里，刘晓庆的那句“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的吗？
当太多的人像牲口一样活着，或准备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时，甚少有人抗争的静默才是最可怖的。
所以程蝶衣的结局必须死，
但是不能让他在医学上的死，得让他在心理和生理上进行一次死亡。毕竟，程蝶衣就是在演一个人的故事，跟那些历史和政治都是饱满个人形象背后的氤氲隐隐无关。我觉得结局就是，程蝶衣就是想告诉段小楼‘我爱你’，虞姬一直爱着霸王，并且要用死再最后一次告诉你，‘我爱你’。”
但是这个“我爱你”是不能够用说的，
那样就太庸俗了。
你看不如这样，加一段小说里没有的情节，把程蝶衣设置成是六指，斩断六指他就成了一个女人
‘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削去了头发’，
程蝶衣如何不断念错这句被打，都是从六指情节里生出来的。说到底程蝶衣的故事是从如何拒绝成为男人开始的，而在成为虞姬而结束的。」
芦苇觉得这个想法好，立马就改写了剧本。
而李碧华也觉得陈凯歌的想法超前，她也把这一切加入的新情节，写进了自己的原著小说里。
多少年后，芦苇还是对那个时候的陈凯歌念念不忘，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几乎是倾尽了他这一生所有的才华与智慧，以至于在他到达巅峰之后，标准设的太高了，没一部能超越前作。
1994年2月10日，李安的《喜宴》和谢飞的《香魂女》拿下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大奖。
仅仅两个月后，也就是1994年的4月。
陈凯歌在阔别6年的中国主流电影大舞台后，终于顺走了戛纳的金棕榈大奖，重新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舞台中央，而老谋子也不甘示弱，拿着余华的《活着》找来了“中国第一编剧”芦苇拍了“活着”。
那个大舞台后，在做演员前，原本还在卖猪的葛优，靠着《活着》顺走了戛纳影帝，一时间风光无限，而望眼那几年的华语电影，2年4部传奇，即便放在全球电影史上也是不曾有过的奇迹。
1994年，人们奔走相告——
中国电影的巅峰，终于到了。
从1984年的《黄土地》到1994年的《霸王别姬》，
从凯歌开始，又到凯歌登顶后的结束。
现在是2024年，时间一晃40年。
还记得——
《黄土地》那年，陈凯歌31岁，张艺谋33岁。
《霸王别姬》那年，陈凯歌41岁，张艺谋43岁。
那时的他们还没感觉到岁月在身上留下的痕迹，他们觉得一切都正值壮年，未来还有无数个戛纳大奖，柏林大奖，威尼斯大奖在等着他们。
然而电影史书上所记载的是——
1994年的“文艺黄金十年”结束后，一个新的商业化时代的浪潮就是开启了，而他们这些“文艺黄金十年”的领军人物则在这个通往新时代的商业浪潮的船上，四处受挫，没有安全感，也没有方向。
纵使是老谋子，也用了8年时间，才跟上了那辆通往时代的船，只是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其他登上船的人是乘客，而老谋子用一部《英雄》开启了中国内地的大片时代，正式成为了新浪潮的舵主。
凯歌不甘示弱，仍然在追赶着。
王不见王，他们谁也不服谁。
你拍一部《英雄》，我拍一部《无极》，你拍一部《赵氏孤儿》，我拍一部《满城尽带黄金甲》...
70多岁了，他们还是那么的固执，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固执，才造就了华语电影的辉煌灿璀璨史..
你可以批评他们很多电影，但70多岁了，还在拍电影，拍好电影，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记得那还是1984年的，张艺谋以摄影师的身份要拍《黄土地》，是他跟厂里的领导建议，请在北京儿童制片厂做副厂长的陈凯歌来做摄影师。
那年的他们，共同踏上去了陕北的火车。
去的时候，还是秋季。
老谋子穿的还是那双单薄的军绿色解放鞋，凯歌就带了一件很薄的西装外套，那会的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陕北的天变的特别的快，他们即将在零下十几度的陕北高原，漫山遍野的跑了2个月。
那会的中国电影就跟陕北一样荒凉，
却因多了一群热情的人，而有了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