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书单2022.12
在这个社会中，处处存在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有令人发指的恶行，有对罪行的熟视无睹、包庇和粉饰。但这些社会问题为何会突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经由长期关注此议题的NGO的运作，新闻媒体系统而全面的曝光，律师、公诉人的据理力争而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出圈了”。全社会如何看待这件事变得至关重要。那么，这个“出圈”是如何发生，我们如何推动一个议题出圈，全社会要如何重新编码、演绎这些社会问题，又会碰到哪些阻碍，最后又会如何达成新的社会共识？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和《社会生活的戏剧》以新的视角解释了这些问题，为社会运动如何取得成果，争得政治权利提供了线索。
本期回响书单的主题除了论述各类社会危机的#问题、危机到运动之外，还有关注不同政治思想的#政治观念的诞生与演变，献给女孩子的读物#女孩的翅膀，透视媒体内外的#第四权力的抗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普通人的生命回响，剖析当代精神危机的#现代人的精神震荡，以及纵观近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她们的血与肉。
1#政治观念的诞生与演变
不足百年却激烈震荡，从而催生出了形形色色的思想。
平等是好东西，但强制施行的绝对平等不是。
古希腊时期并没有学科壁垒，哲学家可以用剧作来表达其哲学，剧作家的戏剧也可以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思想，戏剧甚至被视为公民教育的绝佳手段之一。因此，从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华夏出版社，黄薇薇 译）解读出丰富的政治思想也就不足为奇。这部喜剧讲的是一群本没有公民权利的女性假扮男装混进公民大会并掌握权力后，在城邦内推行绝对平等的政策，从而引起一片混乱。阿里斯托芬借这部喜剧想表达的是，平等是好东西，但强制施行的绝对平等不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其中，厌女偏见之源远流长也可见一斑。
相较于古代，现代政治思想呈现出一副完全不同的面貌。《现代政治思想史：从霍布斯到马克思》（［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上海人民出版社，周保巍等 译）勾勒了出了西方现代思想史的大致轮廓。本书借鉴但不囿于剑桥学派的研究进路，注重将思想家置入他们所处的时代语境中加以考量，从而呈现出一部既注重经典文本本身，也注重孕育出经典文本的历史背景的重磅作品。
尽管汉普歇尔-蒙克等许多人将现代政治思想的起点定位在霍布斯，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洛克才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政治学之父，《洛克集》的策划团队显然持此观点。入选其中的《洛克的政治思想》（六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赵保庆 赵雪纲 译）出自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约翰·邓恩之手。在本书中，邓恩认为，无论给洛克贴何种标签，都不能脱离其真实的历史语境，进而批评了麦克弗森和施特劳斯两种洛克解读的时代误置，并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即洛克研究应根植于其神学底色。
正因为社会文化的差异，日本思想史呈现出与西方迥异的面貌。《日本近代思想史》（［日］鹿野政直，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周晓霞 译）聚焦于19世纪下叶到20世纪上叶，即从幕末至战后的日本思想。在这期间，日本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冲击，通过改革从世界角落跻身全球强国，进而自我膨胀直至大翻车，不足百年却激烈震荡，从而催生出了形形色色的思想。本书以“国与家”和”东与西“两大主题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概况，并细分为若干个具体的方面，展现了日本面对社会剧变时的所思所想。
除了围绕经典文本、人物思潮、国别断代外，思想史研究也可以围绕观念来进行，《解放》（［英］欧内斯托·拉克劳，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白虎 译）就是一本以观念为中心的作品。本书针对“解放”这一观念，考察其从启蒙时代以来被建构和重构的历程，并据此从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反思如何在20世纪末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政治身份这一挑战。
2#女孩的翅膀
“不要折断女孩的翅膀”。
身体自在了，心灵才有展翅高飞的力量。
她们鲜活的形象，反衬出社会传统加诸女性的种种无名桎梏。
“不要折断女孩的翅膀”，上野千鹤子在《女生怎样活？：上野老师，教教我！》（上海三联书店，匡匡 译）引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优素福扎伊的父亲的这句话，表达了她对少儿教育现状的不满：不仅相关名著的对象自动默认仅限男性，而且还对“大作家、思想家”视野之外的女孩施加种种限制：不但不像对待男孩那样为女孩提供助力，还不遗余力地要折断她们的翅膀。正因为有以上不满，才有了这本《女生怎样活？》。本书从学校、家庭、婚恋和社会政治四个方面，以回答读者来信的形式，向青春期女孩解释了一个典型的日本女性所要面对的（其中大多数也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种种不公，解释了这些日常现象背后歧视女性的本质，并鼓励女孩们同这些现象作斗争。由于预设读者是青少年，全书不掉书袋，没有深奥的理论，而代之以流畅浅白的语言，读来分外亲切。
相较于上野所述的种种折断女孩翅膀的行为和观念，凯特·伊丽莎白·拉塞尔所虚构（但同时在无数各角落里真实发生过、正在发生着、即将发生）的这个事件则更为残酷。在小说《我暗淡的凡妮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孙依静 译）中，拉塞尔讲述了15岁的凡妮莎如何一步步落入学校老师名为爱情实为性侵的圈套中而不自知的过程，以及32岁的凡妮莎抗拒认清当年事情真相的心态。这是一个残酷的虚构故事，但它能帮助避免发生更多残酷的真实事件，保护现在和未来无数的女孩平安长大。
另一方面，女孩顺利成长也离不开衣装的助力。《内衣课：修订升级版》（于晓丹，中信出版集团）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各类女性内衣的演变史，以及与之相应的女性生存环境和生命空间的变迁史。随书附带的小册子讲解了选购和洗护内衣的知识。身体自在了，心灵才有展翅高飞的力量。
没有被折断翅膀的女孩会长成什么样？《“女巫”：不可战胜的女性：不可战胜的女性》（［法］莫娜·肖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崔月玲 译）和《不做乖女孩：八个绽放的故事》（［意］莫拉·甘奇塔诺、［意］安德烈亚·克拉美第奇，上海人民出版社，梁海涛 译）从各自的角度展现了女性精彩纷呈的面貌，足以作为女孩们效仿的榜样。《“女巫”》从欧洲历史上的猎巫迫害以及因猎巫迫害所带来的恐惧导致女性自我规训开始讲起，揭示了猎巫迫害背后的厌女本质，并赞颂了女巫污名所代表的独立女性的形象。《不做乖女孩》则从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撷取了八个女性角色，通过她们鲜活的形象，反衬出社会传统加诸女性的种种无名桎梏，从而鼓励广大女性自我觉醒。
3#第四权力的抗争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信息的自由流通。
“足利事件并非终点，而是起点”。
最聪明的大脑做出了无数愚蠢的决定。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信息的自由流通，媒体工作者们通过挖掘事实、揭露真相监督权力机构的运作，因而被认为掌握着第四权。《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文汇出版社，曾玉婷 译）是日本知名调查记者清水洁的又一部代表作，讲述了一系列被错判的诱杀女童连环案。就在该案即将超过追溯时效，犯人将永远逍遥法外之时，作者以一己之力指出警方如何指鹿为马，媒体怎样被牢牢操控，司法系统又如何与二者联手修建起坚不可摧的围墙。虽然此案最终平反，但这类情况并没有改善，“足利事件并非终点，而是起点”。
《堆芯熔毁 :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实录》（[日]大鹿靖明，上海译文出版社，熊芳 译）和《昭和解体 : 日本国铁分拆和民营化的真相》（[日] 牧久，上海译文出版社，高华彬 译）同样是两位日本记者的纪实作品，分别对福岛核电站事故和八十年代末日本国有铁路的拆分和民营化进行了深度调查和揭露，前者指出那些政界精英、业内专家、金融英才在国家危机面前，如何被体制禁锢，被利益蒙蔽，最终使得这些日本最聪明的大脑做出了无数愚蠢的决定；后者则梳理了“国铁分拆和民营化”过程中政界、管理层及工会之间的复杂斗争，剖析这一事件后来如何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格局，从而成为“战后昭和时代最大的政治和经济事件”。
如果说社会新闻记者所受的压力常常是无形的，那么战地记者要面对的则是真枪实弹的威胁。普利策奖得主厄尼·派尔自1942年起作为战地记者在北非战场进行报导，他跟随运兵船前往非洲，和盟军士兵一起经历了突尼斯战役的炮火硝烟，《你的战争：从阿尔及利亚到突尼斯》（文化发展出版社，洪萃晖 译）一书记录了战争中的盟军、德军，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从士兵到军官，派尔不带预设观点地观察着他们，而在这一切背后是坟墓、坟墓和坟墓。
除了战争的威胁，记者的另一大敌人便是可随时置人于死地的权力。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菲律宾记者Maria Ressa曾因公开批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多次遭到逮捕，How to Stand Up to a Dictator: The Fight for Our Future（《如何对抗ducai者：为我们的未来而战》，Harper）记录了政府在种种事件中如何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制造仇恨与愤怒，揭示这数字战争的真相足以使其因威胁到权力而受审。
媒体人不仅需要与外部压力做斗争，其内部同样充满血雨腥风。在《总编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张澜 译）一书中，西班牙《世界报》前总编大卫·希梅内斯描述的报社内部斗争堪比战争前线，在数字化、公权力、资本和利益团体的围剿之下，传统媒体的衰落和堕落又岂止在西班牙发生？Newsroom Confidential: Lessons (and Worries) from an Ink-Stained Life（《编辑部机密：墨迹人生的教训（和忧虑）》，St. Martin's Press）则是《纽约时报》的女编辑Margaret Sullivan讲述其在竞争激烈的编辑室中如何与性别歧视作斗争并应对报纸的舆论争议，揭露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的幕后运作，探索人们为何会对新闻失去信任，以及如何才能重拾对新闻事业的信心。
4#普通人的生命回响
他人的回音将是自己辛苦生活的珍贵出口。
搬迁的移民中，有的失去了生计，有的无法适应新环境的生活，他们无处言说这些萦绕在日常困苦中的乡愁。
他们为了改变命运，漂向万里之外，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挣扎地活着。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越来越成为出版界和读者关注的重点对象。毫无疑问，这种阅读需求反映了当代人对“真实”的愈发渴求。而在非虚构写作中，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又尤其是人们目光聚焦之处。或许，这恰恰就是这个时代的普通人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另一位普通人生命的回响。他人的回音将是自己辛苦生活的珍贵出口。
住房问题是当代人，特别是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住在人间》（沈燕妮 主编，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书就汇集了是一个关于房子的真实故事。书中涉及的住房问题包含了多个类型，如学区房、廉租房、城中村、“北漂”人、供房族等。在那些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的住房困局中，我们会看见无数个和我们类似的影子，既散发着个人的坚韧和隐忍，也暴露出时代的无力与悖谬。
想要住上房子，就得努力工作，这是每个“打工人”都无可奈何但也只能默然接受的生活逻辑。《“打工人”纪事》（沈燕妮 主编，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书则讲述了十个有关“打工人”的故事。他们有的是雪地中的骑手，有的是水果摊的摊主，有的是杀猪匠，有的是隧道工，还有“北漂”出版商、医院陪诊师等等。每个人都在默默地为自己的工作努力着，他们相信，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定能够换来幸福的生活。
普通人生活得如此辛苦，原因无外乎一个字：穷。《我教过的苦孩子》（艾苓，真故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一书便是由一个老师的视角出发，追踪56个出身贫困的孩子，关注他们从出生到上学，到毕业求职，再到结婚买房等人生阶段的遭遇和选择。贫困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怎样的伤害？怎样耽误了他们的选择？他们面对贫困又是如何激发出生命的潜力？这本书通过记录当事人的口述，为我们复原了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贫困学生的艰辛人生。
城市的人苦，远离城市的乡村就更苦。作家袁凌的新书《汉水的身世》（大方，中信出版集团），就借对汉水的书写，延及汉水沿岸村民的辛酸生活。汉水是一条古老的河流，也是长江一条重要的支流。汉水养育了流域中无数的子民，而在南水北调工程后，它又惠及了干旱的北方。但是这样的浩大工程背后，却是无数汉水移民牺牲与付出。因此搬迁的移民中，有的失去了生计，有的无法适应新环境的生活，他们无处言说这些萦绕在日常困苦中的乡愁。
普通人生活的苦并不只在中国大陆，远在基隆码头的工人，同样需要表达他们的苦。在日益全球化的浪潮中，曾经热闹非常的基隆码头却显得越来越落寞。随着港口的衰落，码头工人也在被时代抛弃。《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魏明毅，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是一部基隆码头工人的“伤心民族志”。作者走到这些工人的中间，倾听、记录他们的生活与诉说，并在这些调查中去探究背后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
哪怕远在大洋彼岸，加拿大姑娘Kate Beaton也同样饱受了生活的苦。在自传体漫画Ducks: Two Years in the Oil Sands（《鸭：油沙地两年》，Drawn and Quarterly）中，Beaton画道，她的家乡位于加拿大东海岸的荒芜渔村，大学毕业后，为了偿还学生贷款，她像村里数不清的其他人一样，向西寻找机会，最后来到油沙地投身石油开采行业。在这片从原住民那里偷来的土地上，环境严重污染，性别比例极度失衡，性骚扰和性侵防不胜防。这刻骨铭心的两年，是她日后即使成为了知名漫画家也挥之不去的伤痛。
小杜的《人间漂流》（小杜，新经典·琥珀，上海三联书店）记录了自己半生之间从东北县城漂流到美国小镇的真实感受。这本书虽然是对自身经历的记录，但同时也是一群漂泊者的生命故事。他们为了改变命运，漂向万里之外，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挣扎地活着。
对普通人来说，生活的辛酸苦涩，往往会在美味中被暂时地遗忘。《胖子美食家》（索文，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就是这样一部可疗愈的美食故事。作者索文是一个湖南的美食家，他把对食物味道的记忆转译成文字，使之成为生命的调味剂。那些充满深情的甜蜜笔触将是对苦涩生活的最好慰藉，同时也是传递给所有正在辛苦生活的普通人的最好回响。
5#问题、危机到运动
社会问题为何会突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
我们如何推动一个议题出圈？
受到权力的诱惑和腐蚀，屠龙者终成恶龙。
在这个社会中，处处存在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有令人发指的恶行，有对罪行的熟视无睹、包庇和粉饰。但这些社会问题为何会突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经由长期关注此议题的NGO的运作，新闻媒体系统而全面的曝光，律师、公诉人的据理力争而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出圈了”。全社会如何看待这件事变得至关重要。那么，这个“出圈”是如何发生，我们如何推动一个议题出圈，全社会要如何重新编码、演绎这些社会问题，又会碰到哪些阻碍，最后又会如何达成新的社会共识？《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美] 杰弗里·亚历山大，江苏人民出版社，陈雪梅 译）和《社会生活的戏剧》（[美] 杰弗里·亚历山大，江苏人民出版社，李瑾 译）以新的视角解释了这些问题，为社会运动如何取得成果，争得政治权利提供了线索。
媒体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或者用“议题设置”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掀起新的社会运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可以被用来强化保守的意识形态，为当局服务。在《管控危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黄典林译）中，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就讨论了英国战后的各个时期，从媒体和舆论对“行凶抢劫”这一社会治安问题的不同反应出发，深入考察了经济衰退、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共识瓦解和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英国社会文化霸权斗争和意识形态合法性重构的文化机制问题。“行凶抢劫”一直都存在，但当撒切尔夫人要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治安（及社会）问题，就变成了一种重树保守秩序和强化国家威权的手段。
在社会运动或革命中也会涌现出领袖，尽管这位领袖可能是从群众中来，为了民主、平等的理想而加入运动，也同样会受到权力的诱惑和腐蚀，屠龙者终成恶龙。在1910年，社会主义运动正蓬勃发展之际，罗伯特·米歇尔斯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如《寡头统治铁律 : 现代民主体制中的政党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杨军 译）中所提到的，“他早年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但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参与与理论研究之后，他得出结论说民主是难以实现的，组织总会走向寡头统治，因而认为精英统治才是组织的常态。”在这本书里，他从领袖的职能、心理剖析了这一切，然而发现哪怕引入瑞士的复决权等方式，还是很难制约权力本身。
英国历史学家Ian Kershaw的Personality and Power: Builders and Destroyers of Modern Europe（《人格与权力：现代欧洲的建设者与破坏者》，Allen Lane）则从领导者个人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当这些手握大权的人被置入他们所身处的历史语境中，他们行使权力的方式，他们影响历史进程的程度，乃至他们手握大权的缘由和导致时代终结的原因，全都呼之欲出。
社会运动通常在民主的框架下展开，而今连民主本身也面临诸多危机。在《民主的危机》（[美] 亚当·普沃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周建勇 译）中谈到，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兴起、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震惊全球的2021年美国国会暴乱……西方民主正面临重大危机，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民主研究泰斗亚当·普沃斯基对民主制度的过去、当下和可能的未来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探讨了民主制度面临的诸多挑战。他认为，经济不平等、政治危机、政党的极化，以及有缺陷的制度安排等，都会危及民主，甚至导致民主政体的垮台。
但在美国记者Anand Giridharadas看来，民主制衰落还有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特征，即说服力的式微。他认为，健康的民主制框架内，人们倾向于尽力说服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希望能够赢得对方的支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注重拉拢同温层。在The Persuaders: At the Front Lines of the Fight for Hearts, Minds, and Democracy（《说服者：在前线为心灵、思想和民主而战》，Knopf Publishing Group）中，Giridharadas介绍了大量他心目中的优秀说服者，认为他们才是带领社会走出极化危机的希望所在。另一方面，Belonging: The Science of Creating Connection and Bridging Divides（《归属感：建立联系和弥合鸿沟的科学》，Geoffrey L. Cohen，W. W. Norton Company）则主张通过归属感来缓和极化。Cohen提出了一系列被他称为“情境塑造”的心理学方法，用以塑造并增强归属感，从而克服差异，创造同理心，甚至弥合社会鸿沟。
6#现代人的精神震荡
人总是会被各种外界之物所控制，如同克苏鲁对人的精神震荡。
这种疾病可能无差别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人得了病，比了解一个人得了什么病更重要。
诞生于后现代主义之前的克苏鲁神话，随着人们进入后现代主义而愈发风靡。怀疑、批判、虚无感让人类中心主义拉下帷幕，在冷漠的宇宙中，人类的一切法则和坚信都毫无意义。与其说人能掌控一切，不如说人总是会被各种外界之物所控制，如同克苏鲁对人的精神震荡。
人被工具绑架了——在这方面最能产生共鸣的就是我们对手机的使用，由此而产生“低头族”、“拇指族”等形容。已经很难回想起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中，我们的每天到底都是怎么度过的。在《手机废人》（[日] 石川结贵，上海译文出版社，王雯婷 译）记录了各种因为需要而使用手机的群体最后如何成为一个“废人”。手机软件开发者的主要目标就是用各种方式吸引app使用者的注意并形成使用习惯，因此从还未出生开始，你的生命就跟手机发生了绑定：准妈妈借助孕育软件学习生育相关的知识，父母用手机中的育儿软件减轻自己带孩子的压力，家庭中人与人的沟通空间完全被手机占据；而手机的社交软件又在现实空间之外创造了另一个社交需求，人们用手机不是为了交友，而是为了合群；而一天里的空闲时间也被手机占据，人无法忍受脱离手机的无聊；多样的功能也影响了工作习惯，手机的存在让生活和工作之间没有界限；甚至到了老年，子女忙碌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手机成了老人最好的陪伴。
当人越来越无力于自我控制时，会将自己包裹起来。在《茧居族援助手记》（[日] 石川清，上海译文出版社，孙逢明 译）中，作者就向读者展现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由于各样的原因把自己困在家里，长年不与外界交流。而作者通过持续而包容的倾听、理解和支持，让许多人走茧房重新获得呼吸。同时也让读者看到这群人古怪、难以接触的背后，源于他们的真诚和高敏感。
最极端的失控，是不自觉地伤害别人。《被抹去的一家》（[日]丰田正义，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士杰 殷玥 译）讲述了北九州连环监禁杀人案这一极为恶性的案件。仅是靠一个主犯对自己妻子精神和身体的虐待，就可以不需要自己动手，让她和她的家人失去逃生念头、相互残杀，甚至其中还有一个人当过警察。当妻子进入接受审判阶段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做的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恐怖的案件呈现了人可以被操控到怎样的程度，也更容易让人理解为什么有些女性无法摆脱家暴的控制。
当然也有一些因为人的自身原因而患有的精神和认知疾病。这也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这种疾病可能无差别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阿尔茨海默病就是一个典型。《失智失踪》（[日]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上海译文出版社，石雯雯 译）描述了那些患有认知症的老人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痴呆的、没有自理能力的废人，他们依然对生活充满想法、充满欲望。而重要的问题是，城市如何能让认知症老人安心生活。
英国作家、记者Kate Summerscale在其辞典体作品The Book of Phobias and Manias: A History of Obsession（《恐惧症和躁狂症之书：痴迷的历史》，Penguin Books）中，按照字母顺序介绍了近百种恐惧症和躁狂症。Summerscale指出，这些恐惧症和躁狂症其实都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类对自身的看法产生变化之后所形成的，从而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
不过社会行为学认为，人的自我的形成是心灵在社会过程中，与社会性相互作用的过程。《诉说忧伤》（[美]戴维·A.卡普，上海教育出版社，幸君珺 译）的作者对抑郁症的理解不再聚焦于个体的缺陷和疾病，抑郁症的康复并不意味着只是修补个体的机能（如吃药）。个体机能损坏的背后，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也损坏了。而让这些遭受内在和外在环境双重痛苦的个体言说心声，让他们有机会被聆听。人们通过语言这一符号的解释疾病、自身和语言之间的交集，重新建构对这一疾病的理解。再进一步，传统精神病学的背后，是知识-权力系统的谱系。精神病学的诞生，并不是因为对精神病的认知有了新的进步，而是强加各种惩戒装置的结果。《精神病学的权力》（[法] 米歇尔·福柯，上海人民出版社，苏昉 译）延续了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的研究。
精神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医学造成的权力统治。这一由弗洛伊德开创的领域，在拉康那里走向一种思考主体性的极致。不过拉康保持了语言上和学术上带来的临床意义上的模糊性，这本《临床拉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吴张彰 译）则通过拉康派分析师若埃尔•多尔的阐述，变得更具有临床面向。
无论是由于个人原因还是外界原因，抑或是社会与个人互动造成的结果，社会的反馈和应对依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人总是具有各种意义上的脆弱，而就像《诉说忧伤》中所说的，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人得了病，比了解一个人得了什么病更重要。
7#她们的血与肉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获得了怎样的自由？
她们将经验和思想转化为自己的话语，使其“成为我们的血与肉”。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获得了怎样的自由？她们用什么样的声音、语言描述这个世界？身为女性的身份和经验，如何与她们的研究、她们的生命相关联？她们又如何试图改变男性所开启的学术规范与标准？”在《开场：女性学者访谈》（新京报书评周刊，新星出版社）一书的开篇中，《新京报·书评周刊》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策划人提出了上述一系列问题，但为何要特别关注女性学者？原因之一很简单：即便是在女性主义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对女性学者们的研究，我们依然过于陌生。访谈的形式为大众了解她们及其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成就斐然的女性学者如何将经验和思想转化为自己的话语，使其“成为我们的血与肉”。不过，就如上野千鹤子在《女性的思想》（浙江大学出版社，陆薇薇 译）中谈及对她影响至深的女性学者时所说，语言不是一个人的发明，你需要从前人手中接过它。因而在《女性的思想》中，她对十一位著名思想家著作中的女性思想进行了总结性回顾和个人化解读。不论是对于女性主义或女性思想，还是对上野千鹤子本人思想的形成轨迹，这本书都提供了更多的理解角度。
苏珊·桑塔格是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近期有两部关于她的传记出版，分别是《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美国]本杰明·莫泽，译林出版社，姚君伟 译）和《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法] 贝阿特丽丝 ·穆斯利，雅众，南京大学出版社，周融 译）。虽然二者都是大部头，但读来都不会让人感觉枯燥。前者获2020年普利策奖，更关注桑塔格的个人生活，注重挖掘其精神内核；后者获今年深圳读书月的“年度十大好书”，作者结合桑塔格的经历、创作和思想，剖析其与时代的交融关系，展现了一位传奇的女性知识分子是如何面对当时的世界展开思考的。
而中国的女作家张爱玲以其小说传递情感与洞察，回应时代环境的转变。《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陈建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着重剖析张爱玲晚年移居洛杉矶后二十余年里的写作，突出其思想和作品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关系，在她的“晚期风格”中展现一个在思想上中西交融的更复杂的张爱玲。
在性别议题不断进入公众视野的今天，女性知识分子依旧难以摆脱性别上的审视。而在她们看来，那些不平等的生命经验，恰恰是驱使她们关心更广泛的社会处境，理解多种社会议题的动力。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或“作家”前面加上“女性”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