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书单2022.11
说起被称为姐妹革命的的美法革命，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战功赫赫的华盛顿和拿破仑等将领，就是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文件，而出生入死的普通士兵，或者说每一个被大革命裹挟而去的普通人，却鲜有人关注，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对大革命毫无贡献一般。不过，近来出版的《门外之民：普通人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农民的抗争与被忽略的历史》却将注意力的焦点放在这两场大革命中的普通人身上。不同于帝王将相的传统历史叙事，按照微观史研究干将王笛在《历史的微声》所说，微观史是 “写普通人的历史”。王笛认为，尽管普通民众所发出的声音往往微弱且被扭曲，但因其往往展现出同名流政要史截然不同的历史侧面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本期回响书单的主题除了关注历史小人物的#历史的微声之外，还有从不同角度展望应然世界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聚焦时代变迁下母职观念和践行方式转变的#母职的时代变迁，反思现代社会科技与人文关系的#科学、技术与现代性，研究清朝时期政治、社会、文化与家庭的#“大一统”之下的清代社会，思考人和动物依存之道的#动物与人，以及回顾黑人历史，探讨种族现状的#黑色大西洋。
1#美好生活何以可能
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发明，不如说是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和对繁荣与幸福的欲求”。
当今世界的主要病症在于，令人绝望的现实把世人推向了虚无主义。
现代人必须背负起未来美好生活的责任。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伦理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作为一本探讨伦理学的入门读物，《给善恶一个答案：身边的伦理学》（［美］路易斯·波伊曼、詹姆斯·菲泽，光尘，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王江伟 译）全面介绍了伦理学的方方面面，例如伦理学如何探讨道德问题、伦理学的特点和不同于其他学科之处、伦理学的各分支和派别、与社会契约、生物学、性别、宗教的关系等。正如本书所言，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发明，不如说是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和对繁荣与幸福的欲求”。
同样是讨论美好生活，如果说伦理学追求的是善，那么政治思想追求的则是公平和正义。《一种正确的可能》（［英］格雷姆·加勒德、［美］詹姆斯·伯纳德·墨菲，后浪，光明日报出版社，杨婕 译）同样是一本入门级读物，介绍了古往今来世界各地一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理想中的美好国度，以及他们的政治理想能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提供哪些思想资源。
而在《虚无主义》的作者诺伦·格尔茨（涵芬楼文化&风之回响RESONANCE，商务印书馆，张红军 译）看来，当今世界的主要病症在于，令人绝望的现实把世人推向了虚无主义。从而，在介绍了虚无主义简史并比较了虚无主义和几种相近思潮之后，这本面向大众的小册子接着剖析了虚无主义在当代人生活中的种种表现，并给出了其诊疗虚无主义的处方。
相比之下，已故政治哲学家朱迪丝·N.施克莱的论文集《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美］朱迪丝·N.施克莱 著、［美］斯坦利·霍夫曼 编，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容美、阎克文 译）则更多地面向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读者。作为亲历压迫和不公的女性犹太难民，施克莱的思想始终不离如何限制政治之恶、如何减少压迫和不公，为此她害怕权力，害怕非理性，拥抱自由、平等和宪政，捍卫个人权利。
现代西方的施克莱致力于捍卫个人权利，而古代东方的庄子则独抱游世之情。这是颜世安在《游世与自然生活：庄子评传》（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中所刻画的庄子形象。本书是一本相当大胆的惊人之作，一改通常人们对庄子的描绘，认为庄子并不主张退隐山林，而是在随遇而安的表面之下潜藏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
不同于上述几本书，What We Owe the Future（《我们欠未来什么》，William MacAskill，Basic Books）把目光放在了遥远的未来。本书主张超长时间段的“长期主义”，认为现代人必须背负起未来美好生活的责任，努力为遥远的未来施加正面影响，对于当代人，这是关键的道德优先事项。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要停止并扭转人为导致的气候恶化，更必须确保文明可以顺利从崩溃中复苏，确保道德不会倒退，等等。
2#母职的时代变迁
母职的时代变迁是治理、市场和道德综合作用的结果。
时代的变迁不仅形塑了践行母职的不同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在两代人之间划下鸿沟。
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观念的变迁，这些都会改变婴幼儿的养育方式和母子关系。《礼俗时刻：转型社会的婴儿诞养与家计之道》（刘新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一本还原和记录不同时代北京家庭育儿方式变化的社会学研究之作。本书结合从文献中还原出来的1930年代和1980年代与2016－2019年间田野调查所收集的北京家庭养育婴幼儿方式的不同状态，指出当代中国城市中，婴幼儿母亲在生产性母职和象征性母职中艰难抉择的现状，认为母职的时代变迁是治理、市场和道德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种母职的时代变迁同样存在于北美。《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加］考特妮·琼格，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张英杰 译）简述了不同时期北美民众在种种思潮的影响下，在母乳和婴儿配方奶之间的不同偏好后，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当代北美的“母乳主义”，即片面提倡母乳喂养，并因此歧视甚至惩罚用配方奶喂养婴儿的母亲，哪怕她们这么做并非出于书中多处重申的个人选择的自由，而是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
许多母亲无法实行母乳喂养的原因之一，是她们的工作状况不允许，这在从事底层工作的女性身上尤其普遍。但母职所干扰的不仅有底层女性，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新妈妈们同样受困于母职和工作之间的撕扯。The Baby on the Fire Escape: Creativity, Motherhood, and the Mind-Baby Problem（《消防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母职与心-婴问题》，Julie Phillips，W. W. Norton Company）的书名来自一则诽谤：画家Alice Neel的姻亲谎称她为了完成画作而把婴儿扔在消防逃生梯上。作者展现了婴幼儿的存在如何干扰女性的创造性工作，描述了大量知识分子女性如何在其创造性工作和母职之间艰难寻求平衡，以及人们如何用母职道德绑架知识分子女性。
时代的变迁不仅形塑了践行母职的不同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在两代人之间划下鸿沟。小说《关于女儿》（［韩］金惠珍，一頁folio，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郁璇 译）是在厌女的社会中希望精心培育的女儿能比男孩更优秀的母亲和致力于社会抗争的同性恋女儿及其伴侣之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生长在传统社会中的母亲和挑战传统观念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和理解对方的努力，既刻画了代沟的张力，也展现了社会剧变时代给母职带来的新挑战。
同样是母女故事，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自传小说《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郭玉梅 译）中的代沟还增加了社会阶层的因素：底层出身的母亲经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了不愁吃穿的生活，更是培养出了跻身精英阶层的女儿，但老年母亲始终同成年女儿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养育出了实现阶层跃升的完美孩子，但最终只能同那个完美的孩子渐行渐远，这是中下层母亲的理想和无奈。同套丛书还有埃尔诺的另两本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郭玉梅 译）和《一个女孩的记忆》（陈淑婷 译）。
3#科学、技术与现代性
现代性之后，人们始终处于对技术的憧憬和人文关怀之间的拉扯之中。
“我们知道怎么用它，它完美地运转着，通过某种奇迹，然而，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不管活人死人，真正明白它的原理，人脑无法应对其中的矛盾和悖论。”
人类进步的基础是什么？是物质的充裕，技术的发展，或是哲学思考的深入？现代性之后，人们始终处于对技术的憧憬和人文关怀之间的拉扯之中。《还原与无限》（余明锋，上海三联书店）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论述，通过对尼采、雅斯贝尔斯、笛卡尔等经典文本的解读，作者解释了中立技术论的不可能。《知识机器：非理性如何造就近现代科学》（[美]迈克尔·斯特雷文斯，中信出版社，任烨 译）则是通过对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现场的回顾和梳理，实现了对库恩“范式”的范式转移：科学只需要遵循一条“铁律”，就能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而铁律则是指在公开的场合中坚持仅仅使用经验检验作为一切科学争论的判据。
相比于《知识机器》中这一结论的简单性和理想化，拉图尔使用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需要进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式。而他的著作则直接从书名中体现了他的结论——《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法]布鲁诺·拉图尔，拜徳雅，上海文艺出版社，刘鹏 译）。只不过，拉图尔不是从现代和前现代这样二元对立的角度来提供他的论述，也不是依循之前对现代性的论述方式，即把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分析。他认为这三者的杂合程度反而体现了现代性的程度，而现代性本身，更接近于一种信仰。提出这种结论的背后，是他开创性地以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来进行实验室研究。而他对其他现代性探讨的批评，与其说是一种否定，更像是提供一种纠正性的研究路径。
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著作有很多，探讨维度也远超于前面提到的三本。而关于后现代的论述里，更能引起争议，或者说能引发关注的，是理论背后附带的各种“黑话”。“黑话”是后现代主义逻辑下的个体叙事的产物。由于后现代对反思“语言”和个体局限性的强调，对后现代论述的同时也创造出许多语言的鸿沟。《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美]艾伦•索卡尔，浙江大学出版社，蔡佩君 译）便是两位科学家对这一现象的控诉。作家之一的索卡尔曾以模仿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写作方式，用“黑话”写成一篇论文发布在主流期刊上，随后宣告了自己的行为，引起思想界的广泛讨论。而这本书则是他与另一位作者直接表达自己对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误解、以及滥用空话的不满。尽管不知道两位物理学家出于什么原因如此关注和痛恨后现代领域，不过比起之前索卡尔的“行为艺术”，这本书的批评显然务实得多，或许也是对哲学思考“技术化”的一种提醒。
哲学和人文知识方面的争议或许源于这些领域本身具有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而看似“可控”的科学家也会失控，重要的是，失控的背后是什么？《造假的科学家》（[日] 须田桃子，上海译文出版社，王家民 译）是记者对STAP细胞事件的一个调查呈现。从实验室的研究到论文的发表，以及研究者所在院校的处理，造假事件的每个阶段都出现问题。学术不端的背后是年轻研究者生存缺乏保障的结构性大环境促成的，这反映了科学是如何轻易地被人的现实处境所左右。《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智利]本哈明·拉巴图特，人民文学出版社，施杰 译）则更像是一场梦游，拉巴图特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描绘了几位科学家的天才和疯狂，他们似乎更接近宇宙真理，但真理的神性比他们的疯狂更为疯狂。这本书就像是《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阴暗面，我们既振奋于人类的天才，又自己从未理解感到绝望。尽管我们在现代生活中大量使用量子力学理论，“我们知道怎么用它，它完美地运转着，通过某种奇迹，然而，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不管活人死人，真正明白它的原理，人脑无法应对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当我们触摸着“确定性”的礁石，却从未理解过它，当科学家也不再理解世界了，就像是看过了最美的宇宙，却最终遭受二向箔打击。人类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宇宙的尽头，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极致的美与残酷。
4#“大一统”之下的清代社会
“什么是中国？”“谁能代表中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理论基础。
清朝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同时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王朝。
夷夏之辨向来是统治者与士人重点关注的问题。“什么是中国？”“谁能代表中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理论基础。清朝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同时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王朝。清王朝的外族身份，使得论证其执政的合法性成为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清代官方的话语系统中，我们明显能够发现，清代皇帝更倾向于使用“大一统”来定义自身，而不是“中国”。杨念群的《“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就对清代“大一统”观念的形成与实践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仅仅是统治者在理论层面不断申辩、论证，同时也在实践层面不断巩固这一观念。这种对“大一统”观念变迁史的梳理，也是窥探清代皇权背后运作逻辑的重要路径。
“大一统”之下的清代社会是多元且又复杂的。《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李孝悌，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就以“新文化史”的目光聚焦明末到晚清的清代社会生活。书中以冒襄、王士禛、袁枚、郑燮等个案研究为入口，分析了清代文人丰富多元的生活。这些充满情欲与逸乐的城市生活使我们看到了清代社会的另一个面相。
《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日]吉泽诚一郎，启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万鲁建 译）一书，则以天津为对象，通过观察这座华北城市自19世纪中期以降七十余年的变迁史，透视晚清社会的“近代性”及其具体样貌。书中从四个角度来观察天津社会，分别是政治参与和公共性、社会管理的进展、国民意识的深化和归属意识的重组、启蒙和民众文化。近代天津这四张面相共同构建出了晚清社会的“近代性”。
在晚清社会中，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人口买卖都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美国汉学家任思梅就以华北地区数个人口贩卖的真实案例为研究对象，著成《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美]任思梅，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施美均 译）一书。书中结合了多种史料，深入挖掘人贩子与受害者的个体世界，揭示了人口贩卖与清代社会中家庭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对背后的运作逻辑进行探究。
5#历史的微声
每一个被大革命裹挟而去的普通人，却鲜有人关注，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
尽管普通民众所发出的声音往往微弱且被扭曲，但因其往往展现出同名流政要史截然不同的历史侧面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说起被称为姐妹革命的的美法革命，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战功赫赫的华盛顿和拿破仑等将领，就是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文件，而出生入死的普通士兵，或者说每一个被大革命裹挟而去的普通人，却鲜有人关注，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对大革命毫无贡献一般。不过，近来出版的《门外之民：普通人与美国革命》（［美］阿尔弗雷德·F.扬，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胡翠娥 译）和《法国大革命：农民的抗争与被忽略的历史》（［英］大卫·安德烈斯，未读，北京燕山出版社，李天宇 译）却将注意力的焦点放在这两场大革命中的普通人身上。其中，《门外之民》强调了普通民众在美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同他们战后在现实生活和历史记忆中的卑微地位之间讽刺性的强烈反差，而《法国大革命》则为农民在整场法国革命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正名，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农民革命”。
这两本普通民众视角的美法革命研究属于崛起中的微观史范畴。不同于帝王将相的传统历史叙事，按照微观史研究干将王笛在《历史的微声》（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说，微观史是 “写普通人的历史”。该书是王笛的文集，所收录的是由书评和综述构成的个人阅读史，关注点始终落在历史中的普通民众之上。王笛认为，尽管普通民众所发出的声音往往微弱且被扭曲，但因其往往展现出同名流政要史截然不同的历史侧面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而《电影中的奴隶》（上海教育出版社，姜进 译）是美国历史学家、微观史代表人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通过解读五部有关黑奴的历史故事片，对电影历史叙事的探索与研究。作为一位关注传统权力中心以外的人的历史学者，她借由电影探讨了历史上奴隶的境遇，以及现代西方社会对奴隶制及其遗产的反思。其被称为“微观史典范”的代表作《马丁·盖尔归来》也将于近期由理想国再版。
6#动物与人
我们对待动物的态度，与对待自身、他人和自然的态度息息相关。
使用权力产生的愉悦，或许就是为何剥削如此无处不在的原因之一。
如今，人类通过将动物视作食物、工具、宠物，甚至观赏品从而凌驾于它们之上，却很少愿意回顾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史，更倾向于避免反思二者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对待动物的态度，与对待自身、他人和自然的态度息息相关。《鹿之民》（[加]法利·莫厄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舒兰 译）就回顾并记录了一个与鹿相依为命的族群——伊哈米特人的生活图景，当他们的生存环境因殖民贸易遭到破坏，他们与大自然的相处之道也随之消亡。
“猎民三部曲”则是顾德清与顾桃父子分别对兴安岭森林中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猎民的狩猎及驯鹿文化的珍贵记录。《猎民生活日记》（顾德清，乐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是顾德清于1982-1985考察并拍摄鄂温克人生活时的手记，展现了这一民族与自然生灵间原始的依存关系；《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顾桃，乐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是顾桃拍摄同名纪录片时的日记，记录了他与鄂温克族人的交集，其中也包括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女酋长的玛丽亚·索，这一使鹿部落也将因女酋长的去世而渐渐远去；《边地记事》（乐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是顾桃于2006年——2019年在内蒙、拉萨等地拍摄纪录片时的日记，平实记录下现代文明对边疆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改变。
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则对人与动物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具有延展性的解读。在《制造宠物：支配与情感》（[美]段义孚，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赵世玲 译）一书中，他从权力支配的角度对人类世界中的“宠物”现象进行解析。这里的宠物不仅指猫狗，也包括园林、盆栽、景观，甚至人类自己的孩子。他指出，使用权力从而将他者贬为宠物会产生愉悦，而这种愉悦或许“是为何剥削如此无处不在的原因之一”。
7#黑色大西洋
他们的历史，也是接连不断的压迫与持续抗争的历史。
黑人不仅仅是被压迫者，也是“能动者”。
作为个人和国家，如何才能放下我们的过去？历史债务该如何偿还？一个人如何在他们并不认可的社会中过上体面的生活？
凡存在不同种族/民族的国家，就存在因种族/民族而起的冲突，从中折射出的是有关文化、阶级、权利等方面的深层矛盾。其中，黑人所面临的种族困境一直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而他们的历史，也是接连不断的压迫与持续抗争的历史。《黑斯巴达克斯 : 海地国父杜桑·卢维杜尔传》（[毛]苏迪·哈扎里辛格，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祁长保 译）讲述了杜桑·卢维杜尔作为海地革命的标志性人物，如何对抗那个时代占据支配地位的势力，包括奴隶制度、殖民主义、帝国统治、种族等级制度和欧洲文化强权，将它们逐个扳倒，同时把这场革命与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目标与追求种族平等相结合，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重建之战 : 美国最进步时代的暴力史》（[美]道格拉斯·R.埃格顿，上海译文出版社，周峰 译）则追踪了美国内战结束后的1500名非裔公务员，他们在与白人抵抗势力的斗争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平权的里程碑，而其成功也是以遭受残忍暴力为代价的。
当我们将黑人历史被置于全球视野范围下时会发现，黑人不仅仅是被压迫者，也是“能动者”，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身份由于国籍和种族的双重性，导致其思想、文化上的双重性，他们从非洲向美洲和欧洲的“离散”对西方现代性与世界的政治文化建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英]保罗·吉尔罗伊，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沈若然 译）一书便是对这一主题的理论阐述。而《我们皮肤下的旅程》（[葡萄牙] 若阿金·阿瑞那，四川文艺出版社，毕梦吟 译）则以一种更轻松的方式，采用散文、游记等多种叙述手段，追寻18世纪以来黑人在欧洲的生存历史，探讨黑人族群如何在白人世界获得身份认同这一话题。
然而，即便有过辉煌的抗争史，今天生活于大西洋两岸的黑人仍各有其困境。《最底层的十亿人：贫穷国家为何失败？》（[英]保罗·科利尔，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张羽 译）聚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内战、自然资源、地缘关系与国家治理四个方面着手，解释了它们何以深陷贫穷难以自拔。《甚至还未过去：奥巴马与美国的种族负担》（[美] 托马斯·萨格鲁，一页folio，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叶一 译）通过解读美国首位非裔总统奥巴马的思想与作为，透视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有关种族问题的思潮和斗争。
The Inheritors: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South Africa's Racial Reckoning（《继承者：南非种族清算的亲密写照》，Eve Fairbanks，Simon & Schuster）则从三个普通人的视角回顾了上世纪末南非终结种族隔离的阵痛期，探讨了如下问题：作为个人和国家，如何才能放下我们的过去？历史债务该如何偿还？一个人如何在他们并不认可的社会中过上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