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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书昊（笔名：金聿昍），男，热爱文学作品也喜爱文学批评。曾写有《题名存迥异 确是审美因》一文在河南省红楼梦研究会举办的2022高考《红楼梦》同题作文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作者
金聿昍
《红楼梦》自面世以来，宝、黛、钗三人性格、爱情、优劣的探讨，始终是人们绕不开的中心话题，并且在对比黛玉和宝钗这两个人物时，人们又常会不自觉地就对后者作出不好的评价。“抑钗扬黛”的现象，究竟是出于作者文中的暗示及有意引导，还是因为读者经验中的某些普遍性与共同性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多年以来，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一直都是见仁见智。本文将秉承着较为严谨、客观的态度而非“企图翻案”的目的再去分析黛玉和宝钗，以求能作出一些合理公道的解释。
宝钗最为人诟病的两起“案件”，便是“滴翠亭陷害黛玉”和“金钏儿死后劝慰王夫人”，那么本文就先从这两起案件谈起。
先说“滴翠亭陷害黛玉”，对于这个案件我们不妨先作出这样一种假设：宝钗就是一个包藏祸心的“坏女人”，常想着要顶替黛玉作“宝二奶奶”，为此她时刻注意着能够打压黛玉的机会。正巧这天戏蝶时遇见小红和坠儿在谈论“不能为外人道也”的私事，而自己又即将被她二人发现，于是便心生一计将此事嫁祸给黛玉。那么按照这个假设，宝钗就应该在小红和坠儿认为黛玉听到她们的谈话后，迅速把小红与坠儿的谈话内容不经意地散布开去，这样才能让小红和坠儿真正记恨上黛玉，让陷害的效益最大化，否则如果只是让她二人知道黛玉听到了她们的谈话而惴惴不安几天，这场嫁祸倒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而文中又恰恰没有提到宝钗将此消息散布出去以此来陷害黛玉，这不符合常理。这种不合常理的情况出现只有两种原因：要么宝钗考虑问题简单，没有想到怎样去陷害一个人才能把效益最大化；要么宝钗根本就没想陷害黛玉，她以黛玉为借口，确实如文中所讲，只是一个“金蝉脱壳”之计，为的是缓解自己的尴尬。
按文中对宝钗的描述，如此精明的一个人断不可能犯“考虑问题简单”这样的低级错误。二者中排除了一个，那么剩下的一个即使再不能为人所接受，那也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最终我们便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宝钗根本就没想陷害黛玉，滴翠亭事件只不过是她应激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做法。连脂砚斋的批语对于宝钗滴翠亭一事也是满怀赞赏：
池边戏蝶，偶尔适兴；亭外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女夫子。
陷害嫁祸一说，不过是多数读者在没有严密的证据链之前，主观上对宝钗所作出的有罪推定，违背了“疑罪从无”这一在判案中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据以上分析，宝钗在滴翠亭陷害黛玉这一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
再说“金钏儿死后劝慰王夫人”。得知金钏儿死讯，于情于理宝钗都该去王夫人处安慰一番，王夫人对宝钗也并没有说出金钏儿到底为何而死，反而是另编出另一套说辞，把其中要点都模糊了过去，只说：
“原是前儿她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她一下，撵了她下去。我只说气她两天，还叫她上来，谁知她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
精明聪慧的宝钗，未必没有听出王夫人这套敷衍之辞，只是碍于其身份和她那皮里春秋的个性，才说出了这般惹人争议的话：
“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是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她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岂有这样大气性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胡涂人，也不为可惜。”
由此而判断宝钗是“冷漠”之人，首先要注意一个前提，宝钗来王夫人处是要安慰王夫人的，而非是要来调查金钏儿死亡的真相或是来质询王夫人的；其次，宝钗在贾府中始终是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贾母和王夫人的宠爱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也不能成为她“越界”的倚仗，对于家里丫头被赶出府去而投井自尽这种“家丑”之事，她最好的选择就是顺着王夫人的话说，不多打听不多过问。至于说为了所谓“正义”的信念去和王夫人争出个是非曲直，对于冲淡平和、皮里阳秋的宝钗来说是绝不可能做出此等过激行为的。
鉴于明清白话小说中作者常用到“反讽”手法，如“刘备之仁慈”、“宋江之忠义”、“吴用之无用”等，《红楼梦》应该也不例外。在此提出一个角度——宝钗话语中的“反讽”。若是细读宝钗对王夫人所说的这些话，我们会发现其中其实不乏“反讽”之意。
聪慧过人的宝钗，对王夫人给出的金钏儿死因自然是不相信，试问有哪一个正常人会因为被打了两下就投井自尽的？于是，宝钗在接下来的言语中提出了一种更加不可能的死因——多半是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宝钗这一“失足意外死亡”说比王夫人的“气性大而投井”说来得更加离谱，反讽之意颇为明显。宝钗先前所说的“姨娘是慈善人”与之后所说的“姨娘也不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亦有反讽之笔于其中——一个真正慈善的人，会企图拿银子来弥补已经逝去的生命吗？即使这个生命在之前犯下了错误（引诱宝玉去看贾环与彩云的私情）。
作者曹雪芹是否真的想在此处施以反讽之笔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目前依据文本本身及文学作品间的“互文性”来看，“反讽”之解读是成立且合适的。那由此看来，宝钗非但不冷漠反而有厌恶虚假的鸣不平之心。退一万步讲，即使此处曹雪芹没有施以反讽之笔，宝钗劝慰王夫人的话语，也至多被定义为是一番“敷衍的外交辞令”，而非被解读为是对于金钏儿死亡的“落井下石”，或是为讨好王夫人所说的“谄媚之语”。
从逻辑层面来讲，如果要论证宝钗是冷漠之人，那么“宝钗是冷漠之人”就是结论，她所说的话便是前提，也就是说我们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证明过程：因为宝钗说了这些话，所以宝钗是冷漠之人。但这个证明是一个无效推论，“她所说的话”只构成“宝钗是冷漠之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只能说“宝钗是个冷漠之人，所以她会说出这样的话”，却不能说“宝钗说了这些话，所以宝钗是冷漠之人”。想要证明宝钗是冷漠之人，不仅要看她说了什么，更要看她做了什么，她是冷漠之人不只由“她说了什么”而决定，还有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就宝钗“金钏儿死后劝慰王夫人”这一事件来断定宝钗是冷漠之人，无论是从故事情节层面还是逻辑层面，都是解释不通的。
至此，宝钗常为人们所诟病的两个“案子”便分析完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起码能对宝钗这个人物形象有一个较为公正的认识，不再把她当成一个包藏祸心、工于心计的“坏女人”。这对我们接下来正确地分析“抑钗扬黛”现象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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