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奥斯曼帝国对德米舍梅制度的废除，导致了近卫军中混入了大量地痞流氓和毫不善战的流民。为了讨好并留住老兵，苏丹公开宣布老兵可以在服役期内结婚，他们的子女可以优先加入军队。这在军营中引发了轩然大波的同时，也导致了当年严格纪律的名存实亡。
然而，这些逐步被时代淘汰的人，却一直顽强存在到了19世纪。
腐化的新阶层
近卫军因成为蛀虫阶层而废黜了严格训练
由于对全社会开放和不禁止结婚，近卫军营地的日常训练完全荒废。之前人数不超过2万人的他们，在17世纪初迅速膨胀，导致了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但如果真的要上战场，这些人又出钱雇人代自己出战，成为了国家的巨大累赘。
此后，奥斯曼近卫军成为了一个恶劣的蛀虫阶层。他们开始抗拒一切有损于自己阶层的变革，哪怕他们知道改革有利于国家利益。这个庞大的群体先后11次参与了苏丹的废立阴谋。1622年的政变开启了新军罢黜苏丹的恶劣先例。随后，他们逐渐成为苏丹身边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苏丹完全无法驾驭这支脱胎于基督徒的奴隶部队，每当帝国有重大的战争失败，这些人就会发动政变，监督苏丹和将领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当苏丹有强国强军的打算，准备用新式部队抗击外敌时，他们也会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染指，以政变形式去阻碍改革。
由于外战无力 近卫军实际上逐渐演变为政治集团
到了塞里姆三世时代，受到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影响，逐步推动名为新秩序的改革。这其中就建立新式军队的迫切需求。但这也在古老帝国中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保守派要求回归古老的奥斯曼军事传统，重现祖先荣耀。中间派认为应当学习西欧的军事方法，但坚持奥斯曼的思想和文化。激进派则认为旧军队和训练体系已经没有价值，要求苏丹按照西欧模式训练新军。塞里姆三世很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本人更是羡慕彼得大帝的成功先例。
1796年，奥贝尔-迪巴耶将军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来到伊斯坦布尔。他重获法国大使馆的全部使用权，还取得了先前拥有的各种权利和特权。作为礼物，大师给苏丹带来了现代化的火炮和炮弹。有了这些样品，他让法国工程师和炮手对土耳其人加以指导，使本国的火炮铸造和使用水平有了进步。他还从法国的步骑兵中挑选了一些教官，给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传授技术。但近卫军依然固执地拒绝使用西欧步兵的武器，也不愿意学习他们的操练方法。于是，法国教官们就只好去训练一支被称作“托皮日斯”的小型样板部队。大使本人在1797年去世后，许多教官离开了奥斯曼。这支部队也仅仅扩大到600人而已。
许多真正作战的地方军 被迫自信换装欧式武器
新旧冲突
一心改革掉近卫军集团的 塞利姆三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近卫军也遇到果决的大规模裁员。匈牙利裔的法国男爵托特，被请来继续改革军事。已经有6万人近卫军被重新淘汰和训练，人数降低为3万人规模。不仅昔日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度被恢复，军饷也直接与考核成绩挂钩，这无疑引发了冗兵们的激烈抗拒。最后塞里姆三世整顿和武装的一支欧式新军，让兵老爷们彻底意识到了危险来临。这支新式军队的存在和外国人帮助下的改革，引发了包括守旧势力、宗教学生巨额经院神学家在内人士的联合反对。
1807年，以旧军人杀害一名新式部队军官为导火索，近卫军伙同宗教人士逼宫。他们把营地里的铜釜翻过来，意思是不再接受苏丹分发的食物，亮出了造反之意。在宗教人士的支持下，近卫军迫使塞里姆三世解散欧式军队。最后，苏丹本人也惨遭废除，穆斯塔法四世在守旧派的拥护下上台。
新的奥斯曼陆军 几乎就是欧式部队的翻版
正在领兵与俄罗斯作战的穆斯塔法帕夏听闻后，假着借向新君效忠的名义返回伊斯坦布尔。利用自己的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裔部队，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攻入皇宫。
自知大势已去的穆斯塔法四世为断绝勤王者的希望，派出近卫军去刺杀塞里姆三世。经过了一番搏斗之后，老苏丹不幸遇难，但是皇室的另一位继承人马哈茂德却得以幸存下来。他在逃离皇宫之后，成为了马哈茂德二世。
由巴尔干本地后裔为主的奥斯曼欧洲地方军
对于这些曾经险些将自己置于死地的近卫军，新苏丹在内忧外患中隐忍了20年。虽然也想过和平瓦解他们，但是近卫军营地已经封闭到改革官吏无法深入的地步。由于不设门槛，很多希腊人甚至都混入其中，乃至于公开反对镇压希腊独立战争，不愿意和同胞作对。
最终，马哈茂德二世的亲信卡拉帕夏建议，只有一次性解才能永绝后患。这位大维齐尔的做法，就是提出让近卫军难以接受的条件去激怒他们。近卫军领袖们表面上表示了认同，但内心里很快察觉到了不详。随着新式军队的人数增多，他们再次公开表示自己不愿意接受西欧异教徒的训练，只想用传统的方式练习射击。有的人甚至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要发动兵变，和敢于动自己利益的人为敌。苏丹也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将忠于皇室的帕夏和军队都正发动起来。
近卫军的屡屡获胜 也只是灭亡前的回光返照
政变风波
决心彻底消灭近卫军的 马哈茂德二世
在大维齐尔的诏令发布1个月后，近卫军正式开始叛变。他们一边宣布大维齐尔的虚假死讯，一边席大肆者劫掠街市，并惩处大维齐尔亲信和改革派们的住宅。甚至威胁劫掠全城，要求商户和居民不要出门干预他们。他们还计划是联合宗教人士，抓住大维齐尔和改革派，威逼苏丹让步乃至退位。
但苏丹和大维齐尔已提前争取到了宗教界的支持。苏丹表示自己的新式军队是为了恢复帝国荣光，而不会交给基督徒和西方人指挥。这就解除了宗教界人士的芥蒂，也体现了马哈茂德二世的谨慎和精明。此外，支持皇室的帕夏们也故意放出信息，让近卫军头目们派人去找自己，实际上纷纷前往皇宫。他们秘密集结军事学院的学生、宗教学校学生、新式陆军、炮兵和一部分海军。其中又以西化的炮兵最为要紧，非常有利于摆平激烈的巷战。最后，苏丹亲自登上圣索菲亚大教堂观战指挥，等待近卫军集团的彻底覆灭。
出发镇压近卫军集团的 土耳其新式陆军
此时的近卫军集团，准备先去大竞技场集合，然后杀气腾腾地向苏丹宫殿进军。但是在老市场和前往皇宫的街道上，他们遭遇新式陆军布设的天罗地网，被新式火器打的伤亡惨重。已是乌合之众的他们，虽然在单打独斗有点身手，但和经历过欧式训练的军队集体作战就马上不堪一击。结果，不经一战就逃回了军营负隅顽抗。
随后，苏丹还命令新式炮兵轰击近卫军的大本营，让营地变成了一片火海。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切断了叛乱者的最后退路。最后1000名死硬分子，就和整个军营一起化为废墟。被抓获的人按2人一组，捆绑带到大竞技场下等候发落。对于那些躲在家里和清真寺里近卫军军官，苏丹也派人安抚一番，让他们转为文官、授予荣誉官职。通过给予以退休金或者免职的手段，彻底解除了武装。
暮气沉沉的近卫军 实际上已彻底沦为政治集团
1826年6-7月，大批鞑靼轻骑兵带着大维齐尔的命令去往全国各省。他们的任务是将驻扎在地方上的近卫军部队缴械。在各地原有的新式军队或民兵配合下，分散部署的近卫军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至于那些为近卫军提供精神指导的贝克塔石派苦行僧，也被苏丹下令封禁为非法组织。
此后的奥斯曼帝国，开启了漫长而曲折的近代化道路。这一政治趋势被延续到了20世纪。无论是奉行大土耳其主义的青年党，还是主张更加开化的凯末尔，都可以被视为1826年兵变精神的继承者。
此后的奥斯曼陆军几乎全盘接受的欧式改革
但是在封闭的安纳托利亚山区，激进的苦行僧还如同活化石一般幸存下来。在保守主义抬头的今天，他们的后裔也时不时跳出来刷存在感，成为今日土耳其迷茫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