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公务员的6年回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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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那边有匹马》剧照

作者:安安

2010年4月,我正在一个三本院校念大四,备考公务员。也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检查出肺癌晚期。父母一辈子都在到处打零工,家里根本不堪医疗费的重负,工作还没着落的我更是心急如焚。我嚷着要回家照顾妈妈,被爸爸果断拒绝,说让我安心准备考试:“公务员是个好行当,有编制,你一定要考上。”

但那时,我早已没了复习的心思。妈妈担心我的工作没有着落,便又向亲戚朋友打听其它合适的就业出路。有人说:“除了考公务员,大学生村官也可以试试。虽说比公务员差点,可容易考,还能为今后再考公务员做准备。”

于是我又报考了大学生村官。最后,公务员落选,大学生村官考上了。

那年7月,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的我,一毕业就去了一个本省离老家300公里的小乡镇,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月薪1250元,全省统一标准。

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崩溃了。

镇里安排的住宿条件实在太差了:一栋废弃的老办公楼,大概是七八十年代建的,破败的房间里结满了蜘蛛网,没有厕所,天花板直掉渣,窗户只剩下一个木框和半块玻璃,风吹得窗台噼里啪啦直响。整栋楼只住着我和另外一个大学生村官,以及一对靠捡垃圾维生的老两口。

那个村官比我早一年到,我一来,她显得非常兴奋——终于盼来个伴了。我带着对家的思念和巨大的失落感傻傻地站在寝室门口,看着她忙进忙出地帮我打扫寝室,拖地、抹灰、支蚊帐,找修理师傅装锁、接水管……我却没有说一句谢谢,只在心中不停地呐喊:我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分钟!

从那之后,我开始了6年艰难的回城之路。

1

我所在的乡镇属平原地区,坐大巴20分钟便能到县城。

那时还没出台“八项规定”,干部上下班纪律很松散,很多人早上9、10点才来,下午4点过后就陆续回家了。下班后,整个镇政府院子就只剩下我和那个村官同事。我俩除了待在办公室上上网,给家人打打长途电话,也没什么别的消遣。每晚都是待到10点以后才结伴回宿舍楼洗洗睡觉。

我的寝室窗外是一大片麦田,偶尔还能看到有孩子在其中穿梭嬉戏。有时,我会站在只剩半块玻璃的窗户前,静静地望着那片绿汪汪的麦田,那种绿是我后来再没见过的绿,绿得让人飘离现实,仿佛能暂时忘却心中的苦闷。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镇里要把老办公楼拆了新建干部福利房,便又把我们俩安排住进了镇财政所的老职工楼。听说当初这房子盖好没多久就发现是危楼,职工们后来又逐渐搬去县里安家,很快人去楼空——不过,管它呢,至少房内都有厕所,也算是改善居住条件了。

搬进新宿舍后不久,2011年4月,在爸爸准备变卖家里唯一的房子时,跟病魔斗争了大半年的妈妈走了。回家忙完丧事的一周后,我第二次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再次落选。

抛开住宿条件,仅就工作来说,当村官的6年,日子是轻松自在的。

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一些机械、繁琐、重复性事务,比如整理党建资料、录入低保信息、整理档案,填写大病救助申请表,以及零星的打字和编制表格等文秘工作。

我性格内向,话少但做事踏实,平时放假也很少回家,有时候领导安排的工作,我利用晚上和周末就抓紧完成了,比起其他乡镇基层公务员拖拖沓沓的工作效率高出很多,每次主任们去县里汇报工作,总能受到县领导肯定,所以主任们对我一直十分照顾。

在机关食堂吃饭,干部是要自费的,所以每次只要民政办在外面有接待,几个主任总是带上我,好让我省点餐费。有时候,主任还会在中午休息时把我喊到办公室,悄悄给我塞大几百块钱,说这是补贴的“电话费”,嘱咐我不要跟办公室的其他人说。

我渐渐了解到,在十八大之前,每个办公室都有私设的“小金库”,平时会悄悄给办公室干部发一些补贴,数额多少,就看各自弄钱的本事了。跟我住宿舍的那个村官同事,所在的计生办在乡镇里算是经费非常充裕的部门了,但她拿到的“电话费”还没有我多。

后来,我也时常感叹,当年我不过是个对办公室政治一窍不通的黄毛丫头,几个主任完全可以给我少分一点,甚至不发也说得通,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十分感动。

2

2012年4月,我逐渐走出妈妈离世的阴影,第三次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有了前两次的失败,我已经不敢再报考市直和县直单位了,一心只想尽快回到老家,哪怕是到乡镇也行——老家那个市下面的乡镇跟现在我当村官的乡镇应该差不多,我已经在这里锻炼了两年,回去肯定比在这儿更容易适应。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实在是太傻太天真了。另一个促使我报考乡镇公务员的重要原因就是公考中的“定向招录”政策——全省所有的乡镇公务员仅面向大学生村官和“三支一扶(指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人员进行招录。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政策福利——上面考虑到村官的“转正”问题,专门拿出一部分岗位进行定向招录——但这也在无形之中把像我一样的大学生村官们进一步逼进了“乡镇”这个死胡同。如果我们想离开乡镇,报考县直或市直单位,那么之前几年的村官工作经历将毫无用武之地,只能与应届毕业生一起平等地挤独木桥。

而事实是,许多像我一样当年报考村官的年轻人,并非真心想扎根基层、服务农村,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就业这个燃眉之急。

站在报考的十字路口上,我舍不得自己苦熬几年的村官经历白白浪费,便只能无奈地选择继续留在乡镇。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好歹最尴尬的身份问题解决了。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自己也算是“体制内”的人了,端上了铁饭碗。

成绩出来的时候,我既喜又悔——这次我考出了自己公考的最好成绩,笔试142分,足以进入任何一家市直单位的面试,并且具有绝对优势。

最终,2012年8月,我以笔试、面试“双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本市的乡镇公务员。

在还未去新单位正式报到之前,我在家中度过了短暂的快乐时光。虽然妈妈没能等到这一天,但爸爸倒是因此精神不少——家里终于出了个公务员。

10月底,县委组织部正式通知我去报到,要求先到县里集中开会,然后再分配到各乡镇。县城离市区很近,只有不到1小时的车程。第二天,组织部长给我们这一届新公务员集中上了一堂思想动员课,还安排了几个往届的优秀公务员代表发言,讲述自己在乡镇工作的点点滴滴和种种收获,听得我心潮澎湃。

就在会议刚一结束、大家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组织部干部监督科的科长突然出现了,他掏出一沓表单,让大家抓紧签了字再去各自单位报到。

我们拿到表一看,是一份“自愿接受5年服务期”的合同,也就是说,报到后的5年内,必须留在乡镇工作,不准参加任何招考,不准调动。

那一刻,我心中轰地一声如炸焦雷。当初报考的时候,确实有些岗位是有“5年服务期”这一要求的,我那时可是睁大眼睛反复阅读了所有报考要求,最后专门挑了没有服务期要求的岗位报考。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所有岗位,一律5年”。在场的许多新公务员也有同样的惊讶,但会场仅仅只骚动了几分钟便安静了下来。大家的心情估计都差不多:事到如今,纵有千般委屈,也没有人敢潇洒地把笔一掰扭头就走。

最终,大家还是纷纷硬着头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揣着一肚子的委屈,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我匆匆坐上了单位派来的车,马不停蹄地被“发配”乡镇。

3

车子向着大山越走越深,我的心也渐渐沉入谷底。我从没见过这么森冷险峻的群山,车子蜿蜒其中,一座座巍峨的山峰仿佛要朝我们压倒下来一样,让人不寒而栗。

司机师傅问我和另一个一起分配过来的公务员:“你们之前去过XX乡没有?”见我俩摇摇头,“那你们要慢慢适应了。”然后,车内陷入了长久的安静。

不仅要走山路,中途还要摆渡。那地方没有跨江大桥,只能眼巴巴地等着一艘破旧的渡船像个大肚婆一样,在江面上晃晃悠悠地来回接送。“不着急,1个小时一趟。”司机师傅科普道。

等过了江,我们仿佛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过江之前走的是省道,虽然狭窄,但至少平坦。过江后,路面马上就降为乡道标准,倾轧损坏严重,没有一节是完整的,一路上尘土飞扬,连车窗都不敢开。途中经常还要巴着悬崖边停靠会车。

对比过去一心想要离开的做村官的那个乡镇,至少那里的道路是宽敞的,回家也是全程高速。而现在,虽说是回到了老家,可回趟家的用时竟比过去还要多。

我去报到的乡镇属国家级贫困县,干部的福利待遇大致分为4块:

一是工资,到2014年10月公务员集体调资之前,我每月发到手的工资为1402元;

二是年底奖金,因为整个县域财政实力薄弱,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为了面子上好看点,县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从每名干部每月应发工资中暂扣800元不发,到10月份时,再以提前发放年终奖的形式,一次性发给干部。

三是各个乡镇自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