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胡老师是有高度国际声望的人，因而他那人格上的【磁场】也远及海外，五十年代初期，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展望》杂志（Look Magazine）推举出一百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胡适大名也荣列其中，为百人帮之一。但是这批推举者显然只知胡适其人，而不知胡适其事，因而他们推举的理由——【发明简体话文】——连胡适也不能接受！胡适笑着向我解释：世界上哪有什么人能发明一种文字呢？【仓颉！】我说，胡适先生为之大笑。
这里引出了胡适先生的一个贡献，那就是提倡白话文，提倡国语运动。他打破了士大夫阶层对教育的垄断。白话文虽然可以上溯到明清，这不是五四时期才开始的。但是胡适的白话文与前人提倡白话文的目的有着【根本方向】上的不同。
前人的白话文，主要是服务于下层阶层，而统治阶层是不用的，上层使用的是文言文，这时的白话文只是文言文的附庸和从属，其目的将长层的意思完整地、明白地传递给下层，以便于更好地维护上层的统治和利益。这时的社会是分裂的，社会阶层也是对立的。
而胡适提倡的白话文是要革文言文的命，让文言文变成附庸，甚至淘汰之。他肯定白话文的尊严与其文学价值，他直接把白话文的《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西游记》等白话小说的地位与之前的庙堂文学——经学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这样，他就把白话文重新定位，将白话文从下等社会或中下等社会使用语言，定位为社会的中心语言，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无论上层人士还是平民阶层都要使用白话文。这样避免了社会出现两种使用语言和社会的分裂。这是胡适与前人提倡白话文【根本】上的不同。
胡适曾就这种【根本】的不同，说过这样的话：
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給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用胡适自己的话來说，就是：「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白话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块骨头，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
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得益于陈独秀的支持。陈独秀那【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的精神和勇气，恰恰弥补了胡适这种持重的缺点。后来胡适也肯定，如果没有陈独秀的这种精神，文学革命需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
胡适更是从【形式】和【内容】上，规范白话文。为避免只是文字上的【新陈代谢】，胡适提出八项主张：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对于【内容】，胡适更是直接：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怎样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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