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冼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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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22日,中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原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兰州军区任司令员。

应该说这个调动,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颇具深意的,毕竟原来福州军区就是战备的第一线,和兰州军区的情况差不多,韩先楚本人又是一代战将,所以从调任兰州军区的那天开始,韩先楚便投入到紧张忙碌的战备工作当中。

不过有趣的是,毛主席在事后召见各大军区对调的司令员与政委,当看到韩先楚与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时,毛主席笑着打趣了一句:

“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可不要欺负他呀!”

一句话,倒使得有些紧张的韩先楚、冼恒汉放得轻松了不少。

然而就连毛主席可能也没想到,还没到两年的功夫,就出了个意外情况。

1975年9月,冼恒汉写信给中央,反映了韩先楚来兰州军区后的一些情况。

简而言之,就是冼恒汉与韩先楚在工作合作上并不愉快,甚至可以说是存在分歧,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冼恒汉将军出生于1911年,广西田阳人,1929年参加革命,不久之后随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冼恒汉任红七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员。

从这一任命也不难看出,冼恒汉将军具备一定的文化学识,所以后来参加红军后,基本上也是从事政治工作较多。

冼恒汉将军幼年时父亲去世的也早,只依靠奶奶和母亲种两亩地为生,可尽管如此家贫,但家里还是支持了他读书,特别是在他考上了田州师范后,仍然不遗余力的支持他读书,也正是在田州师范读书期间,冼恒汉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1931年5月,红七军军官训练所与红二十军教导队合并成立河西教导队(后来改称红大分校),冼恒汉在教导队毕业后,又被安排至湘赣省委党务培训班学习,毕业后直接被分配担任独立第三师第一连政治指导员。

冼恒汉那时颇感诧异,因为自己当时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还不是党员,时任教务主任的张子意直接摆了摆手:

“我介绍你转党。”

一直到晚年,回忆起这件往事,冼恒汉还无不幽默的说:

“从此,我就走上了从来没有搞过的领导工作岗位。”

冼恒汉将军历任湘赣独立第八师连政治委员。湘赣红八军二十二师重机枪连政治委员、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党总支部书记、十七师五十一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6师16团政委、四师政委。

如果说走上政工干部之路决定了冼恒汉的一生,那么长征后抵达陕北就是影响他的第二件大事。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转道北上,1936年10月22日至会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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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在朱老总一封亲笔信的介绍下,冼恒汉前往陕北保安,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也就是从长征抵达陕北那天开始,冼恒汉就彻底同大西北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时隔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一切时,仍然忍不住感慨:

“从1936年长征到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于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片土地,我一直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除了跟随120师在冀中、晋西北开辟根据地外,冼恒汉战争年代大部分时间,也确确实实是在大西北没有离开过。

对于绝大多数开国将军而言,冼恒汉将军其实并不声名显赫,很大一个程度是因为他从事的基本都是政治工作,很少处在一线指挥战斗,然而跟随着大部队,冼恒汉将军前线后方其实都待过,也正如将军后来自己说的那样:

“没有大功实有苦劳。”

解放战争时期,冼恒汉初任一纵政治部主任,配合政委廖汉生在部队开展过“诉苦教育”,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思想教育水平,冼恒汉认为这种工作方式有必要在全军范围内推广,于是将“诉苦教育”的工作模式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彭老总阅后十分赞许,又上报给了中央军委。

一纵在西野开展“诉苦教育”最早,取得的效果也很突出,冼恒汉那时在一纵,跟战士们强调:

“第一纵队就要有第一的样子。”

整个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一纵所向披靡,数次圆满完成分割歼敌的任务。

到1952年,中央制定《军事整编计划》,考虑到西北地区地广人稀、资源短缺,于是决定,西北军区只保留一个第一军。

建国后,冼恒汉将军陆续担任了第一野战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政委、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军管会主任、兼青海军区副政委等职务。

到1954年3月,冼恒汉正式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5年9月,冼恒汉被授予中将军衔。

不过就在同年5月,根据中央调整各大军区的命令,当时西北军区改编为兰州军区,军区机关驻兰州市,同时撤销第一野战军番号,原属西北军区的新疆军区改编为大军区。

当时新成立的兰州军区领导机关班子进行了系统的调整,组织考虑到冼恒汉在西北工作多年,于是命他担任了兰州军区政委。

从1955年5月担任兰州军区政委开始,在大军区政委职务上,还是在同一军区,冼恒汉干了22年。

这是一种信任,同时也是一种责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冼恒汉自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冼恒汉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领导工作岗位,他虽然在兰州军区担任政委,负责军区工作,但多数时候工作重心其实是在地方上。

1968年1月,冼恒汉兼任甘肃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一上任便大力主抓当地的农业生产。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多,雨水少,老百姓寻常就连喝的水也不够,更遑论浇灌,老百姓家家户户存水,都依靠天降雨水、雪水存续维持,要想按照中央的要求解决农业问题,冼恒汉认为,必须要解决水的问题。

在那段时间里,冼恒汉每年基本上有4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基层跑,晚上就住在老百姓家里,同大家一起吃、一起睡,积极探寻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办法。

经过几年不懈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粮食的产量也在逐年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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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冼恒汉主持工作这一时期,甘肃农业生产提高很多,从1969年的50亿斤增长至1975年的百亿斤,大部分地区实现了自给自足,多数的老百姓能够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越来越少了。

冼恒汉将军虽然是个广西人,但他常对身边的人说:

“我们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后一直在甘肃工作,吃的是甘肃人民的粮,喝的是甘肃的水。这里自然条件差,解放多年了,百姓们的生活还没有太大的改善。我们要和人民同甘共苦,为人民办实事,不能让老百姓指着脊梁骨骂,破坏党的声誉,给党抹黑。”

甘肃工业建设的成绩,也是大众有目共睹的。

比如甘肃著名的天水火柴厂。

天水火柴厂是甘肃为数不多的解放前的老工厂,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记得当年曾给工厂糊火柴盒的经历,事实上就在冼恒汉将军主政那些年里,天水火柴一直是甘肃天水当地一张名片。

甚至还有不少的老人怀念,冼恒汉将军在的那些年,天水火柴两分钱一盒,每盒100根,根根保证质量。

冼恒汉主持甘肃地方建设期间,绝不仅仅只是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尽量下到一线去走访调研。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冼恒汉将军还记得到通渭县蹲点时的情形。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野岭多,山上旱的连草也不长,冼恒汉将军去蹲点后,与当地的百姓同吃同住,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当地实际困难。

令冼恒汉将军感动的是,虽然老百姓生活都很艰难,却始终愿意相信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带领当地走出困境。

1975年,冼恒汉赴天水视察,结果遇上道路结冰,汽车打滑,一行人下来推车,但这时路过的老百姓纷纷涌上来,提出要帮忙,他们虽然不认识车上下来的人是谁,但都看得到他们穿的军装,冼恒汉再三婉拒,但老百姓质疑帮忙,还对将军说:

“我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

老百姓朴实的话语让冼恒汉非常感动,好像有种回到了革命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的感觉。

1973年12月,韩先楚调兰州军区任司令员。

对韩先楚,冼恒汉其实是不大了解的,两人在过去战争年代,就从来不在同一支队伍过,后来建国后,也是常年一南一北,寻常时候也只是听说过,但没在一起共事过,突然调到了一起,因为彼此都不适应,矛盾很快就产生了。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冼恒汉仍然对韩先楚的工作方式耿耿于怀。

韩先楚一代战将,到兰州军区自然也是服从中央的调派,到任后勤勤恳恳,从未有过携带,冼恒汉将军也称,韩先楚到任后,几次下部队检查工作,勘察过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

可韩先楚将军在视察后,却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有些让冼恒汉无法接受:

“韩先楚将军提出很多意见,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全都存在问题,需要整改,这无疑是全盘否定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韩先楚将军本身身体情况一直不是很好。

秘书姚科贵记得很清楚,韩先楚将军当年在赴兰州军区任时身体情况就已经很差了,但仍然抱病下到部队去视察,并且把工作的重点都放在基层单位,有时还会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快速了解部队情况。

这也导致了韩先楚原本很差的身体更差了。

在多数时间里,韩先楚都是在养病,而且基本上是在北京或者是外地。

可这样一来也导致一个问题,双方在沟通交流上更加不便起来。

1975年9月,冼恒汉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了韩先楚到兰州军区后的一些问题,毛主席看到了这封信后,委托给叶剑英负责。

叶剑英为此还专程给冼恒汉打了一个电话:

“你的报告,毛主席已经看了,中央军委会派人去帮助处理的。”

1975年12月,经毛主席批准,军委派出了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副组长的工作组,以检查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查。

尽管工作组到了兰州军区后,找了不少军区领导人谈话,并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可冼恒汉认为,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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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到北京开会,冼恒汉特意又就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反映,叶剑英同他进行了一番谈话,并反问他:

“你们两个人像是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该怎么办?”

冼恒汉略一思索,回答了4个字:

“我愿意调走。”

不过,叶剑英并没有同意,而是耐心的劝说他:

“你在兰州时间长,熟悉情况,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1977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萧华出任兰州军区政委。

当时,冼恒汉接到这一通知颇感意外,因为从道理上来讲,他是兰州军区政委兼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么大的任命,军委、总政理应事先通知才对,更重要的是,萧华是上将,过去曾任过总政治部主任,来兰州军区后应如何排位?

图|《兰州军区高级将领传》

考虑再三,冼恒汉决定给中央打电话询问:

“中央军委调萧华来兰州军区任政委,有何考虑?”

当时,中央给出的答复是:

“因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肃地方工作,调萧华去是为了加强军区领导力量,没有什么别的考虑,到兰州军区以后的位置摆法,按先来后到,你为第一,他为第二,协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

萧华后来到兰州军区后,也对冼恒汉表示:

“我是调来协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的,他来第一,没有带什么人的指示,第二没有什么框框,是‘协助冼政委工作的’。”

就这样,冼恒汉继续留在兰州军区工作,一直到1977年6月。

1977年6月,韩先楚、萧华、冼恒汉三人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会上主要围绕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展开讨论,认定冼恒汉富有重大责任,并最终决定,免去冼恒汉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职务。

冼恒汉被免去职务后,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一住就是五年多,期间一直等待分配工作。

1982年11月,冼恒汉接到通知回兰州军区,本来以为只是解决一些遗留问题,但没想到的是,突如其来的批评和指责,让这位老将军本就每况愈下的身子更加虚弱不堪,后来更是引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治疗。

1983年11月出院前,冼恒汉接到通知,退出现役,按照地、师待遇交给地方安置,每个月发200元生活费。

到1985年,又改按正军职待遇。

冼恒汉晚年彻底地闲了下来,除了反映问题,他还写了不少回忆性质的文章,对于他来说,一个操劳工作了半辈子的人,一下子没有了工作,生活上好像很难适应。

图|冼恒汉

日常除了读书看报,冼恒汉更关心甘肃地方的天气,有时天一下雨,他就显得特别高兴,儿女们有时也不理解,还问他:

“你又不工作,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

冼恒汉告诉儿女:

“甘肃百姓太苦,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不关心怎么能行。”

一直到晚年,冼恒汉始终牵挂着甘肃地方建设,特别是一些他在任期间想完成却始终没完成的工程,能够看到这些工程的建设完工,对他而言才是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