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客/文 1949年，卡尔·西奥多·雅思贝尔斯在其著作《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首次提出著名观点——轴心时代。这个观点打破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论，为历史哲学带来了新的突破。
雅思贝尔斯将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自“轴心时代”观点一经提出，就取得了重要地位，并引发学界研究热潮，随后有学者从多角度阐述了“轴心时代”产生的原因。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路径是从气候学角度出发，那几个世纪刚好处于公元前很重要的一个小暖期，暖期的气候很好，意味着人口能够繁衍众多，资源不敷使用，人们就会开始发生大规模征战，以抢夺有限的资源。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对于能够带来更大合作效力的观念系统，会产生非常强烈的需求。于是气候的变化使得东西方的人群差不多同时代产生这样一种需求，轴心文明的普世主义也就在这个时代展开了（斜体字部分引自施展著《枢纽》）。
笔者比较认可上述基于气候学解释“轴心时代”产生原因的观点，与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主要观点非常贴近。“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在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些地区中按照文明诞生的早晚来排序，最早的文明发源地是新月沃地，统称为两河流域文明，先后包括了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文明。其后是尼罗河流域文明，又被称为古埃及文明。再之后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又被称为哈拉巴文明。最后诞生的是爱琴海域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分别是克里特文明和夏文明。
从地理学、生物学等角度研究，会发现这些文明诞生地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这些诞生地的纬度相近，位于同一大陆相近纬度的东西两端，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完全相同。导致这些地区具有相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雨量情势以及动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区（植被类型）。其次，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更适合古代人类及其他动植物生存，当地丰富的可驯化动植物类型，使得人类成功从游走型的采集狩猎社会向定居型的农耕社会转型，为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现在研究发现人类发源地在北非而文明发源地在两河流域，人类在北非诞生，由于撒哈拉沙漠等地理因素导致人类只能向北扩张，来到两河流域后，也是由于地理因素在当地实现社会转型，从而产生文明，随后以此为基础，将文明扩展到欧亚大陆同一纬度的不同地区。
关于地理因素对人类发展史的诸多影响作用，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有非常详尽的数据可以证明，我在这里不一一列举。当然，在笔者看来，这些只是“轴心时代”产生的必然性因素，除了必然性因素，还有众多基于人类自身的偶然性因素，此处不赘述，有兴趣的可以参考《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现在，各文明的古老程度基本没有争论，最早诞生的苏美尔文明与其后的古埃及文明之间时间代差不大，都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要滞后苏美尔文明一千年左右；而爱情海域克里特文明和黄河流域夏文明则要滞后苏美尔文明一千五百年至一千八百年左右（关于夏文明起源时间参考夏商周断代工程）。历史学界对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存在着争议（笔者认为没有传承关系，原因后面详述）。不过有一个事实是，当我们的夏文明诞生时，苏美尔人已经在吟唱他们的史诗，古埃及人也早就建起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在如此众多的文明中，却只有最年轻的夏文明一直存续至今，这里面有什么奥秘？
打开世界地图，将目光聚焦到这些文明周边的地形环境，也许我们得以一窥其中的某些奥秘。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情海域文明，这些古文明聚居地，互相之间没有诸如撒哈拉沙漠、喜马拉雅山脉、欧亚大草原（荒漠）等令人难以逾越的屏障，即便有一些小的屏障在大型哺乳动物（马、骆驼等）被驯化后也逐渐被打通，古文明聚居地由点逐步散布为面，各大古文明诞生的时间线恰好可以作为证据。而且对这些古文明聚居地出土物的考古学研究也能证明这种传播关系确实存在，比如泥板文字在多地区被发现，各文明聚居地的出土物中发现同样的种子及被驯化动物骨骼等。
而反观夏文明的周边地形，会发现从东部的海岸线到南部的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到西部的中亚大草原（荒漠）再到北部的蒙古高原，整个夏文明被牢牢包围在古人类难以逾越的屏障之中，这其中漫长的海岸线和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生命禁区一般的存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的航海技术仅支撑最远到南亚、北非一带（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下西洋）。这当中相对好走的通道是中亚沙漠中一系列不连续的绿洲地区，而这条相对好走的通道对于大多数人类来说依旧是天堑一般的存在，队伍规模小了容易发生各种意外，队伍规模大了无法获得足够的水资源支撑，稀缺的水资源导致这条通道只能够承载适当规模的商贸队伍或流浪氏族。所以，这条通道最终发展为陆上丝绸之路。发生在这条通道上的怛罗斯之战给西方带去了造纸术，为西方的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并奠定了文艺复兴的技术基础。
另一个看似能通过的通道是北部的欧亚大草原。欧亚大草原足够养活众多以采集狩猎为生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决定了草原的边界就是游牧民族的扩张边界，游牧民族的特产——马是农耕民族数千年中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大草原的存在就成了夏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交流的人为屏障，每当大草原无法容纳更多的游牧民族时（由气候变化带来的人口增长或无法生存等原因），草原游牧民族就会主动（或被动）的向南及向西扩张，历史上这样的扩张两次成为西方人的噩梦（上帝之鞭），无数次造成与夏文明所在中原地区的争端。其中，成吉思汗西扩所打通的草原商贸通道给西方带去了火药和“黑死病”，间接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生。
对比夏文明与其他文明所在地区的地形特点，会发现其他文明所在区域基本连成了一整片，而夏文明则独善其身。这就导致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各文明点互相之间既独立发展又互相影响，有限的地区之上却先后产生了多个文明，尤其是同时期存在多个文明时，彼此之间必定会为了抢夺发展资源而互相攻伐，让整片文明所在区域成了四战之地，从而逐渐消亡在历史长河之中。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很容易理解这种情况的发生，当某个区域之中出现强者的时候，周边的弱者就会吸收强者的优点，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取代强者。
而夏文明所在中原地区的周边没有其他文明，只有同属一个文明之下的不同聚居地，诸如传说中的炎帝部落、黄帝部落、九黎部落等。现实中则对应考古学发现的众多文化遗址，比如红山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等。这些聚居地逐步发展成为夏文明，当唯一的外来威胁——北方游牧民族出现时，夏文明的传承者已经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帝国（秦朝），并在北方建立起长城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这就像将整个中原地区化作了一座巨大的城池，长城就是这座巨型城池的外墙，这外墙即抵御了外族对城池的入侵，也限制了城池中人向外的扩张。
夏文明与其他文明所在地区的地形特点，除了造成轴心时代中夏文明的硕果仅存，还是西方文明更早开启文明等级跃升的必然性因素（上文所提及造纸术、火药、“黑死病”等属于偶然性因素）。古代文明大抵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农耕定居文明，一种是草原游牧文明，一种是海洋商贸文明。中原地区只有两种文明，而两河流域地区集齐了三种文明。这就好比两个人同时练蛊，其中一个只有两种蛊虫，另一个则有三种蛊虫，在变量差不多的情况下，蛊虫数量越多练出来的蛊大概率更为优秀。
不过，我们不用妄自菲薄。既然我们能从五千年前延续至今，成为轴心时代硕果仅存的文明，那么在当今这将所有蛊虫都集中到一起的信息化时代，我们就更有信心在接下来的碰撞中笑到最后。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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