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一直被认为是秦国崛起、彻底凌驾于其他六国的标志性事件。因而备受后世关注，不断复盘他们的战略战术决策，并视之为非常正确的案例范本。作为配角的赵国就很难引起足够重视，基本都拘泥于廉颇的严防死守和赵括的轻敌冒进，以及国君的用人失误。
那么，倘若赵国坚持执行廉颇的防御策略，顶多也只是后撤到百里关长城。可否避免更大的损失，不让敌军轻易包围邯郸？他们与秦国之间的强弱对比，可否因此而得到有效缓解？谢谢！
后人对赵国失败的因素 主要集中于赵括一人身上
答：赵国之所以忍痛放弃廉颇的严防死守策略，主要还是因为消耗过于巨大，已经不可能再坚持下去。而且当时的统治者赵孝成王比较贪恋土地，又因个人经历而坚持反秦立场，轻易不肯和谈休战。加之战国时期的整体氛围作祟，注定了赵人不可能在半途中全身而退。
当然，要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就将上面三个因素的顺序颠倒过来解读。
战国时代的内卷式竞争非常残酷
首先，战国是一个高度内卷化竞争的魔怔时代。由于大量春秋时代的中小诸侯被兼并，形成了以七雄为首的无节制竞争氛围。在缺乏技术奇点、资源井喷或其他变故的背景下，彼此间的强弱之争就尤为残酷。若是有任何一方在冲突中主动服软，那么很容易被所有人判定为软弱、无力和缺乏上进心！
商鞅的变法举措 只是同类事件中的秦国版本
因此，带有严重军国主义性质的变法，成为残存诸侯们的唯一升级办法。而且不论基础高低、情况差异，都要硬着头皮尝试一番。始于公元前356年的秦国商鞅变法，只是这类变革中最成功的案例。反倒是看似更加“落后”的赵国胡服骑射，要等到公元307年才刚刚启动。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 赵国的变法成效最不显著
其次，长平之战阶段的赵国国君孝成王，很早就与秦国结下过梁子。他在公元前266年继位，次年就遭到秦国的突然进攻，不得不屈尊向东面的齐国求援。加之秦赵两国本就连排坐落于北方，还分头向河套、中原两个方向齐头并进，势必将对方作为最主要的潜在威胁。
战国时期的邯郸城市遗址
同时，赵国是七雄中采纳军国化改革成分较少的异类。国君虽能在邯郸对周遭区域发号施令，却很难触动偏远地区的地方世袭。哪怕是在已经被去掉副王头衔的阴山代郡，都能在重大决策层面保留相当话语权。换言之，赵王想要顺利扩展极端权势，就必须到郡县制已深入人心的南方去找补。当上党郡的郡守冯亭将土地自动奉上，便顾不得平原君等一杆重臣的苦口婆心，匆忙派人跑去接收并组织军队预备大规模冲突。
廉颇的稳重风格 非常符合赵国对战争结果的预期
所以，选用老而持重的廉颇充当统帅，非常符合赵国在长平之战前期的策略预判。不仅是要在战场上挫败秦人，还要尽可能的保住轻易倒手的大片郡县。但因为动员速度滞后、韩国守军过于羸弱等客观难题，直接让战火燃烧到本方境内。唯一值得称道的收获，就靠接收难民获取更多人口。
由于野战不利 赵军只能龟缩在营垒内据守
此后，赵国便如愿以偿的开始与秦国进行残酷消耗战。在接连输掉前哨运动战，丢掉两座边境小城后，选择彻底龟缩进临时构筑的大型营垒据守，希望以时间换空间熬到敌人放弃。但因为北方代郡兵马不愿意南下驰援，使战争演变为半个赵国vs整个秦国的不对等抗衡。如此一来，即便刚刚吃紧不少人口红利，廉颇手中的资源仍旧不能和对面相提并论。事情到了这一步，赵国也没可能斩获任何重大胜利。
尔虞我诈的战国式外交 总是充满欺骗和障眼法
在此期间，包括孝成王在内的赵国上层已决定采取外交手段平息纷争。但只愿意单方面同秦人进行交涉媾和，并没有为积极笼络楚国和魏国而付出多少努力。结果被秦人的表面友善所懵逼，错过了及时组织攻守同盟的宝贵窗口期，更没有察觉到对方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总动员。何况，为了能让使者在谈判桌上更有底气，前线的军队势必不能轻易后撤，也就只好留在原地造成更多资源浪费。
赵括的兵败身死 只是在为赵王的决策买单
正因如此，长平之战演变为久拖不决的烫手山芋，即将耗尽半个国家的储备家底。孝成王在外无楚魏援军、内有代郡贵族抵制的情况下，只能换上敢想敢干的赵括去放手一搏。结果自然是输的彻底，将几十万军民葬送在名将白起手中。虽然还能在邯郸的防御中胜出，却已在实际上葬送了赵国的翻盘希望。
至于的廉颇的建议是否可行？决定因素并不在于军事，而在于外交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