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遵义城内一栋复式公寓迎来20位神秘的客人。
会场上，20位代表先后谈到对于西行之路的看法和见解。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之后，我军便只能寻求战略性后撤，离开江西一带找寻更适合扎根的根据地。
但会议上，作为酿成失利的直接问题者，博古却轻描淡写略过自己的失误问题不谈，仅仅只是敷衍了事说道：“打得还不够好。”此话一出，迅速在会议上不少代表的反对，毕竟没有博古在指挥战略上的问题，我军不必最终走向冒险后撤开启长征路。
各方争论不休，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起身拍桌：“博古同志避重就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因便是博古、李德二人无端瞎指挥，一再拒绝毛主席为首的同志正确建议。”李德望着这位身形高大的奇男子，他知晓王稼祥此言一出，自己的红军指挥路已经到头。
不过李德、博古尚且不知晓，最终他们的命运随着王稼祥做出最后一个重大决定，将会就此走下历史的舞台。
- 关键的支持者
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拥有属于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位1906年生于安徽厚岸村的小伙子，自幼便饱读诗书，成年之际又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留学之际，在北国之地上王稼祥快速吸纳先进理论知识，从苏联模式中看到中国希望。
自1930年回国后，王稼祥便被组织和党看重。先后出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足矣看出王稼祥在我党、军历史上的重要性。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王稼祥遭遇敌军空袭只能卧床休养。
听闻此事，素来同王稼祥这类敢说实话干部不和睦的博古大喜过望，直接了断将其划为重病伤员，告知王稼祥无需跟随大部队撤退转移，只需要留在当地养伤即可。闻讯此事，毛主席倍感愤怒，当即在会议上拍板质问博古：“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如此重要的王稼祥，本就有重任在身，必须要随军行动！”
即便被博古、李德等人质疑，毛主席仍旧自掏腰包想办法为他找来担架员、医护人员，并且安排王稼祥骑乘马匹随军转移。王稼祥对主席的行为倍感感动，握着主席的双手说道：“我们都没有理由离开组织和部队，我会尽心为革命换取胜利。”
二、关键之举
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和王稼祥曾经多次促膝长谈。
二者对当时军中情况颇为担忧，进驻湖南西部边境通道县之际，两人便专程聊到过摆脱困境的问题。王稼祥对此时情况已经非常忧愁，而主席却气定神闲讲述化解之道：“南京方面布下口袋阵，引诱我军向里钻。问题并不大，但发号施令者看不到危险，势必将会引发我军在湘西遭遇沉痛打击。”
王稼祥见毛主席存有高见，连连向前询问以何破局。毛主席指着地图上的贵州说道：“既然对方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急行军转战贵州，在没有防御体系和堡垒工事的地方伺机而动，将会成为我军新的方向。”对于毛主席这番以退求进的思路，王稼祥给予高度评价。
李德、博古手握实权，但对于敌方不断寻求大决战的做法颇为盲目，仅仅只知晓向里钻，却无法让红军迅速抽身，单纯呆板运用在欧洲学到的阵地战知识应对当下危机，已经让王稼祥意识到二人存有脱离实际作战指挥的问题。
经过此番促膝长谈之后，王稼祥对毛主席越发佩服。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此前在通道县，王稼祥通过力挺毛主席转战贵州的决定，帮助我军争取到一线生机。王稼祥知晓，是时候在会议最后关头力挺毛主席，让我军走出事实上的困局之中。
三、再做点实事
遵义会议最后一天，王稼祥力挺毛主席。
他如此谈到毛主席和李德之间的指挥优劣之分：“毛主席对军事军务更为务实，多参考当下情况、敌方打法特点设计路线进军。博古、李德二人呆板运用欧式军队思路应对南京方面的做法，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情况。”他的言论，让20人代表豁然开朗，经此之后组织决定将毛主席视为军事指挥核心。
但长征路上，一直忍着病痛作战的王稼祥，不得不在抵达延安之后前往苏联寻求救治。再度归国之际，组织又将首任驻苏大使之责交付于王稼祥。不过长征落下的病根子，一直困扰着王稼祥，此后数十年时间中他的工作大多时间断断续续。
1972年，身体稍有好转的王稼祥再度请求工作，毛主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但奈何王稼祥的身体再度抱恙，只得暂缓任命。1974年，一生饱受病痛折磨的王稼祥，最终在68岁时宣告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