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不同政治环境与统治政策亦都与骚体文学所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
文人经历着各种社会变革，这些事件对他们的心灵造成触动，又以最直观的方式反映在他们所作的文章当中，其创作者的心态、文章内容、主题思想，均蘸染着君主专制社会中每一个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风格。其中，宋、元、明三个朝代的政治环境各有特点，又均有一定数量的骚体诞生，十分具有代表意义。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有宋一代实行的是崇文抑武的政策。这一方面确立了“皇权-士大夫”的政治模式，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得社会各阶层当中的大量文人得以入朝为官，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参政热情与社会责任感。
另一方面却又会造成朝堂上的党争倾轧之风以及积贫积弱、外敌环伺的政治现象。宋代文人将自身命运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却又无力改变现状，便难免会产生如屈原一般悲怨不甘的痛苦心情。
文人们在前期的政治高压之下战战兢兢，骚体在政治方面多有歌功颂德、奉旨应诏之作，后期国家日渐衰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农民起义，以至于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朝堂上宦官佞臣横行，党争倾轧不断，思想方面，心学主张个性解放，大胆抒写内心情感，异端思想在社会上兴盛。
一、骚体称谓的形成
“骚”即《离骚》，起初作为一部作品的名称而出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在楚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及遭遇的不幸，为了抒发心中愤懑而创作了这一作品，以其充沛的情感、华美的辞彩和浓厚的文化底蕴而广为流传。
除此之外，屈原还作有《九章》《九歌》《天问》等一系列作品，在他的不断创作过程中，这一种新的文学体式也渐趋成熟，引发了后人的争相传唱效仿。同时，又由于汉代一些统治者对于楚文化的宣扬和喜爱，使得楚辞作品流传愈广，突破了地域的限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学体式。
屈原可谓是骚体文学的奠基者。出于这种认知，骚体文学在产生初期，便被打上了“楚地民歌”、“屈原创作”这样的标签，后世学者在对其进行研究的时候，初始便以地域标志或创作主体进行命名，如楚辞、楚声、屈骚、屈赋等等。但这种称谓也暴露出了骚体文学刚刚产生时，人们对于其文体特点认知的片面化。
随着文体观念逐渐明晰，以及骚体文学的不断成熟，学者们对其认知也逐渐深刻。东汉时期，王逸作《楚辞章句》，称《离骚》为“离骚经”，并且将其认为的屈原所有作品全部归入“离骚”目下，在这里，他以“骚”代指屈原的全部作品，《楚辞章句》的出现也“标志着‘楚辞’作为文体的独立。”
而“骚体”这一称谓，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言道“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同时，其中又有《辨骚》一篇作为首位。在《文心雕龙》当中，“骚”这一概念除了指代屈原作品，也将宋玉和汉人拟作囊括了进去。
而萧统《文选》中的“骚”部之下，也包括了屈原作品、宋玉《九辩》以及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篇目，扩大了“骚”所包含的范围，将其当做成一个文学类别的对象进行研究。及至北宋年间，晁补之选编了《续楚辞》与《变离骚》各20卷。
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续楚辞》“择后世文赋与楚辞类者编之”，自战国时期的宋玉开始，一直截止到北宋王令以前，共收录了后世26位诗人的骚体文学作品，共计60篇；而《变离骚》则“择其余文赋，或大意祖述《离骚》，或一言似之者”，自战国时期的荀况至北宋王令，共收录了38人的96篇作品。
从文体的角度而言，《续楚辞》中收录的乃是骚体作品，《变离骚》中收录的则是骚体之变，文体不同，但精神一致。因而，在北宋时期，晁补之已经有了明确的问题意识，将骚体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式看待，并且注意到了其演变过程。骚体已经作为一种文体的固定称谓而存在了。
二、原初骚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与创作动机
原初骚体文学的诞生，是必然也是偶然。从其创作的背景与动机方面来看，影响因素一共有三点。首先，楚国经历了艰难的崛起与发展过程，也曾经有过盛极一时的霸主时期，楚国人民具有不屈的战斗精神和抗争意志，心中怀有复兴的渴望，这种民族特质也注入到了从楚地诞生的原初骚体作品当中。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今湖北秭归）。”楚国共经历八百余年历史，约在公元前1027年时，熊绎被西周成王册封立国。
但楚人一方面因为其南人异族的出身受到排斥和歧视，另一方面居于荒凉的荆地，自然环境十分险恶，因而只能努力谋求生存。“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出来的不屈战斗精神和抗争意志成为了楚民族性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代代传承。
而后楚国通过积极吸收中原较为先进的技术以及文明理念而不断成长，与周王朝进行正面的强硬抗衡，并积极参与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终于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疆域千里，煊赫一时。直至后来不断的内乱纷争与强大外敌进犯使得楚国元气大伤，才坠入低谷。
其次，身为楚国高官的屈原具有着深厚的爱国热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坚韧顽强的性格特征，这为他的文学作品注入了独有的精神内核。对于屈原的生年，一直众说纷纭，但各家学者对于他出生范围的推断均大致集中于楚宣王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
屈原确应出生于宣王时期，又在怀王时期进入朝堂，参与楚国的政治活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
由此可见，当时屈原所担任的官职是“左徒”，对内可以直接与君王商议国家大事，并且拟定法令，对外则能够接待外来使者，面见别国诸侯，地位非常重要，亦颇得怀王信任。关于他担任左徒一事，蒋骥也曾在《山带阁注楚辞·楚世家节略》中有所提及。“（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六国共攻秦，楚为纵长，至函谷关。
秦出兵击六国，六国皆引归。”蒋骥按语曰：“《战国策》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当在是年之前后。曾经那个强盛的楚国是每个楚人心中的渴望，他同样期盼着国家能够重现曾经的盛世，再次强大起来，并希望能够为之做出贡献，奉献自己的力量，便如《离骚》中屈原自叙：“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来吾导夫先路。”
他的创作是最为激切真挚情感的表达，是民族心愿与个人渴望的结合，根植于对国家的热爱，又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最后，屈原坎坷而又独特的经历，使得他将情感寄托在文学作品当中，以此作为抒发心中不平的渠道，最终创作出了一首首骚体作品。
屈原看到了秦国扩张势力的野心，力主联齐抗秦，他出使齐国，促使齐楚两国之间初步形成了共同抗秦的联盟，以至于令秦国感到十分不安。因此为了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破裂，秦惠文王派遣张仪出使楚国，诱使楚怀王与齐国断交，并且贿赂楚国的重臣宠妃向怀王谗言污蔑屈原。
如刘向《新序·节士》中所记载：“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阑，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这也是后来屈原会遭到怀王疏远的原因之一。
除了力主抗秦之外，屈原提倡在内政方面进行改革，其改革思想继承了吴起变法的基本精神，主张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同时积极从新兴力量当中提拔人才，选贤任能，又大力发展经济，训练军队，建立法度。这在一开始是得到怀王支持的，屈原甚至受命起草宪令，以明确各种规章条例。
但楚国如今的局面是数百年来逐渐形成的，自然也非一朝一夕之间能够改变，屈原的改革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难免会遭到有心之人的破坏。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这里明确指出，因为宪令所造成的矛盾，也是楚怀王疏远屈原的直接原因之一。
而从根本上来说，楚怀王对于屈原的疏远并不是盲目受到了他人摆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屈原所主张的内政外交政策与怀王的根本利益并不相符，在面对庞大的旧贵族势力时，楚怀王还是选择了牺牲屈原。
从这之后，屈原离开了举足轻重的左徒之位，任三闾大夫之职，再也无法参与到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中去，而只能负责一些宗族祭祀相关的事务，难以施展抱负。对国家和君主忠贞不二，并且眼看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改变国家现状，却因为谗言的攻击和君主的昏聩而生生被打断，这对于屈原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楚怀王三十年，秦军攻占楚国八城，楚国急于求和，秦昭王邀请楚怀王于武关会面，重新结盟。关于楚怀王要不要前往赴约，楚国内部意见不一。
总结
据《史记·屈原列传》中记载，屈原曾经上谏反对怀王入秦会盟：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但可惜的是，楚怀王再一次没有听从屈原的正确建议，选择了前往秦国，终至客死他乡，楚国损兵折将，实力愈发衰败。
顷襄王继位后非但没有汲取父亲失败的教训，反而愈加昏聩懦弱，沉迷享乐，排斥忠良，宠信佞臣，当年屈原苦心培植的革新人才也纷纷变节，一番心血化为乌有。
他在《离骚》当中发出悲愤的感叹，“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然而无奈的是世道昏黑，公理不存，“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他虽然愤慨不甘，却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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