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的明成祖朱棣的心目中的“好圣孙”、一手缔造了辉煌的仁宣之治的明宣宗朱瞻基，由于战略短视，采取了“自残式”的战略收缩，一改大明建国以来特别是永乐时代的扩张战略，相继放弃了朱棣苦心经营的奴儿干都司（朱瞻基将奴儿干都司的驻军从黑龙江内撤到辽东，使得东北的奴儿干都司名存实亡，间接导致女真做大）。并在宣德三年（1428年），放弃了明军浴血奋战收复的交趾地区（今越南）。
如果说奴儿干都司和交趾因为离中原腹地过于遥远，维持统治殊为不易，勉强还算是理由。但放弃斡难河卫、兴和卫、开平卫就真是有种“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态度了。不知朱瞻基出于何种理由，他确实放弃了斡难河卫、兴和卫、开平卫这三个明军在长城外的据点，使得大明的北方防御纵深直接缩短了上千里，大明的都城北京直接成了边境城市，北方草原上的骑兵可以在长城外肆意驰骋，这在洪武、永乐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正所谓“敌进我退，敌进我退”，大明的战略收缩不但没有换取北方的和平，反而使得北方的局势更加糜烂，光是朱瞻基执政的宣德年间（总共也就10年），鞑靼就三次入寇大明，最严重的一次甚至攻破长城要塞喜峰口，最后逼得朱瞻基御驾亲征才勉强退兵，可见朱瞻基的战略是多么的失败。
宣德十年（1435年）1月31日，36岁的朱瞻基去世，年仅10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朱瞻基弥留之际是带着无限遗憾走的，一方面是对朱祁镇能否担起大明江山，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战略后悔。所幸他留下的大明依旧强盛，他的“三杨内阁”更是成为大明有史以来最强的行政团队，张辅更是世所罕见的名将，大明的辉煌得以继续。
随着朱瞻基的去世，大明也开始适时的调整国防政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重新强化长城沿线的守备力量，并且一改宣德时期的被动防御，转而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并适时对草原进行远征打击，虽然没有永乐时期五征漠北的豪迈，但好歹是由一味的防守，转为有攻有守了。当时草原三部中依旧是鞑靼最为强盛，而且也最靠近大明，大明的北方边境几乎全部与鞑靼接壤，双方的战事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宣德年间“过了好长一段好日子”的鞑靼人，早就对大明不再有畏惧之心，他们肆无忌惮地骚扰着大明，而这一回，他们“摊上事了”。
正统三年(1438年)二月，主战的大明兵部尚书王骥通过探子侦查到鞑靼大汗朵儿只伯(多尔济巴勒)驻扎在狼山(今内蒙古包头西北黄河岸)，以往明军所以对鞑靼无法进行根除，最大的原因就是找不到他们的主力，老是被他们牵着鼻子在草原上“兜圈子”。这一次，明军好不容易发现了鞑靼的老巢，自然是不会错过的。于是王骥命令甘肃左副总兵都督蒋贵为前锋、甘肃总兵官任礼率明军主力、宁夏总兵官都督佥事史昭率部策应，三路明军分进合击，目标直指狼山。
蒋贵因为是前锋，最早抵达预定战场，蒋贵不等后续明军抵达，就率先进攻鞑靼军，大败之。待明军主力抵达，朵儿只伯只得率残部逃往兀鲁乃池，投奔阿尔台，明军紧追不舍，一路斩获无算。四月，蒋贵拣选2500余精骑，出镇夷(在今甘肃高台县境)北上，昼夜兼程，如神兵天降直抵阿尔台大营，趁其不备，蒋贵率明军骑兵杀入营内，再败之。生擒鞑靼部左丞相脱罗等百余人，朵儿只伯和阿尔台只带着少数卫队逃亡，沿途收拢溃兵，勉强凑到三两千人的部队，还没喘口气，又被王骥、任礼所部的明军追上，刚一接战，又是大败，朵儿只伯只身逃亡瓦剌，投奔瓦剌太师也先而去。
此后，明军在鞑靼一路追歼残敌，转战2000余里，鞑靼军几被全歼，还俘虏了2万余人，彻底摧毁了鞑靼的战争潜力，从此一蹶不振。自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以来，大明的宿敌鞑靼终于被大明打趴下了，大明的军旗时隔十多年终于再一次飘扬在草原上空。就在大明正欲恢复北方的进攻态势，重新解决瓦剌问题的时候，远在西南边境的麓川却又战云密布，大明不得不放弃在北方的军事行动，陷入了一场为期十年的平叛战争，而大明也失去了解决瓦剌的最后一次机会，间接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到底西南边境发生了什么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