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到清，在中国2134年的帝制史上一共出现过400多个正经的皇帝。其中的佼佼者，伟人曾盖棺定论——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捎带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
当然就像莎士比亚说过的“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可能有人会持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是四百年强汉的奠基者、汉太祖刘邦不厉害？还是搞出光武中兴的汉世祖刘秀不是大魔导师？又或二统华夏、煌煌盛唐的实际揭幕人隋文帝杨坚不配个明君之名？再或开局一个碗的明太祖朱元璋称不得雄主？更别提至今还被一些人鼓呼成半个千古一帝的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还在后边排队呢……
更何况后边这老五位不但自己牛逼，还都能生出个逆天的儿子来。比如汉文帝刘恒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明帝刘庄打下了明章之治的坚实根基，明成祖朱棣搞出了永乐盛世，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更是康雍乾盛世得以延续的最为关键的人物，否则大清朝没准早就被他的败家爹和败家儿子给败没了。
发没发现我写漏了一个？没错，他就是杨坚的宝贝大儿砸、隋炀帝杨广。
之所以漏掉杨广原因有二。其一无论是刘恒、刘庄、朱棣还是胤禛，人家统统都排行老四。所以当皇帝的要是挑接班人挑花了眼，那么闭着眼睛直接点自家四小子的名没准就是个靠谱的选择。可那个倒霉蛋杨广偏偏行二，这样的异端自然要单拎出来好好说道说道。
其二则是因为杨广不但是这里边唯一一个有口皆碑的昏君、暴君，还是唯一的一个亡国之君。这样的人物，哪怕换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跟另外那几位“四爷”相提并论吧？
其实也不一定。没准朱棣就会插一句嘴，说老杨要不咱俩站一块吧。
还别说，要是把杨广和朱棣凑个CP，看上去还真没啥违和感。
01
为啥这么说？答案很简单，朱棣和杨广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穷兵黩武和滥用民力。说得再直白点，就是这两位都是用了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就干完了别的皇帝一百年都未必能干完的事。
大家都是皇帝，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还是个能干到死的天底下最有前途的职业。那么谁不想在有限的人生中尽可能多的建功立业，不但能惠及子孙，在千百年后人们还在念叨自己的美名？所以凭啥杨广和朱棣就能干成别人几辈子也干不完的事情？
杨广在位不到14年，政治上改革官制、修订律法、迁都洛阳；军事上威慑突厥，远征契丹、吐谷浑、林邑、流求，还三征高句丽，几乎将周边能够得着的邻居统统打了一遍；文化上完善科举、崇儒敬孔，还大搞藏书事业（隋朝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仅洛阳观文殿就藏书37万卷、7.7万余类，可惜大多毁于战火）。为啥最后才说经济？还不是因为有那条大运河压轴嘛。
仅是这条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2700公里，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京7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的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要是换在别的朝代，就算修个100年也不稀奇。可落到杨广手里呢？只用了6年，就全部齐活。
在那个没有任何机械辅助、单凭人力施工的年代，这个6年挖通一条大运河的“杨广速度”堪称是人间奇迹。不信？那咱们就做个比较——元朝定都北京（当时叫大都）后，为了解决京师的粮荒问题，便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运河改为南北取直，使得新的京杭大运河总长度较从前缩短了900公里。为此他们开挖了3条新的河道，即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有多长呢？加一块才225公里。
也就是说蒙古人要干的工程量，还不足杨广的十分之一。而且非我族类嘛，也甭指望人家能爱惜民夫、文明施工。可即便如此，蒙古人还是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一口气干到了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也就是足足花了13年的时间，才挖通了这区区225公里的河道。
要是杨广地下有知，不知道要鄙夷的对蒙古人翻多少个白眼。
连残暴的蒙古人都搞不定的事，杨广为啥就能做到？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比他们更加的残暴。
为了能在6年内竣工大运河，杨广前后累计征发了数百万民夫，据说因各种原因死于这项工程的就超过了百万之数——如果这个数据属实，就意味着平均每公里大运河河道的下面，就埋葬着近400名民夫的尸体。
史上能干出如此人间惨剧的，除了杨广，恐怕就只有始皇帝——这也算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千古一帝了。
更何况在不惜血本开凿大运河的同时，杨广又迫不及待想要迁都洛阳。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主办官杨素、宇文恺每月征调民夫200万以上不分昼夜的连续施工，仅历时10个月就修成了周长50余里，分宫城、皇城、外郭城3部分，含居民区100余坊，另有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等三大市场的规模庞大、建筑富丽堂皇的东都城，能居住人口达50万以上。
杨广速度再度发威，付出的代价依然是埋在恍如人间仙境般的东都城下的无数白骨。
而且性子急躁堪称史上第一的杨广在国内大搞基建的同时，也没忘了对外大加征伐。
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到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也就是国内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等工程正干得热火朝天之际，杨广派遣数路大军先后征讨吐谷浑、契丹、林邑、流求等地。在这些战争中，他少则发兵数万，多则数十万，而跟在遮天蔽日的大军身后的，无不是人数接近乃至数倍于军队的运输粮草辎重的民夫。
这就意味着又有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庭妻儿和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前往数百甚至数千里之外的异域征战厮杀。虽说隋唐时兵威之盛冠绝古今，杨广打的这几仗不仅都赢了，而且还都赢得极其精彩，但这不意味着就没有损失。
而且损失还很大。比如南征林邑一战，隋军就伤亡过半，连主帅刘方都未能幸免：
“至其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获其庙主金人，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刘）方在道遇患而卒。”（《隋书·卷五十三·列传第十八》）
手握着刀枪的士兵都死得这么惨了，地位低下的民夫的情况又能好到哪儿去？只不过他们低贱到哪怕死得一个不剩，史官都懒得记上一笔吧。
到了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大运河可算是凿通了，杨广在东都也住上了，四方蛮夷差不多也都被打得服服帖帖了。这下杨广该满意了，能让老百姓喘口气了吧？
谁知道仅仅消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杨广又坐不住了，宣布调集全国113万大军、超过500万随军民夫远征高句丽。
直接调动超过600万人，间接参与其中的人数可能超过千万——古今中外为了打一仗动员如此规模资源的事例屈指可数。在中国2134年的帝制史上敢这么干的，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想而知，杨广上嘴唇这么一碰下嘴唇，就给天下人带来了何等灾难：
“先是，诏总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舳舻相次千馀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第五》）
这下大隋朝的老百姓算是看明白了，不听皇帝的话会死，听了也活不成。既然如此，那么“譬如辽东豕，斩头何所伤”（《类说·卷六·辽东之役》）——干脆反他娘的得了。
于是仅仅6年后，杨广就在扬州被叛军所弑，大隋朝也随之宣告寿终正寝。
02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时候，杨广一时心血来潮搞了次人口普查。结果是哪怕他已经在大运河、东都以及帝国的四境制造了成百上千万的冤魂，但大隋朝境内的编户人口仍然有接近5000万人。
到了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新鲜出炉的唐朝开国之君李渊想摸摸自己的家底，就又搞了次人口普查。而等到看着调查统计出来的数字后，这位后来的唐高祖险些当场昏厥过去，差点提前就被儿孙们送上了供桌。
仅仅过了10年的时间，大唐朝全国上户口的总人数就剩下了720万，还不足10年前的一个零头。
表面上看这似乎并不奇怪，毕竟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其实不然。以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杀伤效率，想在10年时间里杀死4000万人，根本是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那么这4000万人中的绝大部分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要么正躲在深山老林里等死，要么就已在饥寒交迫中冻饿而死了。
不信？你想想足足10年的时间不让老百姓安生种地，得饿死多少人？
这也是从秦到隋的近千年间，除了始皇帝、刘彻和杨广等寥寥数人外，任何正经王朝的正经皇帝都不敢用十几年甚至几年时间干完别人一百年都干不出来的所谓“伟业”的根本原因。
都是因为穷。
从秦到清历时两千年不止，人口增长更达到了10倍以上，但在生产技术上的进步却乏善其陈——早在战国时起铁制农具就开始应用，但到了明清时期在民间继续使用木制农具的仍大有人在，这就导致社会财富的增长极其缓慢。比如在农业方面，传统的粟麦豆等作物在秦汉时亩产在200斤左右算正常水平，到了明清也基本还是这副德性。
所以农业想增产、农民想不饿肚皮、官府想多收仨瓜俩枣的税，历朝历代能想到的办法无非就是鼓励开垦荒地、轻徭薄役，再让老百姓生更多的孩子以增加劳力等有限的措施。可等到适合耕种的土地都开垦完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却超过了土地所能供养的能力时，几乎所有的王朝都束手无策，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人均生活水准反而不如千年前的汉唐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宋元明清都在不停的闹财政危机，秦汉晋唐却几乎很少为钱所困。所以我们才看到秦汉时对外发动战争动辄就能轻轻松松的动员几十、上百万大军，可到了宋明时哪怕一次出动十万兵马，都能把朝廷的财务官员愁得想上吊。
因为传统的小农经济非常脆弱，随随便便一个旱涝蝗瘟等自然灾害就能让一个农民家庭在整整一年里一无所获，因此而破产、沦为流民甚至冻饿而死都是寻常之事。当然更可怕的是“苛政猛于虎也”——要是官方在农时征发一个农民去打仗、修路、凿运河，基本上就等于判决了这个家庭的死刑。
所以历朝历代对于保护农业生产这码事都非常上心，而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攸关自己生死存亡的道理：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司马法·仁本第一》）
啥意思呢？大家都忙着干农活的时候谁都不许打仗，疫病流行的时候也不许打仗；敌国要是发生国君挂掉或是有了什么天灾人祸不能攻打；在冬天和夏天这两个气候比较极端的季节也不能兴兵，真正的贵族不但要爱护自己的子民，对待敌国的子民也要视同己出。谁要是敢破坏规矩，基本就可以天下共诛之了。
到了汉朝的时候，统治者更是认识到积蓄国力财力，不能轻易发动战争的重要性，并正式提出了“九年之储”的概念：
“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储，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 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储，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储，谓之穷乏。”（《淮南子·卷九·主术训》）
也就是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大家拼命干三年，才能攒出一年的产出。而一国政府要是不能攒出九年的产出，就不敢保证自己的统治稳如泰山；要是攒不出六年的产出，就无法应付突发状况；要是连三年之积都存不下，那么恭喜你，可以赶紧把自己洗白白然后等死了。
这话说得虽然有点绝对，但道理是站得住脚的。比如刘彻之所以敢不惜血本的跟匈奴人死磕43年，底气就在于他爷爷和他爹搞出来的那个文景之治攒出来的雄厚资本。而刘彻更运气的是在他死后接班的刘弗、刘询、刘奭等个个靠谱，再加上有托孤重臣霍光的全力辅佐，大汉朝才没亡在他的手里。
而始皇帝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他的前半生穷兵黩武，后半生妄兴营建，终于把全天下的老百姓都逼得没活路了。所以哪怕没有胡亥和赵高瞎折腾，秦朝基本上也逃不过二世而亡的结局。
而杨广干的，比始皇帝和刘彻更绝、更狠。
就拿大运河来说，早在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著名的吴王夫差就开凿了邗沟，挖下了大运河的“第一锹”。在此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一千多年间，其实每朝每代都在接着挖，但统统都挖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还时挖时停，反正就是连不成一条完整的河道。是在这1000多年里涌现出的无数明君贤臣都没有杨广那样超前的战略眼光，看不到一条纵贯帝国内绝大部分富裕地区的大运河对于一个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决定性意义？这怎么可能！在那个没有飞机、铁路、汽车，还普遍视大海为畏途的年代，内河水运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交通物流手段，这压根就不是啥秘密。所以秦修灵渠才得以一统岭南，汉修漕渠才使得关中无乏粮之忧，曹魏修汴渠迅速恢复了中原地区的繁荣，东晋凿通了西兴运河才给江南大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在杨广的大运河面前，这些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毕竟历朝大都是老老实实的等到农闲才征召人手，轰轰隆隆的猛干一气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能搞出多大的场面？可人家杨广就不一样了，大手一挥就把几百万人撵到沿河工地去了，而且活儿干不完，谁都甭想回家。
这一干，就是6年。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百万个家庭失去了最主要的劳动力，在这6年里只能任由田地荒芜、商铺歇业、工坊停工。而没有劳作就没有收入（官府征发徭役做工是不给工钱的，甚至有的还得自备干粮和劳动工具），这还意味着杨广征调了几百万人的同时，他们的妻儿老小、也就是有上千万人只能坐吃山空或者饿肚皮。其中的大多数人，运气好的沦为流民，运气差的只能活活饿死。
同时还意味着官府在这6年里失去了这几百万人的税收。
营建东都，意味着再搭进去一个几百万，东征西讨，加一块差不多又是一个几百万。同时杨广还是个重度驴友，成天喜欢“巡幸”——最西到过西平（今青海海东），还创造了中原皇帝西巡最远的记录，最东到过大海，最北去过辽东，最南去过扬州。每次出巡，随行人员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沿途郡县往往提前数月就得征调民夫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这算不算再来个几百万？
更甭提三征高句丽了，这回几百万人都满足不了杨广的胃口，动员规模直接上千万了。
可问题是，大隋朝虽大，能有几个几百万？
在杨广之前，他老子杨坚拼死拼活、省吃俭用攒出来个开皇之治，这才使得他瞎折腾的那几个大工程得以完工，但也把大隋朝本来挺厚实的家底折腾了个精光。所以等到一征高句丽兵败如山倒之后，杨广居然还想瞎折腾，他不死谁死？
03
在杨广这个反面典型的标兵示范作用下，此后历朝的皇帝们基本都能充分吸取教训，成天把这个史上头号败家子的“光辉事迹”挂在嘴边，生怕自己以及子孙重蹈覆辙。就连没啥文化的清太祖努尔哈赤，都知道在教训熊孩子的时候吊打这位倒霉的隋炀帝：
“从来国家之败亡也，非财用不足也，皆骄纵所致耳。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金完颜亮，咸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乐，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清太祖高皇帝圣训·卷二·天命三年戊午闰四月壬午》
唯二脑回路异于常人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这爷俩。
比如朱元璋就认为，杨广的脑子有问题，没搞清主次矛盾——“世为中国患者唯西北胡戎，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不为中国患者”（《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洪武四年九月》），所以这厮为啥跑去打林邑、流求？简直是千古笑话，我们千万不要学他！
所以当倭寇以及张士诚、方国珍残部从海上袭扰大明时，老朱给出的对策就是禁海，而且是寸板不得入海。
而朱棣这个朱元璋的“逆子”，想法就跟他爹不在一个频道上，当然跟大多数人也截然不同。
因为朱棣跟杨广实在太像了，像到了一定非常有共同语言。
他俩都是藩王出身，本无缘大统，都是靠骨肉相残这种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非常不正当的手段才登上了天下至尊的宝座。由于得位不正，他们都非常敏感且多疑，对持异见者动辄大开杀戒，而且手段特别残忍，造成的隐患也就特别的大。
为了平息非议，朱棣和杨广一样，都非常渴望建功立业。以此向天下人、尤其是自己的老子证明自己不但是个合格的皇帝，而且是强爷胜祖的一代雄主——你们都看错了朕，尤其是眼瞎的老头子父皇，朕才是天选之人！
于是乎朱棣也像杨广一样变成了天下头号急性子，恨不能一辈子干成别人几辈子都干不成的事。
政治上，朱棣正式设立内阁，力行削藩，强化厂卫并迁都北京，进一步强化了集权和稳固对内统治；军事上，朱棣5次亲征蒙古，两次远征安南并设立了交趾布政使司，驻军哈密，成立奴儿干都司，一举将明朝的疆土扩张至最大；经济上，朱棣完善了屯田和盐商开中制度，在江南治水，疏通漕运，数次派郑和下西洋，使得永乐年间的税收收入为有明一朝最高；文化上，一部《永乐大典》的横空出世，就足以令一切反对者统统闭嘴。
表面看上去，朱棣立下的丰功伟绩不像杨广那么“耀眼”，比如相比功在千秋、坑在当代的大运河以及亮瞎千古兵家的钛合金狗眼的三征高句丽这样的形象工程，他就明显差了几档。但只要我们详细了解一下当时的形势，就会发现这位明成祖其实比那位隋炀帝更有当败家子的潜质。
毕竟人家杨广败家，败得底气十足。因为人家有个流芳千古的著名“抠爹”杨坚，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那些家底，让败家儿子拼命败了十多年都没败光，之后又便宜了隋末的一大堆军阀，甚至一直吃到唐朝的贞观年间还没吃光：
“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贞观纪要·奢纵第二十五》）
可朱棣有什么资本可以挥霍？
他老子朱元璋堪称历代帝王中的一朵奇葩，不但是史上唯一一个真正贫农出身的开国之君，还经常对历代先贤治国理政的各种经验教训嗤之以鼻，为此发明出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祖训。其中最可怕的一个，就是他大笔一挥，直接干掉了大明朝的中央财政。
自从始皇帝搞出了大一统，其较之诸侯分封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甭管皇帝是想打个仗、干个工程甚至是选几个美人耍耍，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调动全国的力量让自己心想事成——当然前提是他能搞定那些成天蹦着高要限制皇权的大臣们。
而他能做到这一切主要依靠三大法宝，其一是强大的军队，其二是能任免各地官员，其三就是因为有中央财政。
这里尤其以中央财政最为重要。因为无论是养兵还是养官，要是少了小钱钱，那都是白扯。甚至可以说史上任一王朝的衰亡都是没钱闹的，就拿明朝来说，据传李自成进北京后从那些养尊处优的王公大臣家里抄出了7000万两白银——要是朱由检能弄到这么多钱，还用去上吊？别说李自成了，连满洲鞑子都能一脚踹出大气层去。
也正因为中央财政如此重要，所以从秦到清、除了明朝外的所有正常的王朝，都有类似户部这样的专门机构主管中央财政，负责全国税收的调配。也就是说钱该怎么花，都是由中央决定，自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在脑回路异于常人的朱元璋看来，各地将税赋收上来千里迢迢的运到京城，户部在其中瞎搅合一通后再千里迢迢的调运到各地去，既浪费时间又增加了不必要的损耗，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于是朱元璋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折腾干脆决定不脱裤子直接放屁——那些该花在地方上的钱就不用往国库送了，各地直接坐收坐支吧。
那他就不怕地方官员乱来？还真就不怕。谁敢乱来，就请他抻长脖子试试皇家的刀利不利吧。仅洪武一朝，朱元璋宰掉的官员就不下10万之数——要知道全大明的官儿加一块也就3万出头，等于被他杀光了三茬。
可问题是朱元璋、朱棣这样的马上皇帝敢杀官如麻，可他们的那些生在深宫、养于妇人的子孙哪来这样的本事？像朱厚照、朱厚熜这样敢打官员屁股的都算是最有出息的了，剩下的只能被人家玩得团团转。
因为没有中央财政，各地官员可以肆无忌惮的坐地分赃，这就导致了有明一朝的吏治始终一塌糊涂。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朝廷和百姓这两头穷得快当裤子，而夹在中间的官员士绅却富得流油。
有多穷？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差不多的两宋，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能达到7、8千万贯司空见惯，年成好的时候能上亿。可到了明朝，一年下来户部能进账个3、5百万两银子（基本可以认为一贯钱等于一两银子）是常态，要是能收个6、7百万两，大明君臣都得额手相庆。
这点钱给京官发完俸禄，再给皇帝修修宫殿，基本上就剩不下仨瓜俩枣了，而且还动不动就赤字。从嘉靖朝开始，连京官的俸禄都开始拖欠，一欠就是十几年，累计达数百万两。
而且这种情况早在明初时就初露端倪。像朱元璋不脱裤子直接放屁后马上就感到了钱包在不停的缩水，以至于他立志剿灭残元的北伐只能打打停停。对此朱元璋采取的办法是手头一紧就搞几个大案要案出来，割官员士绅的韭菜。比如郭桓案，老朱指控老郭这个刚刚上任8个月、还处于试用期的户部尚书贪污了2400万石粮食——话说当年全大明的官粮收入也不过才2089万石而已。咱先甭管郭桓是否真的在贪腐才能上如此天赋异禀，或者是否被冤枉，但老朱借此案“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十》），不但砍下了1万多颗官员富商的脑袋，还通过抄家获得“赃款赃物”累计折粮4800万石。
正是有了这4800万粮食打底，朱元璋才有底气派蓝玉打出一场捕鱼儿海大捷。
04
但朱元璋屡试不爽的好办法，朱棣却用不了。
一来他得位不正，本就不怎么得人心，要是再学老朱那样形同明抢般的乱砍人头乱抄家，估计屁股底下的那张宝座也坐不稳当。二来就是那些好抢的或者虽不好抢但足以勾引起别人犯罪欲望的那些狗大户们，基本都被他爹拿三光政策过了遍筛子，即便朱棣再抄一遍家，估计也捞不到多少油水了。
更要命的是一场靖难之役过后，大明朝的整个北方被打得稀烂，半个江南也被战火殃及，毁掉了无数人口和财富。昔日穿金戴银的狗大户，今天都沦为捧着个破碗要饭的丐帮帮主了，朱棣还上哪儿找钱去？
还别说，真就让他找到了。
在整个洪武年间，整个大明朝各阶层中的大部分都不好过——皇帝整天为缺钱和该抢谁家的钱而发愁，官员们为明天出门可能因为先迈了左脚而被砍头剥皮而愁得想上吊，乡绅们则为不知何时就会突然破门而入的抄家大军而愁得想跳楼。唯独人数最多、地位最卑贱的农民们，在洪武朝过的日子舒适安逸得想让人满地打滚。
因为朱元璋是个深知民间疾苦而且不忘本的皇帝。一即位，他就下令将田赋降至史上最低的三十税一，并动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租税蠲免。同时他还采取各种措施徙富户、抑豪强、惩治贪官污吏，投入大量资金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军屯，使得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因此农民一提到京城里的那位“洪武爷”，都感激涕零得恨不能五体投地。
朱元璋甚至还非常超前的搞起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大量免费的养老院、医院和公墓，而且居然还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在南京郊外修筑公房以安置流民居住，这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
朱元璋这么干，可能是出于纯粹的爱民恤民之心。可在他家四小子看来，老爹搞这一出的目的就是在养猪——猪养肥了咋办，当然要宰掉过年了。
所以朱棣一当上皇帝，就开始拼命的刮地皮，别说刮出火星子了，刮出地下水都是他手下留情。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起，他每年从全国收缴到税粮就超过了3100万石，而且一口气保持了3年，直到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才一头栽到3000万石以下。而且从此基本不增反降，直到永乐末年全国各州府要是有哪个没欠下皇帝十几年的税赋，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为啥？因为朱棣完全是竭泽而渔式的收税。前文曾提到过，洪武十八年时大明朝一年收到的税粮才2089万石。这才过了20年，而且刚刚经历了一场历史近4年、波及范围大半个中原的大战，打得“淮以北鞠为茂草”（《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朱棣到底是变了什么戏法，能让税粮收入一下子就暴增了近50%？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往死里增税、收税。根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初年户均纳税超过了3石，到了永乐中后期干脆又增长到了人均超过1石，等于田税负担增长了三分之二以上。话说当时的农业单产水平极其低下，而且人多地少，尤其是在土地贫瘠的北方，亩产能达到1石都算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农夫辛辛苦苦耕种了一年，所得的收获大半都要被官府收走。要是赶上个三宰两病，没准连口粮和种子粮都留不下。
据有关资料考证（《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边俊杰著），永乐年间的户均赋税较之洪武年间足足增长了2.4倍。
即便是在土地肥沃、收成更高的江南，也承受不住这么高的税赋。特别是朱棣还延续了朱元璋对江南课以重税的旧政，比如仅苏州一地，每年需要缴纳的税赋就超过了大明朝全国的十分之一，税赋之重，甲于天下。
开始大家还咬着牙缴税。可是缴了几年之后就发现，不纳税会被皇帝砍头，照章纳税就得把自己活活饿死。反正里外都是死，那何不拼一把，没准还能闹个法不责众呢。
于是乎从永乐四年起，那些头脑灵活或胆子大的都开始想尽办法欠税、逃税甚至公然抗税。结果就是皇帝能收到的税赋不增反降了，
可此时朱棣正忙活着迁都北京、北征蒙古呢，哪样不是流水般的花钱？正发愁钱不够用呢，结果现金流被断了，他还干个毛线？
要不怎么说朱棣就是他嘀的天才呢，人家超前近600多年想出了个绝妙的敛财点子，那就是人为的制造恶性通货膨胀。
而朱棣使用的金融工具，就是大明宝钞。
大明宝钞是一种纸钞。纸钞在中国可不是个稀罕玩意，唐朝时就已经出现，宋、元两朝更是把纸钞印得满天飞。但除了大明朝，历朝对于纸钞的发行和流通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虽然最终都无法避免滥发和贬值，但起码还有点责任心。比如宋朝的交子就只允许在乏铜的四川、陕西等地区发行流通，即便是看上去比较马大哈的蒙古人，居然都把发行纸钞的准备金制度都搞出来了——虽然坚持了十几年后就忍不住超发滥发，但起码人家就算装，也装过老实人不是？
而大明宝钞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任何准备金，也不能兑换贵金属，更没有任何担保，甚至连想拿新钞换旧钞都没人管——当皇帝的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这还能有个好？
朱元璋乱印钞票，还得花心思找个借口，比如赏赐有功将士啦，哪个地方受灾需要赈济啦，女儿嫁人得准备点嫁妆啦，然后一印就是几十、上百万贯。而朱棣干脆连这点脑子都懒得动，只要手头紧了就开动大马力印钞机，缺多少印多少。
经过这爷俩的这一顿瞎折腾，在开国时基本能与铜钱等值的大明宝钞，到了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84年）一贯钞就只能兑换160文钱了，等于贬值了6倍。但因为洪武朝以严刑苛法禁止贵金属交易，而且官府收税也不收铜钱只收宝钞，这就使得百姓虽然一肚子不满，但还能把宝钞继续用下去。
可到了朱棣手里，宝钞更加滥发无度，其结果只能是不停的贬值，最后连官府收税都嫌弃宝钞，只收铜钱。所以到了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的时候，刚发行的崭新的一贯大明宝钞只能兑换铜钱20余文，半新的就能兑换到几文，旧钞干脆就一文不值了，擦屁股都嫌硬。
为啥？因为人家搞出来个王八的屁股——规定，大明宝钞一旦发行，官府概不回收。用破了用旧了没人要，落谁手里算谁倒霉，官府是不会管嘀。
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朱棣印了一大堆废纸，然后就换来了全天下所有的财富。这简直是古今中外最暴利的买卖，史上最能干的强盗跟朱棣一比也就算是个小瘪三。
所以朱棣才能肆无忌惮的东征西讨、开疆拓土，才能想迁都就迁都，还把北京城营建得各种高大上，就从来没差过钱。
但大明朝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国家、或者准确说是皇家信用的破产。到了正统年间，大明宝钞已经完全退出流通，到正德年间正式退出市场。从此朱家皇帝别说抢钱了，哪怕是低三下四的去求借，也甭想再借到一文钱。
唐宋元清等朝到了末年基本都会面临财政破产的困境，不得不向官绅富户借钱以维持生存，但唯独明朝例外。不是他们不想借，比如崇祯年间李自成都快打到北京城下了，朱由检却因为没钱调不动兵来应战。为了区区20万两的军费，朱由检苦苦哀求文武百官，结果连老丈人周奎都不愿把钱借给他。
难道是唐宋元清的有钱人觉悟高，偏偏就明朝摊上了批眼皮子浅的蠢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周奎们——要是你遇到个前科累累的老赖跟你借钱，你敢借？
这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早在大明朝立国时就已经开挖了，而朱棣正是挖得最起劲的那个。
05
人家杨广仗着有老爹一辈子的积蓄才敢疯狂的败家，最后还闹得个身死国灭。朱棣他爹不但是个穷苦人出身，花钱也是把好手。临死前国库里虽然还不至于饿死老鼠，但也没剩下仨瓜俩枣，怎么经过朱棣的一番横征暴敛的瞎折腾之后，非但没把大明朝给折腾灭国，还相继冒出两个挺像那么回事的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
很大的原因就源于夏原吉这个永乐年间任职时间最长的户部尚书的存在。
可以这样形容——如果说朱棣是一头胃口无限大的吞金兽的话，那么夏原吉就是整个大明朝唯一一个能按住这张吞金巨口的人物。
但哪怕是这个大明朝的唯一，也只是偶尔能做到这一点，还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夏原吉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任职户部，一直到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去世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担任着大明朝的财政长官。可以说他是最了解这个王朝的家底，更可以说没人比夏原吉更懂大明朝的财政经济该怎么玩。
作为一名曾经的建文旧臣，夏原吉没有勇气硬顶朱棣在财政上的寅吃卯粮和胡作非为。所以无论是朱棣大肆增税收刮百姓还是滥发纸币掠夺民财，夏原吉都堪称是幕后黑手。但他最为可贵和难得的是，每当朱棣的倒行逆施激起的反对浪潮达到一个临界值、即将引发不可预测的可怕后果前，夏原吉都能敏锐的感觉到危险，然后果断的站出来制止朱棣继续火上浇油。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朱棣迁都北京后没几个月，紫禁城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就遭雷击失火，最终化为一片废墟。这场火灾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朝中反对迁都的官员趁机指责朱棣，要求还都南京。值此关键时刻，夏原吉站出来坚定的支持了朱棣，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作为一个南方人，夏原吉本应对迁都没什么好感。但他很清楚朱棣的性格，知道硬顶只会让事情的走向更加糟糕，还不如趁机跟皇帝站在一边，然后再从别的地方捞点便宜回来。
本来按照朱棣的急性子，烧掉的大殿必须立即重建，可三大殿的造价相当于大明朝将近一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夏原吉哪掏得出这笔钱？所以要他支持迁都，朱棣就得眼睁睁的看着三大殿继续荒着，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说（三大殿直到正统年间才陆续重建）。
这么干虽然让夏原吉被同僚所恶，但终于让大明朝的财政避免了一次破产危机。
其实夏原吉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那就是首先取得朱棣的信任——朱棣让他收税，他就刮得大明朝遍地火星子；朱棣让他印钞，他就印得印钞机直冒烟。然后一旦等到机会，夏原吉就会力劝朱棣，一些受灾的地方能不能豁免些赋税，印钞机咱们能不能开得慢两挡，陛下北征蒙古能不能少带几万人马，一年一征能不能改成三年两征？
这话要是换个人嘴里说出，哪怕是贵为太子的朱高炽，也得被朱棣喷成狗，脖梗子细点的没准还得挨上一刀。但换成夏原吉就不一样了，因为一来朱棣还得仰仗这位大管家给他弄钱，二来夏原吉一向以来的表现让朱棣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多少得给点面子。
也正是在夏原吉左支右绌的拆东墙补西墙的操作下，永乐年间的中央财政才能摇摇晃晃的在破产的边缘反复游走，而没有一头栽进深渊，谁都拉不回来。
可在朱棣肆无忌惮的挥霍下，即便是夏原吉，也有江郎才尽的一刻。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又打算第三次大规模北征蒙古。可此时的大明国库穷得连老鼠都不惜的光顾，夏原吉彻底绝望，只好冒死苦劝朱棣可别再作死了：
“十九年冬，帝将大举征沙漠。命原吉与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议，皆言兵不当出……召原吉问边储多寡，对曰：‘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传第三十七》）
朱棣对此的反应是卸磨杀驴，将这个彻底榨干了利用价值的户部尚书一脚踢进监狱、换个听话的接任，然后北伐继续。
幸亏不到三年之后，朱棣就死了，然后他的好圣孙朱瞻基一即位就翻脸，把他爷爷花了大半辈子、抢光了全大明的钱财才打下来的塞外诸卫、奴儿干都司、安南以及大古剌、底兀剌和底马撒这三大宣慰司统统放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省钱，就是赶紧把早已足够破产好几次的大明财政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于是乎，朱棣的那些耗费了无数将士、子民的血汗，掠尽了天下民财，招致了无数骂名才换来的那些所谓丰功伟绩，统统成了转瞬即逝的虚假繁荣。
但相比身死国灭的杨广，朱棣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夏原吉和他的那位好圣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