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秋雨
巍巍大唐就在前面不远处了，中国，从哪条道路走近它？
很多学者认为，顺着中国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迟早能到。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这气，秦汉帝国曾经有过，尤其在秦始皇和汉武帝身上。
但是，秦始皇耗于重重内斗和庞大工程，汉武帝耗于五十余年与匈奴的征战，元气散佚。
到了后来骄奢无度又四分五裂的乱世，更是气息奄奄。尽管有魏晋名士、王羲之、陶渊明他们延续着高贵的精神脉络，但是，越高贵也就越隐秘，越不能呼应天下。
这种状态，怎么缔造得了一个大唐？
浩荡之气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廷和文苑产生，只能来自于旷野。
旷野之力，也就是未曾开化的蛮力。未曾开化的蛮力能够参与创建一个伟大的文化盛世吗？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开化。如果它能做到，那么，旷野之力也就可能成为支撑整个文明的脊梁。
中国，及时地获得了这种旷野之力。
01
这种旷野之力，来自大兴安岭北部的东麓。
一个仍然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的民族——鲜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渐有起色。
当匈奴在汉武帝的征战下西迁和南移之后，鲜卑拓跋氏来到匈奴故地，以强势与匈奴余部联盟，战胜其他部落，称雄北方，建立王朝，于公元四世纪后期定都于今天的山西大同，当时叫平城。
根据一位汉族士人的提议，正式改国号为“魏”，表明已经承接三国魏氏政权而进入中华正统，史称北魏。此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北魏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
胜利，以及胜利后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魏的鲜卑族首领们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
最明显的问题是：汉族被战胜了，可以任意驱使，但汉族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却不能按游牧文明的规则来任意驱使。
要有效地领导农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强兼并，实行均田制、户籍制、赋税制、州郡制，而这些制度又牵动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改革。
要么不改革，让中原沃土废耕为牧，一起走回原始时代；要么改革，让被战胜者的文化来战胜自己，共同走向文明。
鲜卑族的智者们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在他们自己内部，当然阻力重重。自大而又脆弱的民族防范心理，一次次变成野蛮的凶杀。有些在他们那里做官的汉人也死得很惨，如崔浩。
但是，天佑鲜卑，天佑北魏，天佑中华，这条血迹斑斑的改革之路终于通向了一个结论：汉化！
从公元五世纪后期开始，经由冯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开始实行一系列强有力的汉化措施。先在行政制度、农耕制度上动手，然后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
孝文帝拓跋宏发布了一系列属于文化范畴的严厉命令。
第一，把首都从山西大同（平城）南迁到河南洛阳。理由是北方的故土更适合游牧式的“武功”，而南方的中原大地更适合“文治”。而所谓“文治”，也就是全面采用汉人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二，禁说鲜卑族的语言，一律改说汉语。年长的官员可以允许有一个适应过程，而三十岁以下的鲜卑族官员如果还说鲜卑话，立即降职处分。
第三，放弃鲜卑民族的传统服饰，颁行按汉民族服饰制定的衣帽样式。
第四，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自己的籍贯定为“河南洛阳”，死后葬于洛阳北边的邙山。
第五，改鲜卑部落的名号为汉语单姓。
第六，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
第七，主张鲜卑族与汉族通婚，规定由鲜卑贵族带头，与汉族士族结亲。
这么多命令，出自于一个充分掌握了强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而周围并没有人威逼他这么做，这确实太让人惊叹了。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愤怒的反弹可想而知。所有的反弹都是连续的、充满激情的、关及民族尊严的。而且，还会裹卷孝文帝的家人，如太子。
孝文帝拓跋宏对这种反弹的惩罚十分冷峻，完全不留余地。
这就近似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角色了。作为鲜卑民族的强健后代，他不能不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却又不得不由自己下令放弃祖先的传统生态。
对此，他强忍痛苦。但正因为痛苦，反而要把自己的选择贯彻到底，不容许自己和下属犹疑动摇。
他惩罚一个个反弹者，其实也在惩罚另一个自己。
他的前辈，首先提出汉化主张的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道武帝），曾经因为这种自我挣扎而陷入精神分裂，自言自语，随手杀人。在我看来，这是文明与蒙昧、野蛮周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精神离乱。
这样的周旋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往往会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才走完，而他们则要把一切压缩到几十年，因此，连历史本身也晕眩了。
中国的公元五世纪，与孝文帝拓跋宏的生命一起结束。但是，他去世时只有……只有32岁！
仅仅在这个世界上活了32年的孝文帝拓跋宏，竟然做了那么多改天换地的大事，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他名义上4岁即位，在位28年，但在实际上他的祖母冯太后一直牢牢掌握着朝政。冯太后去世时，他已经23岁，因此，他独立施政只有9年时间。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9年！
他的果敢和决断，也给身后带来复杂的政治乱局。然而，那一系列深刻牵动生态文化的改革都很难回头了，这是最重要的。
他用9年时间把中国北方推入了一个文化拐点，而当时全中国的枢纽也正在那里。
因此，他是鲜卑族历史上、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帝王。
我对他投以特别的尊敬，因为他是一位真正宏观意义上的文化改革家。
02
说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我一直担心会对今天中国知识界大批狂热的大汉族主义者、大中原主义者带来某种误导。
似乎，孝文帝拓跋宏的行动为他们又一次提供了汉文化高于一切的证据。
固然，比之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的鲜卑族，汉文化成熟得太多。汉族自夏、商、周以来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社会管理设计者，又有诸子百家的丰富阐释、秦汉帝国的辉煌实践，不仅有足够的资格引领一个试图在文化上快速跃进的游牧民族，而且教材已经大大超重。
汉族常常在被外族战胜之后却在文化上战胜了外族，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一切之后也应该懂得，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并不仅仅出于对汉文化的崇尚，而且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当他睁大眼睛看清了自己刚刚拥有的辽阔统治范围，沉思片刻，便立即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
在古代马其顿，差不多和孝文帝死于同样年纪的年轻君主亚历山大大帝每征服一个地方，总是虔诚地匍匐在那里的神祇之前，这也是在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孝文帝拓跋宏强迫自己的部下皈依汉文化，却未曾约束他们把豪迈之气带入汉文化。或者说，只有当他们充分汉化了，豪迈之气才能真正植入汉文化。
他禁止鲜卑族不穿汉服、不说汉语，却没有禁止汉人不穿汉服、不说汉语。其实，“胡人”汉化的过程，也正是汉人“胡化”的过程。用我的理论概括，两者构成了一个“双向同体涡旋互生”的交融模式。
从北魏开始，汉人大量汲取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向北京大学学文科的部分学生讲解这一段历史，先要他们随口列举一些这样的实例来。他们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居然争先恐后地说出一大堆。
我笑了，心想年轻一代中毕竟还有不少深明事理的人，知道汉文化即便在古代也常常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受惠者，而不仅仅是施惠者。
我对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说，在你们列举的那么多实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乐器：胡笳、羌笛、羯鼓、龟兹琵琶……如果没有它们，大唐的宏伟交响音乐就会减损一大半。这只要看看敦煌、读读唐诗，就不难明白。
这还只是在讲音乐。其实，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如此。由此可知，大唐，远不是仅仅中原所能造就。
更重要的，还是输入中华文化的那股豪气，有点剽悍，有点清冷，有点粗粝，有点混沌，却是那么开阔、那么自由、那么放松。
诸子百家在河边牛车上未曾领略过的“天苍苍，野茫茫”，变成了新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也就像骑上了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即是指此。
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
自从孝文帝拓跋宏竭力推动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一个血缘上的融合过程也全面展开了。
请注意，这不再是政治意义上，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不分彼此，这是人类学范畴上的宏大和声。
由此我要从更深邃的层面上来揭示造就大唐的秘密了：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鲜卑族和汉族混血的结晶。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结果，唐高宗李治的血统3/4是鲜卑族，1/4是汉族。
其实，隋炀帝杨广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她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她们的籍贯都算是“河南洛阳”——这是出于孝文帝拓跋宏的设计。
至此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深深佩服这位孝文帝的远见了，他以最温柔、最切实的方式，让自己的民族参与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盛典。
一条通向大唐的路，这才真正打通了。
这条路的开始有点窄、有点偏、有点险，但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大道。
03
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正是北魏的两个首都所在地。北魏的迁都之路，由这两座石窟作为标志。
我很想对它们做一点描写，好让那些过于沉醉于汉族传统文化的人士有一点震动。但是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放弃，因为在云冈和龙门之前，文字是不太有用的。
手边有一个证据，女作家冰心年轻时曾与友人一起风尘仆仆地去瞻仰过一次云冈石窟，执笔描写时几乎用尽激动的词，差点绕不出来了，最后还是承认文字之无用。
她写道：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冰心显然是被重重地吓了一跳。原因是，主持石窟建造的鲜卑族统治者不仅在这里展现了雄伟的旷野之美，而且还爽朗地在石窟中引进了更多、更远的别处文明。
既然他们敢于对汉文化放松身段，那么也就必然会对其他文化放松身段。他们成了一个吸纳性极强的“空筐”，什么文化都能在其间占据一席之地。
他们本身缺少文化厚度，还没有形成严密的文化体系，这种弱点很快转化成了优点，他们因为较少排他性而成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当家人”。
于是，真正的文化盛宴张罗起来了。
此间好有一比：一批学养深厚的老者远远近近地散居着，因为各自的背景和重量而互相矜持；突然从外地来了一个自幼失学的年轻壮汉，对谁的学问都谦虚汲取，不存偏见，还有力气把老者们请来请去，结果，以他为中心，连这些老者也渐渐走到一起，一片热闹了。
这个年轻壮汉，就是鲜卑族拓跋氏。
热闹的文化盛宴，就是云冈和龙门。
云冈石窟的最重要开凿总监叫昙曜，直到今天，“昙曜五窟”还光华不减。他原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高僧，当年凉州是一个极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公元439年北魏攻占凉州后把那里的三万户吏民和数千僧人掠至首都平城，其间有大批雕凿佛教石窟的专家和工匠，昙曜应在其中。因此，云冈石窟有明显的凉州气韵。
但是，凉州又不仅仅是凉州。据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考证，凉州的石窟模式中融合了新疆的龟兹（今库车一带）、于阗（今和田一带）的两大系统。而龟兹和于阗，那是真正的西域了，更是连通印度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亚文化的交汇点。
因此，云冈石窟，经由凉州中转，沉淀着一层层悠远的异类文化，简直深不可测。
例如，今天很多参观者到了云冈石窟，都会惊讶：为什么有那么明显的希腊雕塑（包括希腊神庙大柱）风格？
对此，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回答：那是受了犍陀罗（Gandhara）艺术的影响。而犍陀罗，正是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融体。
希腊文化是凭着什么机缘与遥远的印度文化交融的呢？我们要再一次提到那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了。正是他，作为古希腊最有学问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长途东征，把希腊文化带到了巴比伦、波斯和印度。
我以前在考察佛教文化时到过现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Taxila），那里有塞卡普（SirKap）遗址，正是犍陀罗艺术的发祥地。
在犍陀罗之前，佛教艺术大多以佛塔和其他纪念物为象征，自从亚历山大东征，一大批随军艺术家的到达，佛教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一系列从鼻梁、眼窝、嘴唇和下巴都带有欧洲人特征的雕像产生了，并广泛传入中国的西域，如龟兹、于阗地区。为此，我还曾一再到希腊和罗马进行对比性考察。
由此我们知道，云冈石窟既然收纳了凉州、龟兹、于阗，也就无可阻挡地把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也一并收纳了。
北魏迁都洛阳后，精力投向龙门石窟的建造。龙门石窟继承了云冈石窟的深远度量，但在包容的多种文化中，中华文化的比例明显升高了。
这就是北魏的气魄：吞吐万汇，兼纳远近，几乎集中了世界上几大重要文化的精粹，熔铸一体，互相化育，烈烈扬扬。
这种宏大，举世无匹。
由此，大唐真的近了。
04
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正在于它的不纯净。
历来总有不少学者追求华夏文化的纯净，甚至包括语言文字在内。其实，过度纯净就成了玻璃器皿，天天擦拭得玲珑剔透，总也无法改变它的小、薄、脆。不知哪一天，在某次擦拭中可能因稍稍用力过度而裂成碎片，而碎片还会割手。
何况，玻璃也是化合物质，哪里说得上绝对的纯净？
北魏，为不纯净的大唐做了最有力的准备。
那条因为不纯净而变得越来越开阔的大道，有两座雄伟的石窟门廊。如果站在石窟前回首遥望，大兴安岭北部东麓还有一个不大的鲜卑石室。
一个石室、两座石窟，这是一条全由坚石砌成的大道，坦然于长天大地之间。
他雄才伟略，政绩卓著，却是史上唯一被老婆气死的皇帝
文：安静的风（读史专栏作者）
拓跋宏当皇帝的时候，还很小，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他名义上的祖母冯太后（虽然两人只相差26岁）掌权，在中国历史上，这不奇怪。
冯太后很势利，很多女人都有这个通病，无可厚非。冯太后有很强的权力欲，权力必定是个好东西，谁粘上都会上瘾，这也没啥好指责的。
在冯太后执政期间，朝廷的重要部门，都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因为这样用起来顺手放便，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只要不乱来，这么做也没什么错。
冯太后独断专行，国家的大小事情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在冯太后执政那些年，国家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一片繁荣景象。
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人民安居乐业，独断专行也没什么不对。
由于冯太后治国有方，给拓跋宏日后管理北魏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拓跋宏长大成人后，冯太后便给他张罗了一个媳妇。新娘子叫冯媛，是冯太后哥哥家的女儿，按辈分是拓跋宏的表姑。辈分比较乱，但在那时候，都不是事。
太和十四年，即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
冯太后死后，拓跋宏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北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不久之后，拓跋宏又计划迁都，从北魏首都平城迁往中原洛阳。
由于大臣们极力反对，迁都计划阻碍重重，大臣们都不愿意离开故土，况且有这么大的家产，丢掉实在可惜。
拓跋宏为此苦恼不己。
一次早朝，拓跋宏宣布，他要荡平南齐，统一中国。拓跋宏御驾亲征，他要求满朝文武大臣，携带家小随军，任何人不能例外。
在拓跋宏的带领下，北魏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向洛阳开拔。
到了洛阳，大臣们才发现上当了，可是，回是回不去了，只能留在中原了。没办法，重新安家过日子吧。
看着大臣们那种无奈的表情，拓跋宏笑了。他顺利的完成了迁都。
迁都事成之后，拓跋宏积极推行汉化改造，不但衣食住行要汉化，也要学习汉语，写汉字，在拓跋宏的推动下，北魏全国上下揪起了一股汉学热。
但有一个人却是例外，就是皇后冯媛，她坚决不说汉话，不着汉服。并让身边的人也不要说汉话。
冯媛的做法，让拓跋宏很恼人，几次劝说无效之后，便于太和二十七年七月，废掉冯缓皇后位，贬为庶人，送瑶光寺养老。
其实，冯媛和拓跋宏俩人感情很好，可是再好的感情，夫唱妇不随也得吹。
一个女人可以跟自己的丈夫撒娇，但决不能在当了皇帝的丈夫面前去任性。
那代价太大了，冯媛没看清这一点。她有这样的结局也不意外。
女人最大的本事，不是能挣多少钱，干多大的事，而是能看透男人的心，把住男人的脉。
废掉冯媛之后，皇后缺位。拓跋宏又想起了冯润。
冯润是那位？
冯润是冯媛同父异母的妹妹，亲姐俩。
冯润和冯媛一起进宫的，冯润容貌俊美，身材好，可惜有皮肤病，还传染。拓跋宏虽然很喜欢她，也只能让她上一边凉快去。
这些年，拓跋宏对冯润念念不忘。他派人去打探冯润的情况，一打听，冯润这几年把皮肤病调理得差不多了。
拓跋宏很高兴，把冯润接进宫中，封为皇后。
以前冯润是个善解人意，知书达理的小姑娘，可是岁月无情，加上病痛的折磨。冯润此时已经变得自私狭隘。
这些变化，拓跋宏并不了解，在他心里，冯润还是以前的冯润。
无论多么聪明能干的男人，在女人的问题上，多少都有点犯傻，
拓跋宏也不例外。
当上皇后的冯润，见后宫有这么多嫔妃，她有点受不了，她以为，拓跋宏只能爱她一个人，于是，她设计除掉拓跋宏宠幸的几个妃子。
拓跋宏忙于国事，很少有时间陪她，刚开始还好，时间一长，她有些寂寞难耐，有点守不住空房了。
男人也好，女人也罢，一旦守不住寂寞，就要出事了。
冯润的眼睛开始关注男人了，她发现有一个叫王菩萨的男人挺有意思，二人便勾搭成奸。
这事只要开头，便刹不住，冯润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自己寻找更多更合适的情人。
冯润有个弟弟叫冯夙，被拓跋宏封为北平公。这家伙一直垂涎于拓跋宏的六妹彭城公主。
冯夙把这个事跟姐姐冯润一说，冯润大大咧咧地说，我做主了，许配给你。
彭城公主听说此事，非常气愤，便去找拓跋宏。
此时拓跋宏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彭城公主把冯润的所做所为，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了拓跋宏。
拓跋宏没想到自己的皇后如此胡作非为，不知廉耻，他气愤异常。由于多年劳累，此时的拓跋宏已经是疾病缠身，冯润的事情无疑是雪上加霜，更加重了他的病情。
班师回朝后，拓跋后便处置了冯润，先是关押，不久又下令处死。
由于连病带气，拓跋宏的病越来越重，几年之后离世。
有后人评论说，拓跋宏是被老婆气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