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 上海港外的花鸟山锚地，一艘俄罗斯货轮在此停泊了整整两天。让人奇怪的是，停泊期间上海港务局多次用无线电呼叫该船，但都没有应答。
与此同时，总参装备部也接到俄罗斯武器公司驻华副代表佩利申科上校的通知，说苏27的部分设备已经从俄罗斯运抵上海。原来，这艘徘徊在港口外并保持无线电静默的货轮，正是前来送货的“特资船”，也就是运送军事物资的货船。
得到消息后，总参装备部立刻派专项办主任马庆华、空军专项办主任杨亚群以及翻译刘慧中三人，和佩利申科上校一起从北京飞往上海，准备接货。但他们到了现场后，佩利申科却和上海港务局发生争执，差点导致装备无法卸载。
1991年8月，在引进苏27的合同签订后不到半年，苏联国内局势就陷入动荡之中。
从1991年8月12日起莫斯科及周边地区的街头开始出现大量坦克和装甲车，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当地人已经无法正常生活。正在筹备的中苏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也受到严重影响。
前来参会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登机前，被迫临时取消行程；包括中央军委军品贸易办公室主任曹刚川将军在内的中方先遣组，也被困在莫斯科的饭店里无法撤离。
此时“906工程”的合同刚刚开始执行，虽然已经有中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分别在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培训，但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也一直在担心：飞机还能不能顺利拿到？
几个月后苏联宣布解体，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表示俄罗斯将接替苏联，继续履行对华军贸合同。苏27项目在经历一番波折之后，开始继续推进。
1992年3月，苏联解体后的第三个月，第一批海运而来的苏27地面保障设备终于运抵上海，但在接货的过程中却出现意外，起因是俄罗斯继承自苏联的一个“保密条款”。
当时，总参装备部的三名代表和佩利申科一起赶到上海，他们马上和上海港口办的领导开会，协调装卸事宜。
会议中佩利申科提出，根据前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时制定的“80号船队保密规定”，苏联向国外运送武器装备的货轮抵达目的地后，必须由苏联驻当地的武官或军事代表登船，指挥货轮卸货。
听完这个要求，上海港务局立刻答复：按照中国法律，任何外国船只在停靠中国码头前，必须先由中国引水员登船并领航至码头靠港，再接受边防四联检后才能卸货。
上海港务局显然对这个“80号船队保密规定”有些不满，在做出正式答复后，还特意补充了一句：“外国船只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佩利申科解释说，这个条款纯粹是为了武器装备的保密而制定，他个人也无权更改。但如果作为俄方军事代表的他不能先登船，那么船长也不会允许中方引水员登船，停满三天如果还不能进港卸货，就只能返航。
这是一个突发情况。
中国此时虽然已经是贸易大国，航运早已和世界接轨，但和苏（俄）进行关于武器的海运交接，还是头一次。而且此事涉及中国主权，上海港务局也不可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如果货轮不能按期进港，将会严重影响本来就一直在赶时间的“906工程”进度，还可能进一步引发其他一些不可预料的变故。
眼看佩利申科和上海港务局在会谈中互不让步，作为收货方的总参“专项办”代表们心急如焚，立刻紧急上报。
了解情况后，总参装备部的领导指示“专项办”，请上海市市长出面协调。因为上海市长也同时兼任市政府特运领导小组组长，此事在他的权责范围之内。
这时已经是深夜，但事关重大，接到通报的上海市委相关部门连夜组织多方进行第二次磋商。经过协调，中俄之间终于找到了一个互相都能接受的靠港方案。
第二天一早，上海港口办领导、两名中国引水员、佩利申科上校和总参“专项办”的代表一起，乘坐一艘公务船向俄罗斯货轮停泊的锚地驶去。
在距离货轮10公里的地方，佩利申科上校用对讲机呼叫俄国船长并通报身份，俄方船长这才打破无线电静默开始通话。
接近中午时公务船来到货轮锚地附近，佩利申科上校在公务船上再次用无线电呼叫，命令船长放下舷梯。随后两位身着制服、头戴国徽大盖帽的引水员乘快艇靠上货轮，从舷梯登船。
在中国引水员指挥下，货船缓缓驶入上海港。等整个接船流程走完，已经是傍晚时分。
就这样，中俄用“双方代表乘坐公务船同时抵达、无线电确认身份”的方式，解决了这个“80号船队保密规定”所带来的麻烦。
这次波折之后，俄罗斯取消了海运武器时的“80号船队规定”，此后所有货船都不再要求军事代表登船。906工程后续的交接中，俄罗斯货船先后在天津港、上海港、南京港等地顺利卸载了苏27使用的地面设备、武器弹药等物资。
事后中俄还专门修订、细化了武器到港后的接船程序，并作为附件正式列入合同。此后数十年中，中俄之间的武器接收工作一直进行的非常顺利。
讲完了上海港外的风波，接下来我们讲讲2架“二手”苏27的故事。
上期我们已经提到，在中苏政府间协议中，中国采购苏27的数量是24架，但最终装备部队的是26架，这中间也有一段轶闻。
“906工程”的货款，由35%外汇和65%易货两部分组成。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很紧张，因此在这35%的外汇中，只有5%由国家拨付，其余30%则由总参装备部自筹，主要来源是“军贸创汇”，也就是我国对外出口武器装备所赚取的外汇。
货款的其余65%，由国家拨付人民币采购国内商品，再用商品和俄罗斯进行结算，抵扣飞机款。当时国家规定，拨款金额确定后，多出部分不再追加预算；但如果有结余也可以继续用于军队的装备建设。
在谈判桌上，谈判小组争取到了比较优惠的条件，所以预算还有一些结余。恰在此时苏联解体，所有苏联军工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
当时，已经和中方熟识的苏霍伊设计局局长西蒙诺夫，亲自找到总参装备部，说设计局有两架用于科研的苏-27UBK也想卖给中国，价格和其他条件都可以优惠。
我们当时急于拿到飞机，在引进技术时也会经常和苏霍伊设计局打交道，而且采购经费也确实没有用完，如果能用更优惠的条件多买两架飞机当然更好。
经军委批准，总参正式和苏霍伊设计局签订了购买两架苏27双座型的合同。
由于这两架飞机并非全新，所以我们的采购价要远低于新飞机，而且还争取到了飞机款100%使用“易货贸易”的条件；苏霍伊设计局为促成交易，还多送了几台AL31发动机和一些零部件。所以最终达成的协议让总参非常满意。
多年后西蒙诺夫去世，接替他的是总设计师科内舍夫。在请总参军贸局局长陈洪生吃饭时，他满怀真情地向中方表示感谢。他说，当年苏霍伊设计局已经有半年发不出工资，中国买了这两架飞机是“救了他们的命。”
因为有了这次合作，苏霍伊设计局在后来和我们的合作中，关系一直非常融洽。
1992年5月30日，两架单独采购的苏27UBK在其余24架正式交付之前，率先在芜湖做了交接。
“906工程”中，绝大多数苏27地面设备和弹药是通过海运送来的。但因苏27具备超大航程，所以在飞机交货时，选择了从俄罗斯起飞，长途转场直接在中国降落的方式。
第三个故事就来讲讲在飞机转场中，俄罗斯无奈支付20万美元“过路费”的事情。
1992年中国订购的首批10架苏27下线，它们从共青城飞机厂和伊尔库茨克飞机厂分别起飞，在苏蒙边境的德日达空军基地降落，预计再从这里飞往中国芜湖的空三师驻地。共计有7架苏27SK和三架苏27UBK。
德日达空军基地位于苏蒙边境，距离蒙古国边界只有30公里，是前苏联的一处重要前进基地。在中苏交恶时期，从这里起飞的飞机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
然而时过境迁，1992年的德日达空军基地，却成为中俄政治互信的见证。10架战斗机将从这里起飞，长途跋涉后在安徽芜湖机场降落，完成一次“友谊之旅”。总参为了协调指挥，专门派精通俄语的马宙光少校提前抵达基地，从这里向北京通报情况。
当年这个军事基地的通信条件很差，俄方也不负责向马宙光提供通信手段。在需要向国内汇报时，他只能通过当地邮局打提前预约好的长途电话，先向莫斯科大使馆通报，再由大使馆向北京转述，整个过程非常繁琐。
1992年8月4日一早，飞往中国的战斗机队按计划起飞。除俄罗斯飞行员之外，还有三名中国飞行员参与转场。他们是空三师师长张建平和两名大队长，三人分别搭乘三架苏-27UBK和俄军飞行员一起飞往中国。和空三师师长张建平同乘一架飞机的，是他的俄罗斯教官。
除了战斗机，还有一架装载着部分随机零备件和保障设备的伊尔76运输机一起转场。因为飞行速度慢，运输机需要提前起飞。
一切准备就绪后，机队呼啸着飞离跑道，马宙光少校立刻向北京作了汇报。但没想到的是，编队起飞后不到一小时，竟然又原路返回德日达基地降落，第一次转场失败。
北京马上询问飞机为什么返航，但当时谁都不知道具体原因。事后马宙光才了解到，原来机队是在穿越蒙古领空时，遭到了蒙古的拒绝。
在苏联时代，苏军飞机在过境蒙古时都是直接穿越，根本不需要向蒙古通报，只需事后补办一下过境手续即可。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这次苏27过境时，体现的淋漓尽致。
当天，10架战斗机按苏军惯例，起飞前没有向蒙古通报。结果飞机在进入蒙古领空后立刻遭到警告。蒙方态度强硬，说没有收到提前通报，飞机必须立刻离开蒙古领空，如果坚持过境就要开火。无奈之下，机队只好返航。
其实蒙古当时也并不知道飞机是中国买的，只想修改游戏规则。最后这件事的解决方法是，俄罗斯武器公司向蒙古驻莫斯科大使馆交了20万美元的过路费，才获得了过境许可。
事情传开后，我们驻莫斯科的工作人员还跟俄方开玩笑说，小兄弟长大了，不听招呼了。
几天后，转场再次进行。
对这次转场中方很重视，林虎副司令、葛文墉副参谋长、马庆华主任等都已先期抵达芜湖机场，提前做好了交接的组织、安排。
按计划，当天总参何其宗副总长、总参装备部部长贺鹏飞、军贸局局长陈洪生等领导，也将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往芜湖迎接编队。但因为俄方不严谨的飞行计划和飞行员的粗线条，在降落时又出了状况。
早在起飞前，俄罗斯国防部就专门向飞行员们强调，这次转场飞行距离很远，沿途不许乱飞、不许偏离航线，要严格按规定速度飞行。
但起飞后俄国飞行员根本不按预定计划执行，在空中擅自提高航速，结果比原定时间提前很多到达了芜湖。
芜湖机场塔台没有接到允许降落的命令，因此不许机队降落。结果，先期抵达的那架伊尔76上的俄方工作人员，竟然在塔台上抢过话筒，强行指挥10架苏27降落。
因为苏27机队提前到达，从北京起飞的中方专机反而晚到。计划中本来是中方迎接苏27降落的仪式，变成了俄罗斯飞行员全体列队，迎接总参领导的专机降落。
这次人为的“意外”，让总参装备部贺鹏飞部长和林虎副司令既恼火又无奈，但俄方长途跋涉而来，当时情况下不让他们降落也不行。
等所有飞机都安全落地后，俄方的首次交货实际上已经顺利完成，这对他们来说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所以俄罗斯武器公司的总经理非常高兴，当场拿出了满满一提包现金，开始分发奖金。
所有参加转场的苏27飞行员和伊尔76飞行员，每人都得到了2000美元的奖励，一共发了30多份，连参与飞行的中国飞行员和翻译也人人有份。
以上，就是发生在首批苏27来华时的三个真实故事。
随着这些重型战斗机的交付，从1992年开始，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的装备水平，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引进26架苏27整机，是中俄之间的第一个大型合作项目，它不但为后续关于苏27的技术引进打下了良好基础，更为此后长达数十年的中俄军贸合作，树立了成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