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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辅臣(右四)在苏俄卫国战争中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任辅臣留给后人的遗物不是很多。但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看上去显得清瘦、精悍,浓浓的眉毛,蓄着小胡子,一身戎装,骑在战马上,威武不屈,令人感到这真是一个英雄。

当年,中国团的战斗生活虽然十分紧张,任辅臣却从未放松全团官兵的思想武装,一有休整时间,就组织干部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给战士们讲解革命道理,经常工作到深夜。他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了部队,交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只有相信自己的理想是高尚的、事业是正义的人,才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种事业之中。

正如《共产主义者》报评论的那样,任辅臣对全团战土们怀有一种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他不仅用理论教育士兵,而且把一颗爱心奉献给士兵。有一次他从前线回后方办事处,一个脚部负伤的小战士迫不及待地要求见他。他听说后连大衣都未脱就赶到病房,小战士一头扑在他怀里嚎啕大哭,喊道:“团长,我的亲大叔!千万不要给我锯脚!”任辅臣掀开被子大吃一惊,那只脚正在化脓,五个脚趾已经发黑坏死,他低声说:“小豆豆(小战士姓窦,大家亲切地称他小豆豆),这支脚怎么也保不住了...小战士激动地喊道:“列宁同志说咱们要解放全人类,你不也说咱们帮着俄国老百姓打下江山,而后还要上伊犁新疆,再从那开始打出咱中国老百姓的江山来,可你让我锯脚,没脚怎么打江山啊?我不!”任辅臣再也忍不住了,他紧紧抓住小战士的手说:“小豆豆,我们的小豆豆,做为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你已经为无产者解放全人类做到了你应做的一切!无产者是最有气牌的,把脚锯掉安上假脚,咱爷俩接着战斗!怎么样?”小战士终于服从了。当时已经没有麻药,任辅臣把小战士的上身搂在怀里,并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罂粟花叶,让小战土咀嚼起来,以缓解疼痛,手术就这样进行了。这位年仅14岁的小战士在任辅臣鼓励下,没再掉一滴眼泪。

艰难的1918年,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熊熊战火中经受着考验。这一年的夏天,捷克军团六万人叛乱,英法美意帝国主义国家和高尔察克白匪军猖狂进攻。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发出号召:“我们去作最后的决战啊!”任辅臣率领中国团响应列宁号召,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还参加了魏尔霍图利耶方面消灭反革命捷克军团等多次战斗。原苏联军事档案中保存着一份任辅臣写给红军第二十九师师部的报告:“根据第三旅旅长指示,我部立即赶到普拉金纳站,然后向新杜林斯克站方向进发,并率领已在该地区活动的中国连队,去占领敌人阵地。但,占领新杜林斯克的任务未能完成。因为该连队之一部已事先向普拉金纳撤退,另一部分则沿着小路向维雅转移。根据旅长命令我又率领我部及新增援至普拉金纳的几个营,向敌人发起进攻,但仍由于敌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我部,未能赶走新杜林斯克站的敌人。

1918年9月21日凌晨,我又率领我团各营以及第四乌拉尔团三个营重新向新杜林斯克站发起猛攻并占领了它。中国团伤亡百人左右(包括失踪人数),指挥员中连队队长及第一营营长阵亡,两位营级指挥员负伤。"

就在任辅臣率团攻占新杜林斯克车站整整一个月之后,即9月21日的拂晓,拉亚镇阵地上又笼罩着大战前夕的寂静。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任辅臣指挥战士们挥舞马刀,从东北方向冲进敌人占据的这个重镇,把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白匪军杀得落花流水,毙敌几百名,俘敌300余。为了表彰中国团的战功和卓越指挥者任辅臣,苏维埃中央命名中国团为“红鹰团”,并于战后第六天在库什瓦城后方办事处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红军军部、师部的首长同任辅臣及全团战士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授旗仪式后不久,中国红鹰团后方办事处转移到治索沃依城。1918年11月5日,任辅臣从前线返回办事处,冒着严寒,踏着积雪,同妻子张含光一起参加该城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大会。他的心情是喜悦而又沉重的。当时,东部战场红军还在后退,已经无法打阵地战了,坚持在第一线的中国红鹰团已处于孤悬敌后的紧急关头。任辅臣和张含光对险恶的形势都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彼此都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见。 临行前,任辅臣把自己的全部证件、奖章、奖状放在一个 皮夹内交给了妻子,并说:“要保存好,将来也许对你和孩子们有用处。”任辅臣归来的那天晚上,张含光饲养的一对家鹅就奇怪地飞了一只;在他返回的冰天雪地的途中,张含光送丈夫出征的雪橇不巧又突然翻倒。跟随他俩多年的工人战士陈文友等人一致认为这些是出师不利的征兆,坚决要求团长等雪停了再走。张含光望了望丈夫严肃的面容,会意地爬上雪橇,毅然命令车夫继续前进,送团长上站。任辅臣紧紧拥抱住妻子,激动地说:“我一切都放心了!”

果然,此次一别,竞成永诀。在此后二十多天的烽火岁月中,任辅臣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

1918年11月上旬,任辅臣指挥中国红鹰团转战在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线,接连打了几个硬仗。与此同时,高尔察克白匪军在大本营依尔库茨克经过整顿,再次向西反扑,很快推进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并占领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北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托博尔河铁路大桥。苏俄红军司令部下令必须夺回这座大桥,可是驻防该地的红军部队几次中锋都失败了,形势十分危急。最后,司令部决定调中国红鹰团完成夺桥任务。任辅臣率团火速赶到阵地,马上投入战斗。敌人在桥对面架起两挺机关枪,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封锁住桥面,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中国团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牺牲,长长的铁桥上覆盖着阵亡将士的尸体,不少人刚冲上桥面就中弹掉入河中,鲜血染红托博尔河水。接连两次冲锋都失败了。在这紧急关头,任辅臣命令二营长桑来朝重新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发起第三次猛攻。桑来朝用双手抽出交叉在背后的两把大刀,这位精通武术、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快乐的山东汉子高喊着“中国战士为保卫第一个工农政权前进”!就一马当先冲到枪林弹雨之中。两强相遇勇者胜,战士们跟着营长左右奔突,前仆后继,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杀,终于接近敌人的机枪阵地,与敌展开肉搏战,敌人惊呆了,机枪哑吧了。任辅臣率领后续部队迅速冲过桥去,一举歼灭守桥白匪军,胜利夺回大桥。这对阻止和迟滞白匪军西进,具有重要意义。不幸的是,营长桑来朝身中数弹,血洒桥头,英勇牺牲。全团共阵亡600多人,只有160名战士没有负伤。这次战斗使中国团及其优秀指挥员任辅臣名声大振,白匪军望风而逃,苏俄老百姓称中国团为“中国英雄军”。

任辅臣率领中国团没有辜负苏维埃中央授子的“红鹰团”称号,在苏维埃共和国处在最困难最危险的紧急时刻,中国团作为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常常被派到最关键最艰难的战斗中去担任主力,多次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艰巨的战斗任务。中国团以作战勇敢、不怕死、敢肉搏而闻名,成为东部战区最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支英雄部队。

1918年11月中旬,任辅臣率领中国红鹰团经短暂休整后,继续战斗在东部战区最前沿。他们在库尔干大草原上配合红军部队追击溃逃的一部白匪军。草原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气候恶劣,战士们有时要在雪地上埋伏几天几夜,又冷又饿。任辅臣号召大家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与凶残、顽固的敌人斗智斗勇,胜利完成了追击任务。
几天之后,中国团转战到卡马河畔的叶洛沃村。当天夜间,由于当地反动分子告密,白匪军从三面包围了村子,凭借猛烈炮火,步步通近。任辅臣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杀出重围。但是,有300多名战士阵亡了。
原苏联军事档案中保存着红军第二十九步兵师师长瓦西里耶夫和政委穆拉奇科夫签署的一份作战报告,对任辅臣指挥中国团战斗的情况有如下记载:“在上图里耶方面最近几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待别顽强,往往发生这种情况:这个团数次陷入敌人的环形包围圈之中,但它每次都凭着自己的顽强、组织性、革命纪律和指挥员的机智,用炮火和刺刀为自己开辟道路,一面战斗一面转入新的阵地。因此,敌人企图占领维雅车站和下图林斯克工厂的一切努力都未得逞。中国人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勇敢坚强,头脑冷静,局势越危险,他们的军事纪律性就越强....他们的口号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经过3至4天的不间断的战斗,中国团减员40%-50%,指挥员的损失为70%一-80%。 这样高的减员率本身就已说明,这个团的每一寸阵地都是经过殊死的战斗才取得或放弃的。在战斗中,敌人则遭到数倍于我的损失。鉴于上述情况,我为能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向中国团及其指挥员致以衷心的感谢而感到光荣。”

这份报告是1918年11月26日公布的,三天之后,即29日就传来了任辅臣在维雅车站阵亡的噩耗。

1918年的冬季,俄国天气格外寒冷。中国团将士们却以迎接黎明的火热之心,不断地投入新的战斗,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同年11月下旬,任辅臣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维雅战场的临时总指挥。
位于乌拉尔地区的维雅火车站、是个连长途列车都不停的小站,但是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从这里开始的窄轨铁路可以直接把士兵和装备运到彼尔姆省。高尔察克白匪军要对被尔姆发动强大攻势,以便同英美帝国主义远征军汇合。从北方和东方进攻莫斯科,并赢得宝贵的战争时间,就必须占领这个小站,自称为俄国“最高执政”的高尔察克白匪军疯狂叫嚣,要把维雅车站变成英美国家武装起来的“坚壳核桃”。然而,固守车站的中国团则寸土不让。战斗不分昼夜,流血不分时间。任辅臣一面组织力量同白匪军、地主土匪、叛匪作战,一面还要率兵阻击从魏尔霍图利耶方向开来的反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进攻,战事异常频繁、紧张。

从1918年11月下旬开始,高尔察克白匪军进一步加强了从普拉吉那向维雅车站的攻势。为了封锁和围困车站,敌人炸毁了维雅至韦尔赫纳之间的铁路线,使得红军后方开出的几列供给中国团军火的专用列车无法到达维雅。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任辅臣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机智果断,沉着冷静,在缺少子弹、炮弹和食品的艰苦条件下,率领全团战士与人数优势、武器精良的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殊死战斗。当地老百姓曾经送给中国团将士好几普特土豆、白菜和用燕麦粉烤制的面包,给予了他们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敌人继续增强着对维雅车站进行大突击的力量。1918年11月29日,任辅臣指挥全团官兵与白匪鏖战了一天。尽管白匪军组织大批兵力轮番进攻,来势凶猛,维雅车站阵地仍岿然不动。当夜,北风凛冽,天寒地东。经过连续作战,疲劳已极的中国团战士们宿营在军用列车上。白匪军分成几路偷偷地靠近了维雅车站。敌人耍了一个花招,在皮帽子上系一条红色带子,中国团战士也系这样的红带,这样迷感了守站哨兵,没能及时作出反应:此外,还有一个当地富农分子告密,历史也留下了他罪恶的名字——阿霍特尼科夫,他引导白匪军经过一片沼泽地从中国团难以预料的地方包抄过来,用机关枪疯狂扫射。任辅臣判断准确、处置迅速,指挥全团官兵沉着应战,奋力反击,在好几处战斗持续几个小时,终因被动应敌,寡不敌众,中国团伤亡惨重,除少数人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任辅臣在左臂负重伤的情况下,一直战斗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坚持到底,宁死不屈,在参谋部车厢的通过台上被敌人用刀刺死,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政权,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维雅无产者村,有两位目睹了当时情景的老人还健在,一位叫唐克娃,一位叫波德苏辛娜,她们回忆说:“路上和路边到处都是尸体,一些人成双地被用带刺的铁丝捆在一起...高尔察克匪徒残暴地对待中国团,哎,多么残暴啊!殴打,用刺刀刺,天啊!多少人倒了下去....我们这些当时活了下来和没有躲起来的铁路工人、乡下人是怎样埋葬死难者的。我们用马把尸体拉到阵亡将士公墓,尸体僵硬,因为白匪军已脱掉了他们的衣服,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地把战士...理入土中。”

苏联历史上把任辅臣和中国团的这个事件称为“维雅的悲剧。”
有关任辅臣牺牲的消息,后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最早是从前方生还的一个卫士口中得知的,张含光悲痛得昏厥过去。接着,溃散的战士陆续归来。清点人数,结果维雅战斗之后,幸存下来并聚集到洽索沃依城后方办事处的中国团官兵不及百人。经过了一场生死决战,生还的战士疲惫不堪,但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复仇的火焰。任辅臣的妻子、战友张含光在这巨大的悲痛和打击下没有屈服,她同大家一起研究如何高举烈士的旗帜继续战斗。战土们自动集合在她面前,异口同声地要拥戴任辅臣烈士的遗孤、13岁的任栋梁为团长,重整旗鼓,杀向疆场。张含光走到战士中间,抚摸着被子弹洞穿、硝烟气味尚未散尽的军装严肃地说:“谢谢同志们对我们的关心和信任!可我们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队伍,这个队伍由谁来掌管要请示军部,请示亲爱的列宁同志,这是纪律”。她连夜组织召开生还的连排干部会,决定整编旧部,补充新员,发扬中国红鹰团的大无畏精神,重新投入到与高尔察克匪帮血战到底的东部战场。这些长期追随任辅臣的革命战士、出色的中国人,决心以实际行动继承团长的遗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用鲜血和生命履行自己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她们把上述决定写成书面报告,电告红三军军部并转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
1919年春天,苏俄红军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开始反攻,东部战场形势逐渐好转,乌拉尔解放了,幸存下来的中国红鹰团将士怀着对团长任辅臣的崇高敬意,踏着烈士的血迹,英勇冲杀,高唱着“红鹰之歌”,向西伯利亚挺进!
“红旗迎风招展,‘前进!’---鹰在召唤,勇敢的歌声飞扬,红鹰们为胜利歌.....”

任辅臣牺牲后,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表示深切哀悼,并于1918年12月28日即烈士牺牲一个月之后,在《公社社员报》上发了讣告,对任辅臣战斗的一生和不朽的业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讣告说:

“在维雅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壮烈牺牲了。任辅臣在中国侨民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贡献给苏维埃俄国。

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曾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最可信赖的部队。作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

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革命战士们将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

六十四年后,任辅臣长子任栋梁满怀深情地记述了父亲牺牲前后的情景:“我一面痛哭,一面回忆起和父亲最后一次分手时的情景。就在纪念十月革命周年的那个冬季最寒冷的日子,父亲同俄国政委同志离开洽索沃依城返回前线去。他们俩骑着马,并鞍走在前面,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乘坐雪橇在后面随行。到了火车站,要道别了,父亲把上级赠给他的金壳怀表从兜中取出,交给了母亲,嘱她把怀表留在家中。不料此次一别竟成水诀,而这块怀表便成了父亲最后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纪念物。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这块曾经伴随着父亲出生入死的怀表,一直珍藏在母亲的身边,在它身上寄托着母亲对先父的深切怀念。可以看出,父亲那次离开我们时,就已下定了暂与白匪帮决一死战的决心,并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六十四年过去.....当年目送父亲骑马驰去的情景,他那刚毅的神情和高大的身影,犹历历在目。”

任辅臣烈士的革命精神,正确无误地体现出国际共产主义者为真理而斗争的人生态度和崇高品格。作为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真理、组织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砸碎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先驱者,任辅臣既是杰出的领袖,又是伟大的战士,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成员,他是知行合一的伟大典范!

任辅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从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接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开始,到1908年之前,是他逐步走上革命道路、觉悟不断提高、思想日趋成熟的时期,也是他怀着满腔正义感积极地执着地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时期,“路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于年轻的任辅臣而言,寻求真理的过程充满了痛苦、迷惘、孤寂和艰辛,但是探求的结果却使他摆脱了困惑,看到了希望,在社会民主工党思想启迪下,他眼界大开,精神境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1908年夏季,任辅臣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世界观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发生了质的飞跃,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一曲 “国际歌”成为他永恒的誓言:“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正是这全世界无产者共同的语言,激励、鼓舞和鞭策着他在革命征途上奋勇前进。他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同祖国亿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崇高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全力以赴地为此而“学习、斗争,斗争、学习”,这成了他人生的最高准则。他的思想理论紧紧围绕和服从现实的斗争,以现实斗争的胜利求得理想的实现,说明他已经形成了“因知以行,以行求知”的科学世界观。他经过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铸就的崇高理想、火热激情、过人胆识、顽强意志、文韬武略、强烈的使命感和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为他后来从事更加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任辅臣的一生中,始终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特殊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正是这种绵绵不绝的优患意识使得他能够坚忍克已,百折不挠,坚持真理,视死如归。如果说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个充满着选择的过程,那么,任辅臣以极其壮丽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过程,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千百万人民大众利益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这使他的一生变得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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