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重伤掉队成瓦工，15年后写信给战友要求分配工作，他是谁？
1950年贵州遵义市内，一位在当地素有“跛子瓦匠”之称的中年人，眼眶通红地看着手里的这份报纸。
报纸上赫然是有关贵州省军区司令杨勇和政委苏振华的消息，看得出来这位中年男人十分激动。
杨勇上将（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约十几分钟后，中年人抬起头，似乎是下了很大决心般，直接走到桌子旁，向二人去了一封手写的信。大致内容如下：虽然我身体残废了，但是我仍然希望为国家出一份力，请求组织上能给我分配工作。
庆幸的是没过多久，中年人就收到了二人的回信：“没想到你孔宪权还活着！”
这个被称为孔宪权的中年男人，在部队中素有“打不死的程咬金”之称，在红军长征的娄山关战役中，腿被打断留下就地休养，至此和部队失去了联系。
伤愈后，左腿短了近10厘米的他流落民间，在遵义县当过卖货郎，做过泥瓦匠，当地人听说“坡子瓦匠”是红军，又亲切地称他为“活着的红军菩萨”。
孔宪权（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今15年过去，昔日的战友杨勇和苏振华得知他还活着的消息自是喜不自胜。
那么这位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组织上会同意他的申请吗？他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农家小子闹革命
1911年2月，孔宪权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小山村中。
小时候的孔宪权家里非常穷，尽管他早早地就跟随父亲出去干活，但是一年下来，年幼的孔宪权还是没吃过一顿饱饭。几乎天天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到了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母亲就拿稻草盖着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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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孔宪权的童年一直笼罩在阴云中。
这样的生活孔宪权早就过够了，为了不再让父母为了生计奔波，1928年的时候，年仅17岁的孔宪权跑去参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初到队伍，作为新兵蛋子的孔宪权比起老兵，也是不遑多让。在与敌人的战斗中，次次都是打的最凶，冲的最猛，也是这些战斗，让孔宪权很快成为了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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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经过三年游击战，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迅猛，截止到夏季，已经发展到约10万余人，并开辟了十块苏区。蒋介石对此局面虎视眈眈，10月，立刻抽调大量兵力，企图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其中，国军师长张辉瓒率第18师师部及2个旅，在12月29日的时候从东固孤军开拔，向龙岗挺近。这也是国军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张辉瓒（图片来源于网络）
面对数倍于红军队伍的国民党军队，我军战士依然奋勇拼杀，孔宪权所在的队伍正好赶上了这次反围剿战争。
趁着敌军前进，我军战士突然向其发起猛攻。在中央的指挥下，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全歼敌军近万人，并活捉了师长张辉瓒。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我军战士的士气。
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孔宪权更是多次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终于在1932年的时候，在黄克诚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此后孔宪权追随着自己的信仰，在战场上愈加勇猛，“打不死的程咬金”这个称号便是由此而来。
巧夺娄山关
在红军长征途中，孔宪权更是多次身先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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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向北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奈何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依旧穷追不舍，此时的红军被迫选择西渡赤水来摆脱敌人。
但是仍然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军委根据末代“贵州王”王家烈的“双枪兵”素有不堪一击的弱点，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桐遵战役的号角彻底吹响。
一天，时任十二团参谋长的孔宪权带领几名侦察兵在巡逻途中抓获了几名敌军的探子，没想到从他们的口中，套出了对我军十分有力的情报部署。
2月26日孔宪权一马当先，率领突击队，向娄山关南面的黑神庙敌旅指挥所发起冲锋。
娄山关到处悬崖峭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某开”之称，但历来又是兵家必争之地。
娄山关（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孔宪权一行人并没有胆怯，依旧悄悄埋伏在黑神庙百米之外。
但令战士们不解的是，作为指挥员的孔宪权并没有着急下命令进攻。
他只是眼神锐利地注视着敌军指挥所的一举一动。果然没过多久，敌军的大部队悄然而至，正准备过桥。
娄山关石桥（图片来源于网络）
孔宪权此时向战友们打着手势，一行人以砍到的大树和路上的战壕作为隐蔽点，在敌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没看清情况的敌军也只是慌乱了一阵，他们岂会是坐以待毙之人，等他们回过神来，发现红军并不多，没等调整就向红军发动了疯狂反扑，势必要以牙还牙。
此时的孔宪权早已杀红了眼，拿起手上十响的“连珠匣枪”不断向敌人进行射击。身旁的通讯员小谭见状，端起手上的冲锋枪对敌人进行无差别扫射，一下子击毙了十几个敌人。
但是敌军仗着人多弹药足，根本不给红军一丝喘息的机会，子弹不间断地射向红军隐藏点，而孔宪权他们这边子弹已经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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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士岂会这么轻易就被打败，没有子弹就用白刃，只有参加过白刃战的战士才是真正的英雄。
趁着子弹扫射的间隙，孔宪权等人挥舞着钢刀，向敌人冲了过去。但是钢刀哪里比得过敌人手里的机枪，看看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孔宪权准备用地上捡来的枪向敌人射击，身子突然向右倾斜，一阵天旋地转摔倒在地上。
原来此时的孔宪权左腿胯骨处早已血肉模糊，大致一数中了6发子弹。
此时，敌人哇哇的叫嚣着又冲了上来，孔宪权忍着身体上传来的疼痛，一个翻身滚到了不远的水沟里，用水沟做掩体，眼神坚定地看着冲过来的敌人，随时准备同归于尽。
幸好此时二营的营长邓克明率援军赶到，这才保住了孔宪权的一条命。
娄山关旧址（图片来源于网络）
看着浑身是血的孔宪权，饶是已经身经百战的邓克明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随即赶紧安排战士将他送到了后方医疗部队。
几名战士将孔宪权抬到了遵义老城内的一个天主教堂之中，这里作为红军暂时的后方医院，早已人满为患，等孔宪权醒过来的时候，耳边到处充斥了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由于战争频发，所有伤员几乎都被安排在这里，加上医疗条件有限，有的伤员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导致教堂内秩序非常混乱，年仅18岁的胡耀邦带领他的宣传队在这里随时待命，帮助维持秩序。
当医生准备给孔宪权取出子弹时，仅仅只能用“鸦片水”作为麻醉剂来缓解疼痛，可是“鸦片水”的作用和麻醉药根本没法比，几乎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医生用刀切开孔宪权的伤口，取出6颗子弹和几小块被压碎的骨头。凭借军人顽强的意志，孔宪权还是坚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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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胡耀邦接受采访时，依稀记得那天孔宪权的情况：“当时孔宪权发着高烧，嘴里一直喊着杀！杀！杀！害得我们好几天没睡着觉，因为这是我们冲锋时的口号，大家猛地都以为要开始作战了。”
命运使然
后来，尽管作为红军后方的医院，这个地方并不十分安全，敌军时不时的会派出空军对此进行轰炸，无奈之下，红军决定立刻转移伤兵。
但是当时对伤员的安排是有明确规定的。对于一名身负重伤的战士而言，有时候是需要用担架抬着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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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方面在行军途中，无法及时补充药品和食物，另一方面伤情过于严重的士兵是需要用担架抬着继续前行的，这样部队的战斗力又会大幅度缩水，所以对于伤情十分严重的战士而言，就地养伤才是最好的选择。
除了孔宪权在此次战役中受伤颇为严重，另外就是十二团的政委钟赤兵。
彭老总见钟赤兵身体情况十分糟糕，建议他就地养伤。但是耐不住钟赤兵性子倔，一心只想跟着党，彭老总也只能无奈同意。
而孔宪权起初的时候用担架抬着走了两星期，可是他的伤口却一直无法愈合。见状部队只能将他留在了贵中让他好好养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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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的选择，使两人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钟赤兵一直跟随部队，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一名开国中将，尽管孔宪权中途因为伤情严重留在了贵州，但是党和国家依然没有忘却他。
当时孔宪权被留在了贵州黔西县的一个地主家里，部队还给他安排了一位医生和一名通讯员，以及300多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要知道如果是一名普通的伤员，仅仅只能发放10到15块银元，由此可见组织上对孔宪权的重视。
而孔宪权对此一直觉得受之有愧。
为了确保孔宪权的安全，红军在离开前，还特意给地主拍了照片并再三叮嘱：“老乡，还请您好好照顾我们的战士，照顾好了红军自会感谢，出了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找到你。”
这位宋地主则是连连点头，本来他就对红军十分和善，看到红军战士受伤，自是不敢怠慢，等红军走后，他便开始悉心照料起孔宪权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孔宪权的身体也在慢慢好转，直到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此爆发，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一直在照顾孔宪权的医生和通讯员决定继续奔往前线，一起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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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宪权自然当仁不让想要一同前去，但是却被地主扯住了胳膊：“你这腿脚不便还怎么打仗，他们想去我不阻拦，你这不行，你还要留下来给我作证。”
其实孔宪权心里明白，由于之前伤势太过严重，左脚直接就比右脚短了十厘米，找个活干干可以勉强度日，但是要真拿起枪上战场，估计会成为拖后腿的那个。
尽管如此，孔宪权一心为党为人民的心却从未间断。他默默地在心里下定决心，假以时日他还是要去寻找组织的，哪怕不能上战场，他也要为组织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得偿所愿
送别战友之后，孔宪权的身体基本已无大碍，但是他还是落下了残疾，成为了一个“跛子”。
为了维持生计，孔宪权先是挑起扁担穿梭在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个卖货郎，一边卖货一边打探组织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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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成为了一名瓦匠，由于孔宪权为人十分真诚，干起活来从不拖泥带水，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跛子瓦匠”。
后来，当地人又听说孔宪权曾是一名红军，加上他之前名声非常好，乡亲们总是将他当作活着的“红军菩萨”来看。
村民们总是喜欢将孔宪权身上的衣物或者草鞋拿走，或者留在家里供奉，或者烧成灰让生病的人喝下以此来驱除邪祟。这让孔宪权一时也是摸不着头脑。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的一天，孔宪权在报纸上看到了司令员杨勇和政委苏振华的名字，红军时的记忆如排山倒海般袭来，并给二人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想要给国家出一份力的赤子之心，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苏振华（图片来源于网络）
老战友杨勇和苏振华二人自是没有忘记这个对国家对人民有功的老英雄，当下二话没说，就给老首长黄克诚去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出具一份书面材料，证实孔宪权的身份。
随后没过多久，经过一番审核与考察，组织上重新为孔宪权恢复了党籍，同时任命他为第七区副区长。
1952年的时候，孔宪权开始负责筹备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工作。
但是却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样板可以仿照，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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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孔宪权却从来没有喊苦喊累，他先是实地考察了纪念馆周围的环境，随后又让人对周围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和整理，同时还让人去收集整理红军长征时期的资料。
如此一来纪念馆的准备工作倒是办得有声有色。
等到纪念馆终于不负众望地落成时，孔宪权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纪念馆馆长。纪念馆里现存的2000多件文物，都是在孔宪权任职期间搜集的，无不让人叹服。
果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孔宪权是最适合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的人。
中间：孔宪权（图片来源于网络）
1964年11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为纪念馆书写“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这也是解放后毛主席亲自为革命纪念馆的唯一题字。无法不让孔宪权为之激动。
1988年11月，一代战神孔宪权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胡耀邦以及全国七大军区都像商量好的一样，都给这位没有来得及授衔的老英雄发来了唁电。
也许当时孔宪权没有继续跟着部队走完长征，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孔宪权（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是不得不说，这位老英雄也在用他的一生阐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为人民的拳拳之心。即便是身体落下了残疾，他依旧想的还是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力。
老英雄走了，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为子孙们照亮前行的路。
同样，党和国家也一次次向我们证明了，他们不会亏待任何一个肱股之臣。老英雄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