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超过8000万，每年供养费用占全国税收的40%多。”随着这组数据在网络刷屏，养人给财政带来的压力让人震惊，而随着两会到来，机构改革猜想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澎湃新闻：财政供养突破8000万？10人养一人陷入供养焦虑
根据澎湃新闻估算，2022年中国公务员数量是710万。全国公务员710万，算上参公、党群、工会妇联等是1300万，事业编制3100万，一共就是4400万。全国财政供养人员合计5100万。再加上离退休的人员，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有可能已突破8000万。
8000万，占据全国人口近十五分之一，去掉老人和儿童，适龄工作人口中近七人就要供养一个吃财政者，这多少让人感到担忧。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官员队伍日趋臃肿，养官的财政日趋严重几乎困扰的所有朝代，在宋代和明代尤为突出。谈起宋代，很多人赞叹其发达的商业和市民文化，高昂的士大夫精神，但同时会为其积贫积弱的现实所遗憾。
王安石
而积贫积弱的根源，就是“冗官、冗兵、冗费”的三荣问题，朝廷无法支付官员和士兵人数日趋增长的现实，财政日益艰难。
官员人数增多，这是封建帝国和平时期必然会遭遇的问题，为了消除不稳定因素，将社会中的读书人纳入统治集团，封建时代采取了科举选官的制度，但常态化的开科考试，中举的人数日益庞大，到宋仁宗时期已经出现了中举后无官可派的现象。宋代重文教，对官员的待遇较为优厚，较明清两代，官员的正式收入较高，当然明清的贪腐更为严重，官员的灰色收入更高。除此之外。为了帝国的安定，宋代采取了用国家财政豢养职业军人的方式，这也需要国家财政兜底。
养官和养兵占据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头，到宋仁宗晚年，国家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宋真宗时期，在册官员总数9785人，到了宋仁宗晚年，这个数字已扩大到24000人，50年扩大了2.5倍；宋太祖建国时只有20万军人，到了仁宗晚年则涨到116.2万，80年净增长96.2万人。这组不可谓不吓人。
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变革势在必行，牛人王安石就此登场。在进行变革前，他曾和司马光有过一番精彩的争论，不仅关乎“祖宗之法是否可变”，更重要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标能否完成。
老百姓负担不用加重，而国家财政还能充实丰厚，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司马光看来，农业经济下的物产是有限的，不在朝廷手里，就在老百姓手里，充实国家就一定会与民争利，甚至从老百姓口中夺食。他能提出的方案只有局部性的精兵简政，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又怎么能轻易触动，终归只能治标不治本。
而王安石不这么认为，他在地方实行青苗的实践让他确信，通过青苗法可以打击民间高利贷，让老百姓向国家借粮度过春季缺粮的时节，国家的低息贷款可以保证老百姓不至于缺粮买地。
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对于急需改变的宋神宗来说，王安石的方案显然是不二之选。他全力支持王安石，陆续推出了青苗、免役等一系列新政，如其所愿，国库很快充盈起来。
但问题是，过程真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吗？答案是否定的。现实恰如司马光的预料，王安石在青苗发的局部试点中确实保护了百姓，但在大规模推广时，却变了味道。青苗从民众抵御风险的手段变成了强制摊派，不管你是否需要，都必须向国家借粮还息，从保护百姓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搜刮。免疫法同理，本身是可以用银钱代替徭役的手段，却变成了强制交钱的名目。
这样的变法必然不得人心，在神宗死后，被司马光休克性叫停，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财政紧缺的问题依旧未能解决。没停了几年，宋哲宗就又恢复了青苗法。到了宋徽宗，花石纲一类搜刮民间财富、强制摊派的行为更是变本加厉。
北宋灭亡固有金兵入侵的现实原因，但其体制腐朽，无法处理的财政病才是根源。
崇祯皇帝
与此相似，有明一代也被臃肿的官员队伍困扰。明朝建国时官员队伍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宋仁宗时期的水平，文武官员两万四千多名，到一百多年后的宪宗时期，已经繁殖到了八万名。官员队伍规模庞大，但效率低下，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明代一直采取低薪的方式豢养官员，其结果是官员疯狂的搜刮百姓，腐败极其严重。
万历皇帝荒废朝政，长期不上朝不问朝政，出现了大规模的缺官不补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办事官员十缺六七，定员人数五六人的内阁长期只有一人，而中央官员的欠俸长达五个月之久，上千新录贡生滞留京师，乞求朝廷任命而未果。
这种问题到了崇祯时期已积重难返，这位锐意进取的皇帝力求改革吏治，较少财政支出，他砍掉了自己的日用，但却动不了官僚集团的蛋糕，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裁撤驿站，却导致了役卒李自成失业。后者加入农民军，杀进北京夺了鸟位，崇祯自缢景山，大明灭亡竟然源自一场力求革新的改革，是何等戏谑。
当然明朝灭亡不能归咎于崇祯，其力求改革的决心只是彻底捅破了制度溃烂的纸糊危楼。对于封建时代，官僚集团日益膨胀的现实，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中指出，其实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取消官员特权，使官员们与市民工商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甚至让人觉得当官还不如经商治学，从事生产。但这显然是帝国不愿也不能的。无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裁员、定编、撤并机构之类的做法，只能是扬汤止沸，甚至火上浇油。
通过宋明两代，可以清醒的看到，解决豢养庞大官僚集团带来的财政问题，无非两种办法，开源和节流，王安石力图提高财政收入，但在小农经济时代，结果往往只能是与民夺利，当然这本身也与官僚只重结果不择手段的方式有关；而在节流上，朝廷几乎没有动力去切割官僚集团的蛋糕，甚至小小的改动都会导致崇祯式的灭国。
这样的问题极具警示意义，但我们当下有了更多手段。农业时代的物产相对固定，但现代社会，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充分调动了生产力，物产已大大超出以往，提升财政收入，就要充分发挥技术革命产业升级的力量，充分调动市场资源，让生产力充分发展。
黄仁宇在回顾王安石变法时就深为遗憾，他看到了宋代商业高速发展下，“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但在没有“财产权”和“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没有中层阶级维系的市场经济，王安石变法注定失败。
而改革开放取得成效的很大原因，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两位改革元勋，吴敬琏强调市场，而近期刚刚去世的经济学大师厉以宁则强调产权保护。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做大蛋糕，才能保证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精简、裁撤、合并机构，需要更大的魄力和耐心，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序平稳但仍需坚定进行。
毕竟，就业问题依旧艰巨，每年的公务员聘用仍然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手段。比如，今年国家公务员招录168476人，比去年增加24729人，增加比例达17%，甚至一些岗位放宽了年龄限制。
但打破公务员铁饭碗，令公务员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取消某些“特殊待遇”，例如保证公务员退休和普通职工退休待遇一致等等，在养老金告急的当下，制度改革的形势已经刻不容缓，要谨慎，但更需要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