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黎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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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伐大宛作为汉武帝时的重要武功之一，历来争议颇多。有人赞此役扬威异域，有人骂此役徒损国力....其中最受诟病的，便是第二次征大宛在导致“天下骚动”的情况下，虽“军非乏食”，却由于“将吏贪”出现“物故众”之惨状。“将吏贪”是汉军“物故众”主要原因这一观点，被史家所沿袭。不少人认为二征大宛的伤亡，是以军官贪污导致的非战斗减员为主。但笔者以为，此观点尚可商榷。本文尝试整理史料，对汉第二次征大宛非战斗减员问题进行探讨。
要讨论一场大战役中的军队伤亡问题，就离不开对其后勤问题的讨论。而要讨论后勤，则首先要厘清这支军队的兵数乃至人员构成。下面就汉二征大宛远征军的兵数、构成展开讨论。
远征军之规模、构成
有关第二次征大宛军的兵数构成，史料已有明确记载。
《史记-大宛列传》载：“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凡五十余校尉”
《汉书-李广利传》载：“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五十余校尉”
由上可确定，远征军的主体由囚徒强盗组成的材官步兵，郡国恶少年，边骑构成。另外还有一定数目的“负私从者”。关于“负私从者”，以往著作，如《中国古代战争史》将其解释为“自愿随军去大宛的人”。而白建钢《青海木简与汉代军队》一文也认为这些私从属于私卒，是中小地主自愿从军。
不过，据侯宗辉《汉代“私从”的身份与政府管理探论》一文来看，“私从”更多是征戍吏士私人雇佣的随从。考虑到远征军中有边骑，这些私从当就是边骑的随从。笔者以为，两说或可兼纳。但不宜高估白建钢先生所言中小地主志愿从军这一部分“私卒”的数量，因为边骑兵源本身就是广大边地中小地主，即所谓“良家子”，而彼时刚刚经过第一次征大宛的惨败，以及赵破奴二万骑亡于匈奴。自愿从军征大宛的中小地主，恐怕不多。故负私从者，恐怕还是以侯宗辉先生所说的吏士私人雇佣的随从为主。
而边骑的数目，从“马三万匹”的记载来看，边骑数量不会高于三万，而作为万里远征的大战役，部分较富裕的骑士可能会带有备用马匹，出现一人双马这样的情况。但也不宜直接用除以二的计算方式。再结合行文顺序，囚徒材官为首，恶少年次，边骑最末。大致可以看出，边骑数低于囚徒材官恶少年。
综上，笔者保守估计，此次远征军之边骑数目，或在二万左右。最后，出敦煌的汉远征军，共六万人，其中两万余的边骑当是远征的核心力量，另外四万则为囚徒材官恶少年。同时加上“负私从者”。《中国战争史》一书认为加上这些“负私从者”，大军约有十万之众。
笔者以为此数过高，按前文所提，“私从”当是边骑的随从，但不是所有边骑都有财力雇佣私从，且从前引侯宗辉先生的论文来看，汉简中雇佣私从者，多为骑吏、士吏等军官吏。加上，郡国恶少年与边骑并题，似乎便是将郡国恶少年作为边骑的辅助力量，如此，大部分骑士便不用额外雇佣私属。
故私从之数目，不会太多，即使有部分较富裕的骑士或军吏雇佣多名私从，私从的总数也应在千余，再加上另外少部分自愿从军的私卒，私从数目当只有数千左右（甚至于更少）。则总兵数为六万军队加数千左右私从。这样加上第一次征大宛之数万，也符合了《汉书-西域传》中：“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的记载。
综括可知，第二次征大宛的兵力在六万以上，七万以下，其中正规征发的部队为六万，分为五十余个校尉部，以大量囚徒恶少年组成的步兵为主，二万边骑则作为精锐核心。同时带有数千左右的私从。整体可以看作是第一次征大宛的升级版配置。
而除了人员以外，远征军还携带大量的牲畜。
《史记-大宛列传》：“牛十万，马三万馀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
《汉书-李广利传》：“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
《前汉纪》：“牛十万。马二万。驴骡馲驼以十万数。”
记十万头牛，马三万匹，独《前汉纪》记为二万，驴和骆驼，《史记》《汉书》均记为万数，独《前汉纪》记为十万，或为笔误，笔者从《史记》《汉书》之说。不过这个规模说多其实也不多，毕竟，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击匈奴，便是“驱马羊牛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与之相比，十万头牛，万余骆驼和驴就显得少了。骆驼和驴承担了辎车的任务，牛，当是作为行走的肉食补给。
远征军后勤问题及困境
厘清了远征军的兵数、构成，就可以讨论其后勤问题。笔者这里先说远征军理论上所需的物资数目。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以往多认为私从是自带粮食，后勤自行准备，但从前引侯宗辉先生论文来看，私从的口粮，同样由官方配给，这点需要注意。
关于人员及战马所需粮草，可以参考赵充国的屯田奏议，《汉书-赵充国传》载：“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史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这里皆是步卒，刚好对应四万囚徒材官恶少年，以及数千私从。
我们取整，则囚徒材官恶少年及私从一月用谷109452石，计10万石，盐需1200斛。至于骑兵及马匹所需，则参考诸将讨论辛武贤计策时所说：“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 则一骑一月需米二斛四斗，麦八斛，二万骑需4.8万斛米，16万斛麦。
考虑到秦汉间谷物出米率普遍为60%，则4.8万斛米为8万斛谷物，那么二万骑一月实际需要8万斛谷物，另外按人月均3升盐的通例，还需600斛盐。麦则为马匹口粮，不过考虑到这是让战马进行大奔袭作战，若是正常情况下，当不用那么多，参考河西汉简中反映的马食谷物量，多为日食1.2斗，则一月需3.6石，符合赵充国所说“军马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
那么三万匹马一月约要10万石谷物，不过也可能用其它草木植物替代。综上，则远征军一月所需后勤，人员上，步骑六万余人，需谷物18万斛（石），盐1800斛。马匹需10万石谷物，不过可能用苜蓿茭藁等草料代替。
其余的牛、驴、骆驼等牲畜，也需要粮食。但考虑到牛本身就是作为远征军的口粮随军补给，另外笔者实在不了解行军牲畜的配给问题，不敢妄言，故这边就不纳入计算。但要说明的是，庞大的牲畜群，一方面能帮助运输后期，另一方面，却也是一种后勤负担。
以上，是正常标准下，远征军所需的粮草数目。其实这个数目有点略高，因为囚徒材官恶少年的配给，应该低于普通士卒，不过资料有限，暂且以此数为准。当然，随着沿途不断的减员，所需粮食也就依次减少，尤其是大量牲畜被宰杀后，也能缓解短期的粮食缺乏。但在征途的后半段，以及返程中，缺粮将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如何，如此规模的军队进行万里远征，其后勤补给难度都是灾难性的。而从“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的记载来看，汉朝的补给线，在彼时也只能到达敦煌一地，出敦煌后，远征军就只能依靠自身携带的粮草，以及沿途绿洲诸国的补给。
从“贰师起敦煌西，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分为数军，从南北道。”的记载来看，远征军在出敦煌后可能就开始出现补给困难的问题，需要依赖道上小国就食，当然起初缺的可能不是粮食，而是柴火等必需品，还有最重要的水源。
人员需要水，随行的大量牲畜也需要水，六万余人，十余万头牲畜，每日所需的水量都是相当惊人的，这显然不是远征军可以自行解决的，必然要依赖于沿途河流，降水，乃至小国。尽管沿途多有河流，但参考地图，从敦煌出发后，有一大片区域没有河流水源，最近的罗布泊则需要穿过白龙堆沙漠，缺水问题或是集中在这一阶段。
这点从敦煌藏经洞所出遗书《贰师泉赋》亦可窥见一二。《贰师泉赋》对李广利的评价相当之高，尤其集中在李广利拔剑刺山而涌泉一段故事上，这个故事亦可见于《后汉书-耿恭传》：“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 语出耿恭，至少可以说明，李广利拔剑刺山而涌泉的传说，在河西一带流传极广。
笔者猜测，这个传说极有可能是远征军士卒凯旋后传颂开的，其真实性如何本文不予讨论，但是这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即，远征军曾在征途中遭遇严重的缺水问题。这必然造成相当程度的减员，而遭遇缺水后，随行的牲畜可能会被大批宰杀，间接影响到后续的补给问题。因行军急切（行军问题见后文），远征军并无足够时间处理多余出来的肉食，大批宰杀牲畜后，浪费是不可避免的。而牲畜被宰杀后也意味着远征军运输能力的下降。
前面提到可以依靠沿途绿洲小国提供粮食，但要知道，早在第一次攻大宛的时候，已经出现：“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的情况，这说明沿途一些能够提供粮食的小国，已经在第一次远征中灭亡，这意味二次远征的中转站会少许多。
最后，“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至郁成，城守不肯给食...攻郁成急。” 这两段记载也反映了，在征途的中半程，也出现了粮草短缺的问题。
因为前面小国尚愿意给食，除了远征军势大的缘故，还有可能是因为远征军自身尚有粮秣，又携带牲畜，不用完全依赖小国供给，而到轮台时，远征军自身携带粮秣不足，或不足以支持未来进攻大宛和返程所需，需要轮台提供巨额粮草，进而迫使轮台孤注一掷反抗。而粮食短缺的史料记载，也可见于《前汉纪》“行乏食，战死者甚多”
当然，以上多为笔者个人臆测，仅供读者参考。但无论如何，远征军的后勤绝不可能达到史家所言“非乏食”的程度。这些后勤困境，当是造成远征军物故众的重要原因。
高速行军下的减员
除却后勤补给的困境，笔者还要讨论一个以往被大多人所忽视的问题。即，行军减员的问题。这里笔者先说一下第二次远征大宛的行军问题。
先从时间来看，《史记》和《汉书》并未直接说明第二次远征的起始时间，但可以从其它记载中推测。首先，就出发时间来说，《汉书-李广利传》载：“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议者皆愿罢宛军，专力攻胡。”
即第二次出兵是在夏季汉廷得到赵破奴兵败之时，夏季，据《武帝纪》“（太初二年）秋，蝗。遣浚稽将军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推测，赵破奴在太初二年秋出征，败亡后，汉廷得到消息当是在次年夏季，即太初三年夏初，如此来看，第二次征大宛的出发年限，可以确定在太初三年。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也采用太初三年作为第二次征大宛的出发年限。此说可从。再就是结束年限，按《武帝纪》“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前汉纪》“四年春正月。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 可以确定，远征军凯旋在太初四年春正月。
综括可知，第二次征大宛之战的时间为太初三年夏至太初四年春正月。历时不到一年，约七个多月。而距离上，按《汉书西域传上》“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
按汉尺23.5厘米，六尺一步，三百步一里，则一里为42300cm，为0.423公里，则大宛王都到长安的路程为5287.5公里。而远征军自敦煌出发，敦煌距长安的路程，参考甘肃省文物局《古代从长安到敦煌走多长时间》一文根据汉简所推，为1800公里，则从敦煌至大宛王城的路程为3487公里。
不过这个数字未必是远征军的实际路程，从前引“分为数军，从南北道”的记载来看，远征军是从南北两道分别进发，如此路程更远，但资料有限，本文仅按3500公里这个数字进行估算，来回一共7000公里。
前文提到，远征军往返历时七个多月，再扣除围攻大宛的一个多月，则日行军里程为38公里每日。这个数字相当惊人了。冷研之前的文章《古代强行军有多快？跟曹仁同速的罗马军团，为何被誉为史上最出色》曾提到，为保持战斗力，常行军的平均速度（包括休息日在内），往往会降低到每天22公里乃至15公里。
而另一篇《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真因行军太慢吗？古代打仗军队一天能走多远》中引《凯撒战记》说凯撒时期罗马军团的每天正常行军在22-27公里左右，大顺军强行军情况下则为75华里/日，即37.5公里/日。
综上来看，远征军38公里的日行军速度，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当然，这不是说李广利治军这么强悍，相反，这侧面反映了“将吏贪，不爱士卒”的另一种可能，因为远征军的构成，占远征军主体的是以囚犯、恶少年组成的步卒，这样一群“乌合之众”，在行军途中出现大规模的掉队、失踪事件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所以，所谓“不爱士卒”，并非克扣粮饷，而是指将吏直接抛弃跟不上队伍的士卒，只保证骑兵主力的行进。当然，也能用另一种可能解释，即在沿途的水源地绿洲留下一部分步卒建立中转站保障后路、或监视城邦小国、或收容掉队士兵。有了中转站后，即可极大提高返程的行军速度。而留在这些中转站的士兵，或许并未跟随大部队返回玉门关。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远征军的实际损失，或可再讨论一下，按《前汉纪》所载，远征军“还玉门关，死者万余人”，但这个数目太低，不排除误记的可能性，而《史记》《汉书》也只说万余人为入玉门关的数目。则滞留在沿途中转站，或后队尚未抵达的远征军当还有不少，或千余，或数百。限于史料，已经无法探清。
只不过，沿途设中转站的说法只是笔者臆测，所以，关于远征军的伤亡，不宜低估太多。或在四万以上，五万以下这个数目。幸存下来的远征军，则当在一万以上，二万以下。
综上来看，高速行军下带来的非战斗减员，也当是远征军物故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结
经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远征军物故众之原因，除却过去史家认为的“将吏贪，不爱士卒”以外，还有更主要的原因，即后勤补给困难带来的减员和高速行军带来的失踪掉队等非战斗减员。
应该说，如此构成的军队，进行长距离的远征，物故众实在正常不过，李广利并非卫霍这等一流名将，作为一个被后人评为庸将的外戚，他能做到在一年之内完成万里远征夺马凯旋的既定目标，而没崩溃于半路，实属不易。恐怕汉武帝也清楚万里远征的难度，才下了“不录其过”的决定。
参考资料：
- 《史记》
- 《汉书》
- 《前汉纪》
- 《后汉书》
- 《中国战争史》
- 《汉代河西屯戍吏卒衣食住行研究》
- 白建钢《青海木简与汉代军队》
- 侯宗辉《汉代“私从”的身份与政府管理探论》
- 伏俊连《将军神功甘泉涌--<贰师泉赋>赏析》
- 甘肃省文物局《古代从长安到敦煌走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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