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很通俗的比喻，即：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大仁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小仁政”，“小仁政”要服从于“大仁政”，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和东西方两大集团对立的冷战格局下，为了新中国能够在险恶的国际局势面前屹立生存，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起点很低的现实面前，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当时不得不优先进行的战略选择，这是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至高利益。为了实现这个至高利益，其他一切短期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暂时让位。
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都盼望着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中国人民满怀激情地支持优先发展“大仁政”，也愿意为此做出牺牲奉献。通过艰苦奋斗，1978年以前我们相继造出了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建成了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一大批基础工程，工业特别是国防重工业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成就，“大仁政”的巨大成就奠定了我们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前所未有。
但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就必然繁荣；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有些与人民日常生活关系很小，更不能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混淆起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们理应为“大仁政”的成绩而自豪，但却不能一叶遮目、偷换概念，掩盖1978年以前国民经济长期徘徊低迷的基本事实。
那些年，虽然领导人强调要在优先发展“大仁政”的基础上，把“大仁政”与“小仁政”兼顾起来，但为了实现工业化，牺牲了农业和必要的服务业，经济比例失调、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难，长期忍受着物质贫乏的痛苦，到“文革”时期几乎一切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价格虽然很低，但是数量不足，质量极差。
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为大规模工业化贡献了力量，但工业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的基础上的，违反经济规律，忽视经济效益，使有限的国家财力难以长期支撑，结果是国家更穷了，国民经济一度到了濒临崩溃边缘。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先后实行了“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但是统统都不见效。
这样的事实说明什么？说明了片面追求“大仁政”，忽视“小仁政”，国民经济早晚要走进死胡同；说明了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并不等同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发达，这种“瘸腿”的发展，难以形成高质量的生产力，无助于解决人民群众吃饱穿暖的实际问题。
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曾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这种经济模式上的失误让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而这段时间恰恰是世界科技革命风起云涌、日本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期，中国丧失了机遇，被强国拉开了距离，被小国追赶上来。
从世界范围来看，苏联的情况与此类似，尽管苏联以举国之力发展重工业，并跻身成为与美国并立的世界两极之一，但因为轻重比例失调，对社会生产产生了致命影响，苏联的国民经济长期止步不前，生活物资极度短缺，长期如此必然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苏联及东欧国家崩溃的深层次根源也正在于此，而不是什么“背叛了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
相比于旧时代帝国主义国家里面最薄弱一环的沙皇俄国，苏联“大仁政”的成绩单可谓更加耀眼夺目，但强国而不富民，国家是无法真正强大的。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幸福，这就必然要求把大、小两种仁政统一起来，如果片面追求“大仁政”，长期不去照顾“小仁政”，哪怕有核武器护体，哪怕阻挡了外敌入侵，堡垒也终将从内部被攻克，这是什么先进武器也阻挡不了的，这是人间正道，是民心所向，是世界潮流。
苏联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这一点。
当然，工业化是我们的必由之路，这一点要客观看待和承认，但必须坚决驳斥这样一种不顾历史事实的片面看法：用“大仁政”的伟大成就，掩盖对“小仁政”的轻视，千方百计地论证穷的合理性。
穷不应该穷的理直气壮，穷不能穷出一堆歪道理。国家要发展壮大，人民必须艰苦奋斗，但艰苦奋斗和过苦日子是不能、也不应该混为一谈的。在前三十年中，中国人民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可是产出往往是负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原因，就在于规划经济发展路径上出现的失误，割裂了“大仁政”与“小仁政”。
工业虽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但国民经济却有三大产业，工业的单方面发展绝不等同于国民经济的全部，只有三大产业都同时发展起来了，这才是经济发展水平真正提高了。
换句话说，把“大仁政”与“小仁政”统筹起来，特别是把“小仁政”施行好了，“大仁政”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大仁政”才能持久延续。而这，也就是1978年以后我们在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