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开始，“进城”不仅是无数乡镇人的迁徙轨迹，也是乡镇自身的发展趋势，其中整县改市、撤县设区、整镇（乡）设街等方略开启了我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
然而，黑龙江两市伊春和齐齐哈尔宣布下辖部分街道撤销，设立为镇，这个“背道而驰”的举措透露出异常信号；与这一改变牵连至深的公务员和考公群体，也开始担忧“铁饭碗”尚且稳否？
“撤街设镇”并非新鲜事
东北开始“撤街设镇”，透露不寻常信号，但其实“撤街设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01年浙江横店镇、芝英镇分别改设街道，但是仅仅两年后横店街道重新恢复为横店镇，2009年芝英也恢复“镇”名。
不仅是东南沿海如此，内陆的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也于2007年撤销了4个街道，设立4镇。经历这种“进城”又“回乡”的，还有湖北随州曾都区，如今黑龙江伊春和齐齐哈尔也来了。
为什么“撤街设镇”？首先设立街道需满足一定的人口、面积、经济、集镇建设、基础设施等几项指标。
2021年元月黑龙江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设立街道标准》提出对不达标的现有街道优化整合。
以此次“撤街设镇”数量最多的伊春市乌翠区为例，首当其冲的便是人口指标问题，2020年“七普”该区常住人口72259人，而2010年“六普”为76376，人口流失，十年下降5.39%，年平均增长率为-0.55%。
再从经济发展上看，2021年乌翠区三产业发展数据显示，增收主要靠农林牧渔业和生态旅游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呈现出乡镇经济特色，全年GDP位列伊春市倒数第三位。
无论从人口体量还是经济发展指标来看，“镇”都是更合适的身份。
因此，不仅是东北“撤街设镇”，各地域发展中，如果出现人口向外流失、发展陷入停滞，城市大而失当，辐射范围收缩等情况，有针对性“撤街设镇”，无疑是顺势而为，也可开启求新求变的新局面。
“撤街设镇”后或将带来新气象
“撤街设镇”，“进城”又“回乡”。人们不免担忧经济形势是否恶化，曾享有的公共福利和配套设施是否受影响？“铁饭碗”要被打破了？
其实这倒可能是东北复兴和人口回流的新契机，也更方便搭上国家“振新乡村”的快车。
首先，“撤街设镇”开启发展转型新契机。还以乌翠区为例，它的第二产业发展逊色，但是坐拥小兴安岭丰富的森林资源，2021年农林牧渔业发展强势，实现增长43.4%，位居全市首位。
据了解，今年乌翠区将扬长避短，深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因此，“撤街设镇”也是华丽转身，“回乡”设镇无疑更贴合当下发展定位和发展需要。
其次，“建镇扩权”更好谋求发展。街道办和乡镇虽属同级，然而乡镇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地方一级政府，街道仅是县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无论是行政、人事权，还是财权，乡镇更具独立话语权。
比如，乡镇和街道的行政权力事项清单分别为149项和99项，足足多出50项；再比如，街道办不具有自主对外招商的权力，但镇政府以自主对外招商，相当于掌握了经济发展的自由度和话语权。
乡镇手握更多“权利”，可以充分发挥自主性，真正从自身发展大局、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出发，补偏救弊，筹谋规划，树立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从而构建潜力无限的发展舞台，迎接经济腾飞和人才回流。
“撤街设镇”并不是砸“铁饭碗”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国考以250万人报名创下历史之最，平均录取比例更是达到70：1。
如此艰辛拼来的“铁饭碗”，会砸在“撤街设镇”形势之下吗？这就不得不提山西“精兵简政”的余震效应。
2019年，山西通过摸底调研提出“人口小县”问题，包括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不合理，机构设置散、弱、小，财政入不敷出等。
由此为契机，2022年山西河曲县、石楼县等开始“精兵简政”。尤其是河曲县雷厉风行，36个党政机构精简到22个，领导职位数精简去21位，事业单位整合了146个，1964个事业编被核减为659个。
那么那些超编的公务员去向何处了？大致来说，或是跟班学习锻炼，或是转岗为村“两委”主干，或是成了社区网格员，重新进行了调整安置。
黑龙江会不会走山西的路？虽然没有定论，但是撤街设乡（镇）后，乡镇作为一个“完全责任政府”，必然要加强自身配套设施建设，岗位需求还是相对丰足的。
比如，届时乡镇需要建设相应的学校、医疗机构、派出所等公共服务机构，政府系统的规模很难缩编，公务员们更多的应该担心转岗问题，而非“铁饭碗”丢失问题。
综合来看，“撤街设镇”无疑是城市化进程的补充项目，有别于盲目的“进城”“先进”，体现了理性发展、个性化发展的趋势，这不是“逆向调整”，而是更加科学务实的“正向调整”。
对于个人而言，不把所有赌注放在“铁饭碗”上，正如郑渊洁所言，所谓公务员铁饭碗，不应该是在同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而是这一辈子无论到哪儿都有饭吃。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