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多，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体现在三方面：劳动力成本低、社保负担轻、资本积累快。
人口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发展一旦步入正轨，人口红利将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剂。
这是后发农业国追赶先进工业国的最大利器！
首先来谈一谈劳动力成本。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生产三要素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要素协同创造的。
在农业社会，生产要素主要是指劳动和土地，因为作为资本品的先进农业机具只有在工业社会才能生产出来。
土地数量是相对固定的，而在和平时期，人口是不断增长的。
同样一块地，随着劳动力不断投入，总产量也跟着上升。
但达到一个临界点后，劳动边际产量越来越低，直到降为零；再增加劳动力，也不能提高总产量。
例如一个家庭有10个人，5个人耕种一块地就能达到最高产量。但是另外5个人没有工作，只好一起来种。
这5个人看似有工作，但他们的劳动没有增加产量，是一种隐蔽性失业。
农业社会劳动力过剩，但是缺乏资本。如果引进海外的资本发展工业，就能将这两种生产要素更加合理地匹配起来。
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要远远高于农业，能开出更高的工资报酬！
当一个国家从海外引进资本发展工业的时候，只要工业部门提供维持农民生存的工资水平，就能从农业部门源源不断地吸引劳动力。
90年代，珠江三角洲开设了很多外资工厂，开出了300~600的月工资，并且包吃包住。
这个薪资水平在当地很一般，但比内陆一些地方的公务员还要高，不仅有工业的部门红利，还有沿海的地区红利，吸引了很多打工人。
就这样，工业部门利用低成本劳动力带来的优势，获得了利润；再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吸引更多的农民出来打工。
与此同时，工业部门还会反哺农业，生产出农机设备、化肥等农业资本品，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
当工业部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就必须增加工资才能继续吸引农民出来打工。
这时，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随着农村非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工业，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上升，而工业的边际产出下降。‘
当这两个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相等时，从农业到工业的人口单向流动停止了，因为这两个部门能为新入职者开出的薪资差不多。
这时，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出现了刘易斯第二拐点，低成本的人口红利消失了。
第二，社保负担轻！
人口红利还体现在人口结构上，15~59岁的劳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
由于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抚养压力不大，提高了妇女劳动参与率。
2007年，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加持下，我国劳动人口占比达70%以上，进入了人口红利的黄金期。
由于退休人员较少，社保负担很低，甚至还能消化很多“视同缴费”参保人员的支出。
第三，高储蓄带来高投资及高增长！
劳动人口产出大于消费，如果这部分人占总人口比例较高，那么全国总产出大于总消费，多出来的部分形成储蓄。
同时，对于劳动者来说，由于抚养压力不大，容易积累一定的储蓄，就会对子女投入更多的教育支出，增加了全社会的人力资本。
这些储蓄通过银行或者证券市场转化为投资，驱动经济高速增长。
但人口红利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会受到社会经济内在规律的制约。
随着农民不断进城打工，城市化程度提高，必然带来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均寿命的提高，形成老龄化。
2012年，我国劳动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第1次出现绝对数量下降，比上一年减少345万。
原来数量众多的年轻人，迟早都要退休的，由抚养人变成被抚养人，全社会抚养比将持续上升。
在我国，抚养比有两种概念，一个是全社会的抚养比，另一个是社保系统内的抚养比。
2021年，养老金的抚养比是3:1。
随着六七十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口进入退休高峰期，加上出生率走低，15年内抚养比可能下降到1:1。
任何事物都有一体两面，人口红利的反面就是人口负债。
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
虽然这是一笔不得不偿还的负债，但如果以人为本，严格执行《劳动法》，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可以减轻偿还压力。
企业转型升级成功后，提升了生产效率，可以提供更多的高技能高薪岗位，接纳更多的高学历人才。
这样一来，在劳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总产出仍然可以保持增长，减轻了抚养压力。
整个社会内卷的程度下降，年轻人有时间恋爱、结婚、生子、育儿，能够延缓人口负债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如果前期过于透支人口红利，就会加快老龄化进程，使得人口负债来得更早更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