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辽东半岛，渤海湾的另一边。那个地方，历史上称作“盖州”，以后降了格，变成“盖平县”“盖县”，但在前些年，又重新改了回去，叫“盖州市”，上属营口市管辖。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沈阳市和平区，因为没在那里落地，对故乡便有些生疏。小时候听我妈说，我出生不久，妈妈抱我回乡去，没住上两天，我便开始拉肚子，明显是水土不服。妈妈于是担心，唯恐农村的条件差，会有个三长两短的。于是提前动身，抱着我回了沈阳。所说的这一切，当时我太小了，一点印象没留下，这哪能算回乡呢。以后上学时填表，工作填个人履历，关于籍贯这一栏填哪，一直都使我拿捏不好。我总觉得，父母的出生地是那个山村，而我是生在外边，却得填辽宁盖县，这一直都使我很不情愿。没办法，也只能随波逐流，好在不怕被外调，也就无所谓了。
我在十几岁时，曾回过一次老家，住了四十几天。那一次回乡，印象很深刻。走在故乡的山水之间，接触故乡的亲人，使我原有的印象，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最具有特征的，是山上成片的果木林，大多是苹果树，从山根延续到山半腰，密密层层，长势茂盛。之前只听说过，锦州的苹果如何知名，其实真正好的，还是辽宁盖县的苹果。五六十年代，盖县产的苹果，凡是品级高的，一般都装箱出口了。说辞便是：是为了还某国的债，或出口换外汇。我去的时候正是八月天，那四十多天里，眼看苹果由青变红，一直到秋后摘苹果。其间，我与堂兄弟们，上山去割青柴。干活时也带着玩，时不时摘苹果吃。苹果树太多了，那几乎是顺手牵羊。开始时苹果还生，咬起来很硬，没什么甜味。我的兄弟们有办法，用镰刀把敲打苹果，让一个地方变软，会逼出一些果汁，然后把皮咬破，嘬其中的汁喝。未熟的苹果，能出的果汁很有限，果汁嘬完了，苹果顺手便丢掉了。我记得那时候，还是感到有点心痛，这是因为，那个年月，即使在北京城里，吃苹果也不多，哪舍得随意丢弃？自那以后，天气慢慢渐渐凉了，而苹果也渐次成熟。熟了的苹果好吃，不需要敲；我是外来的客人，也受优待。这样每天可劲吃，吃的苹果太多了，待回到叔伯家里，连饭也不想吃了。那的苹果种类挺多，像香蕉，元帅，印度，唯锦，红玉，国光等等。若是排个序的话，唯锦最难吃，虽然它外表光洁，味道却较差。这种苹果，如今已经见不到了。最好吃的，应该是红玉与国光。红玉苹果下得早，个头不大，但它的味道奇佳，甜中带酸，酸甜适中，吃过后回味极好。这种苹果，如今也基本绝迹了。国光苹果下得晚，一般在霜降之前；它的个头不算大，表皮青白色，但味道相当醇正。还有一个特点是，无论放多久，这苹果都是脆的，决不会发绵。这种极佳的口感，使它特别受欢迎（那个年代），远超其他类的苹果。
我在另文中写过，一九六二年初，我哥回了趟老家，向家乡人求援。那是饥荒的第三个年头，本已不堪的我们，终于等来了希望——哥哥带回高粱米，小米，还有黄米粘糕，以及一口袋苹果。因为东西太多，下火车后无法腾挪，只好顾了一辆三轮。到家门口下车，付了车钱后，车夫却不走，眼巴巴盯着苹果看，低声下气的说：学生，能给我个苹果吃吗？我哥听他这么一说，没有犹豫，伸手掏出俩个苹果，递到他手里说：您吃吧，这是盖县的国光，正宗货。这件小事，是我哥说给我的，他还补充：那人拿着苹果，眼睛泪汪汪的。我家自从那以后，有了接济，基本能吃饱饭了。从东北来北京多年，我父母没回过老家。从内心讲，他们是思乡的。那一天，父亲一边品尝苹果，一边深情地说：吃这国光苹果，等于喝到家乡水了。父亲外出多年了，乡音仍有痕迹，他念“国光”的“国”的音，发的是三声，念成了“果光”。这种挺特殊的发音，甚至影响了我女儿，也念成了“果光”。
我自十几岁回过一次乡，以后几十年间，由于条件所限，始终也没能再回去。但故乡的景物人物，都还朦胧记得。尤其故乡的苹果，又甜又脆的国光，印象就更加深刻了。我在河北的时候，单位就挨着果园，年年秋山红叶时，就去果园买苹果。这的苹果也有国光，而且数量很多，但在内心深处，我会有一种感觉，照比故乡的国光，还是稍显逊色一些。这或许是乡土观念，有失偏颇？今天的市场上，国光苹果已不常见，我们平时吃的，大多数是富士苹果。听来自故乡的人说，早先成片的果树，如今已包产到户，失去了昔日的规模。时代前进了，科技也在不断进步，许多东西都在变化，但我仍难忘国光苹果，那是关于故乡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