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俄罗斯圣彼得堡海军部造船厂的港口内,停泊着一艘工作船,船上正在举行一个简短的签字仪式。仪式后伴随着军乐声,一艘基洛级潜艇上的俄罗斯海军军旗徐徐降下,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从这一刻起,中国海军正式接收了第一艘877EKM型常规动力潜艇。

潜艇移交后,面临着如何运回中国的问题。这个内容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详细介绍了半潜船转运877回国的全过程,视频链接在置顶评论内。

作为补充,这期我们再从谈判的角度来聊聊当年发生在中、俄、荷、芬四国间,因转运潜艇而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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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我国引进基洛级潜艇的采购合同签署后,两国马上开始协商运输方案。俄方的基本态度是,潜艇采购费用中不包含运费,因此,怎么回国需要中国自行安排。

当时国内有人提议,由中国艇员和俄罗斯专家共同驾驶潜艇,远航回国,也就是自航方案。支持这个方案的人铿锵有力地说,“当年清政府从英国买的军舰都能自航回国,我们买的潜艇怎么就不行?”

这话听起来掷地有声,但却少了些科学的态度,很快被否决,原因有二。

率先反对自航回国的是潜艇部队。他们认为,从圣彼得堡到中国需要航行17000多公里,中途必须靠港补给。而沿途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允许潜艇这种攻击性武器入港;此外,如此长距离的航行会造成机械损耗,导致潜艇一回国就要马上进行一次中修,这对宝贵的使用寿命来说是一种浪费。

另一方面,从当时总参装备部和俄方接洽的结果看,自航也不现实。

总参曾和俄国人讨论过“中俄联合驾艇回国”的可能性,并请他们报价。结果对方狮子大开口,报了个数千万美元的天价,谈判根本无法继续。

所以自航回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行不通。

讨论期间,大鹅也曾建议用拖船或者驳船运输,但我们考虑这个办法只适用于近海和短途,在远洋拖带时如果遇到高海况会很危险,所以也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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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方案都不可靠,负责此事的专项办公室又把目光投向外交部、外贸部和中远公司,向他们咨询。果不其然,中远公司的军品运输处提了一个好建议。

中远公司军品运输处,是我国武器装备进出口的海运负责部门。中国对外军贸物资的船运,都由他们经办。这个处的处长李军民,是一位经历丰富的同志。他初中毕业先在海军服役,后来转业当水手,从船员一直干到船长,对国际航运业务非常熟悉。这次877转运回国,李处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4年当总参装备部找到李军民并介绍情况后,他说:“这个事交给我们办吧,不难。”

没几天,李军民处长就拿出了一个“租用国外半潜船,背负潜艇回国”的方案,在当时还没有先例。

李军民还建议,可以考虑用普通商业运输的模式操作,这样不但节省经费,还能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事后证明他的建议非常明智,后来我们向芬兰政府租用港口时,确实体会到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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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马庆华(左)和李军民(右)

半潜船方案上报军委后,很快被批准。但要具体落实这个方案,却并非易事。毕竟当时全世界也还没人这样做过,对中国军队来说更是从0到1的跨越。

为了稳妥,方案启动之初海军提出,转运如此昂贵的装备,应该派一支完备的技术队伍参与和外方的谈判。

但“专项办”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人员不宜过多”。原因也很简单:既然是商业航运,就没必要派太多人;人一多、尤其是军人多,反而不好运作。

经慎重考虑,上级同意了总参装备部的意见,并很快下发一份文件,指定了一个精干小组,全权负责潜艇转运。

这个小组一共四人:组长是总参专项办主任马庆华,他办事干练并且谈判经验丰富,是这次潜艇转运的总负责人,也是压力最大的成员;

第二位组员是中远公司的李军民处长,他精通国际航运事宜,一切和租船、船期等相关的航运事务都由他来负责;

第三位组员是海军装备部舰艇部副部长耿广生,这艘要运回国的877,就是他带队验收的。转运过程中,耿部长一个人代表了海军所有部门;

第四位是总参派驻莫斯科常驻的马宙光参谋,他精通俄语,跟俄方上上下下都很熟,负责小组的联络和保障。

四位骨干组成的工作组短小精悍、工作效率极高。他们在圣彼得堡会合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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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首先要找一家靠谱的船运公司,委托对方来承运。经多方比较,小组选定了一家荷兰的老牌船运公司。这家公司是百年老店,不但技术过硬而且报价合理,支付300万美元就能提供租赁半潜船和装卸、运输的全部服务。

双方有合作意向之后,转运小组还要协调、落实荷兰公司的技术方案。因为他们的方案不但需要中国专家审核,俄罗斯的生产厂家也要同意。三方都认可,才能执行。

于是三方约定在荷兰会面,共同议定技术方案。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坞墩的设计和制造是这次转运的关键,所以国内专门派了两名来自江南造船厂的坞墩专家赶赴荷兰。

俄方专家的分量也不轻,还包括了一位潜艇的主要设计师,他们按中方要求携带了潜艇的受力结构图。

三方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只有现场翻译问题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当时,来开会的俄国代表只会说俄语,荷兰人听不懂;荷兰人倒是能讲英语,但俄国人又不明白。

幸亏转运小组的马宙光精通俄语、李军民也能说英语,于是就由他俩转译,俄罗斯和荷兰专家才能沟通,但这样效率又太低。

好在荷兰人和俄国人很快发现,他们都懂德语!于是德语又加进来,俄荷两国终于可以愉快地交谈。但作为甲方的中国人又对德语一窍不通,因此每逢关键信息,还要再要俄语或英语转述给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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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墩

更戏剧性的是,中方内部竟然也需要“翻译”。两位来自江南造船厂的老专家,其中一位只会宁波话,说不了普通话。所以他的发言只能让另一位专家转述成普通话,再翻译成外语给外国人。

一时间,会场上中文、英文、俄语、德语外加宁波话,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虽然有点乱,但这会好歹是顺利开下去了。

这次会晤,荷兰航运公司给人的感觉是:经验丰富、态度坦诚。

当时中方提问,在支撑潜艇时,怎样才能不损伤表面的橡胶消声瓦?荷兰人回答,他们会按潜艇龙骨的受力点布置坞墩,并根据消声瓦的硬度和重量,使用不同材料加工成缓冲垫,垫在坞墩和消声瓦之间。

后来拿出的设计方案更具体,他们在877的20个龙骨受力点下,相应布置20组坞墩,每组3个,一共60个。每组坞墩中有一个在艇底承重,另外两个在左右支撑,防止发生位移。

而此前在圣彼得堡中方向俄方提同样的问题时,大鹅却傲慢的表示:这是俄罗斯专利,不签合同就不能透露。

两相比较,常年在航运市场摸爬滚打的荷兰人就不玩故弄玄虚这一套,也许这就是市场化带来的规范和透明吧。

但更让中国专家吃惊的是荷兰人的工作流程,他们当时已经普及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出了全套三维图纸,在电脑上现场讲解,让在场所有人都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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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EKM在港内

如今用CAD制图已经司空见惯,但在1994年中俄两国还都在使用传统晒图,荷兰人的这套工作流程和设备让两国都大开眼界。中国专家谦虚的说,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实前苏联的大型造船厂,在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比我们起步要早。但看起来他们在实用化和普及率上,做得还远远不够。

作为转运小组的负责人,马庆华的压力很大。毕竟这是第一次用半潜船运送海军核心装备,又是首次和外国商业公司打交道,要协调好几个国家的大事小情,不能出一点差错。对这次三方会谈,他只要结果,不看过程,始终紧盯关键环节。

当中俄双方都口头认可了设计方案后,马庆华要求中俄专家各写一份书面意见,写明同意还是不同意?都要签上字。

中国的两位坞墩专家很快签字表示认可,但俄国专家的想法就比较多,怎么都不肯签。理由是:“我们不能对这个方案做出任何承诺”,明显是在逃避责任。

看到俄国人耍滑头,马庆华也没客气。他对俄国专家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请你们来,就是要听你们一句Yes or No。现在你们不肯签字,不就成了只拿钱不干活吗?”

这番话让俄国人无言以对,最后别别扭扭地出具了一份书面文件,虽然还是玩了些闪烁其词的文字游戏,但总算是签了字、画了押。

技术方案确定后,转运小组又马不停蹄的开始商务谈判,把承运合同里的所有细节都一一敲定。这份总金额300多万美元的合同,其中大部分是租用挪威半潜船的租金,小部分是坞墩的设计费和加工费。

接下来,转运组又租了三艘拖船,把877从圣彼得堡通过列宁水道拖往芬兰,这是因为圣彼得堡港口的水太浅,无法满足半潜船的作业条件。而距离不太远的芬兰湾是最佳选择,但需要芬兰政府的批准。

这期间潜艇还被圣彼得堡港务局敲竹杠,但未遂,不过耽误了行程,遇到恶劣天气,被迫在爱沙尼亚港口避风,千辛万苦才抵达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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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雷恩

芬兰政府早已同意中国租用港口装卸潜艇的请求。1994年时中芬两国关系很好,时任芬兰国防部长是59岁的伊丽莎白·雷恩女士。她接到中国请求后,很爽快的就答应下来。雷恩女士说,既然这是商业运输,那么芬兰政府就不需要征得北约的同意,汉科港随时可以向中国提供服务。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家靠不靠父母不好说,但出门靠朋友总是没错的。几年后,某国向芬兰施加了强大压力,此后的潜艇装卸就没能继续在芬兰进行。

虽然877顺利来到了芬兰,但转运小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这是中国军方首次和西方航运公司打交道,多少有些担心对方能否按约定执行。

事后证明,荷兰人严格遵守了合约,运输过程中也展现出很强的专业素养。此后基洛级回国,我国虽然改为使用国产半潜船,但承运方一直是这家荷兰公司。

1994年12月25日,挪威半潜船装载着877潜艇,顺利起航驶向中国,几个月后顺利抵达。

马庆华主任多年后回忆此事时说,虽然此前他已有过多次军贸经验,但877潜艇回国还是让他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这次运送装备很多情况都是未知,需要“趟路子”,同时还要协调复杂的技术、商务问题,而且还赶时间、卡节点。这些只要有一个环节卡住,事情就办不下去。

当时转运小组远离祖国,不可能事事都按常规办理,面临决策时必须敢于担责。只要做过项目的人都会懂,“担责”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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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耿广生、马庆华、李军民

而当年这支转运小组经历的还不止如此,就在一切看似顺利时,一场车祸又从天而降。

877启航后当天,转运小组中的三人,在前往赫尔辛基机场途中因雪地路滑,所乘面包车发生侧翻。中远公司的李处长身受重伤,昏迷数天,马庆华和耿广生也受了轻伤。

李处长被送往医院后经抢救脱险,后来海军派人接他回国,在海军总医院继续治疗,但还是留下了伤残,自此没能再返回工作岗位。关于这次事故的前前后后,我也做过一期视频,链接也在置顶评论里。

30年前中国第一艘877潜艇回国,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转运模式,不但安全高效,而且节省了大量经费。此后这个办法被沿用,我国采购的全部12艘基洛级潜艇,都是用这种方式运送回国的。多年后越南向俄罗斯采购潜艇,同样照搬了我们的方案。(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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