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能够走向文学神坛，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抹不去的时代印记，得益于“样板戏”的出台。在提到“八大样板戏”时，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红灯记》排在第一名的位置。在当年的新闻报道中，这是改编最早、影响力最大、改编最成功的“样板”。 前面几期，我们介绍了电影《红灯记》的前身《革命自有后来人》，以及一南一北两个戏曲版本。那么，这部经典又是成为我们如今看到的1970彩色电影版《红灯记》？今天白羽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一、改编
1963年，文化部发出了明年6月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赛的决定。中国京剧一团当时准备的剧目是《迎春花》，就在大家热情高涨地排练时，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交给了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一份沪剧《红灯记》剧本，这是来自江青的推荐。于是，大家只能停下手中其他正在排练的戏，集中精力进行《红灯记》的改编。
时任中国京剧院的副院长兼总导演的阿甲，集编剧、导演和演员于一身，和他共事和共患难的老朋友张东川先生这样评价阿甲：“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老生演员，而且还潜心研究政治理论、美学理论和戏曲理论。”
阿甲也导演过几出优秀的现代戏，因此，由这样一位热爱戏曲艺术、京剧界难得一遇的全才来负责改编和导演工作，无疑是提高整个改编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极大保证。
样板戏《红灯记》是根据沪剧《红灯记》改编的，在主创阿甲和张东川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都证明了这一点。根据阿甲本人的回忆文章来看，他当年也参考过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
根据回忆文章来看，阿甲按照京剧的格式，先拟了一个《红灯记》的改编提纲，交给翁偶虹先生写初稿，然后由阿甲进行修改，等到第二稿完成之后，阿甲开始演员开始排练，由刘吉典、周国兴等人担任音乐设计。
眼看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越来越近了，中国京剧院立刻进入了大战将至的紧张排练当中。在当时，中国京剧院集中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京剧演员，经过仔细斟酌，由李少春挑大梁饰演李玉和。
二、演员
李少春也是一位京剧界的全才，在京剧院中号称“李神仙”，同事们说：“在京剧的排演中，没有他想不到的点子，没有他不能解决的事情。”
对于他的创作能力，阿甲是非常认可的，李少春的舞台经验丰富，对于人物的唱词、动作设计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于如何表现李玉和的人物形象，如何进行唱腔的变化安排，导演直接让李少春根据自身条件进行设计。
李少春版红灯记剧照
李少春很快就展示出强大的创作能力，他协助阿甲设计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临行喝妈一碗酒”等经典唱腔。在原剧本中，李玉和在“赴宴斗鸠山”之后就不再上来了。李少春建议，受刑之后再推上来一次，倾泻满腔怒火，痛快淋漓地骂一顿鸠山，展示出我党英雄武威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
在李铁梅的选角上，阿甲冒险了一把。在原著中铁梅是个十七八岁年轻活泼的女孩，而其他改编版本中的李铁梅都有显得有些老气。阿甲冒险找来了刚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刘长瑜，虽然刘长瑜经验不够，功夫上也不够。但是她善于学习，虚心求教，阿甲就让刘吉典、李广伯一边设计她的唱腔，一边负责她的京剧教育。
李奶奶一角通过层层选拔，最后确定确定由高玉倩饰演，谁也没有想到阿甲会这么安排。36岁的高玉倩唱青旦出身，而李奶奶的角色是老旦，她自己都没有演好信心李奶奶的信心。阿甲则认为，她的大嗓唱得很好，对于表现人物光辉形象正是加分项，何况高玉倩的表演天赋突出，肯定能演好李奶奶。
剧中的重要反派人物非袁世海莫属，在团里袁世海就有“活曹操”的美誉，属于老反派艺术家了，养个反派还不是手拿把掐。
接下来，孙洪勋扮演王连举，谷春章扮演磨刀人，夏美珍扮演桂兰，曹韵清扮演侯宪补，孙盛武扮演假皮匠，刘鸣啸扮演小伍长。
又当编剧又当导演的阿甲，从选角、音乐、服装、舞台设计都是最优秀最合适的安排，更何况，《红灯记》从一开始就采取了AB制。每一位演员身后都有一个替补队员，钱浩梁就曾经在李少春扭伤了腰之后替代师父出演李玉和。
电影版《红灯记》李玉和的扮演者正是钱梁浩，片头字幕用了他的艺名“浩亮”。
在这样的安排下，既有配合默契的老搭档，又有互相切磋、虚心学习的青年演员，老中青安排合理，使得这出戏拥有了强大的班底阵容，京剧《红灯记》能成为一出优秀的现代戏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再修改
到了1964年初，京剧《红灯记》基本排练完了。到了5月，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提出要看排好的《红灯记》。于是，全体剧组人员在人民剧场为江青举行了一次彩排，江青看完之后很兴奋，不断地用手帕擦眼泪，演出结束后向大家祝贺。
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赛中，中国京剧团的《红灯记》居然败给了哈尔滨版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版《红灯记》。根据骆丹先生对于演出情况调查研究来看《人民日报》对上演的各个剧目进行报道，对于《革命自有后来人》进行具体报道的有19篇，对于《红灯记》的报道仅有6篇。
于是，中国京剧团拿出十二分精神，继续修改打磨《红灯记》。剧中人物的唱段经过精心设计，更能进一步凸显出人物个性，比如李铁梅经典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用长短中板眼的变化阐释人物的多层次心理：
《仇恨入心要发芽》则通过一些板式变换如“快板”、“西皮导板”、“快三眼”等板式变化加深人物个性化的塑造。
李玉和被捕时的唱段《浑身是胆雄超起》，将原本的开头加以修改 “浑身”二字原是小二度下行，修改后变成四度跳进，“身”字用装饰音加以修饰，使旋律掷地有声且苍劲有力，充分深化了剧中人物的英雄气势。这些细节的改动都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李玉和的临危不惧和大义凛然。
经过作曲家的反复推敲和表演者的再三斟酌，大家普遍认为，原始版本虽然具有京剧原汁原味的神韵，但是对人物情感的发挥却不甚理想，于是经过商酌后，大家又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旋律虽不及原始版本那般华丽，但却十分厚重，低吟浅唱的行腔，刻画出李玉和与亲人分别前的依依不舍和语重心长，而结尾的“愁”字却骤然升高，坚韧有力的顿挫，又一次将旋律坚定起来，凸显了李玉和无可动摇的革命信念。这种高低、缓急的结合，更加贴切的刻画出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四、演出
经过不断打磨和改进，样板戏《红灯记》终于打磨成功了。演出的第一场就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紧接着便轰动全城。全国上下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红灯记》热潮，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喜欢看，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爱看。
1964年10月10日，在剧院的门前人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着第二天上午的售票。到了演出的时候，许多没有买到票的人，都围在剧院门口，索要一张戏的说明书。
1964年11月6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观看了这出《红灯记》，并与演员、编剧、导演人员握手，合影留念。
到了1965年1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再次观看了《红灯记》，对演出的成功表示祝贺。全国各大媒体争相做了报道，在其他样板戏还没有“热”起来的时候，《红灯记》已经火遍全国。“临行前喝妈一碗酒，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经典唱段，在大江南北的街头巷尾中广为传唱。
《红灯记》演一次，火一场，每次演出都是座无虚席。1965年，《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红灯记》的剧本，在1967年的《解放日报》上，一篇题为《认真向京剧〈红灯 记〉学习》的短评中，首次出现了“样板”一词。此后，《红灯记》便以“首创”之姿态，成为样板戏的第一块模板。
五、拍摄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社论，八部文艺作品被国家舆论正式命名为“八个革命样板戏”，这就是第一批样板戏的出台。
1969年电影版《红灯记》的拍摄计划被提上日程，当年5月，江青召集中国京剧院、北影、八一电影制片厂召开会议。要求搞创作的人要有干劲、广泛听取意见，不断修改，精益求精。
最后确定，由拍摄过《南征北战》、《钢铁战士》的导演成荫负责拍摄，拍摄地点就在八一场最大的摄影棚中进行。
电影版《红灯记》，巧妙运用抗战时期的经典革命歌曲《大刀进行曲》作为主题音乐，赋予影片以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斗争性。
在1971年2月的《光明日报》上专门有一篇名为《英雄正气贯长虹》的文章，这篇以《红灯记》的拍摄为例，将镜头如何拍摄“样板戏”分析的十分透彻。
文章中写道：在“赴宴斗鸠山”一场戏中，镜头的运用最为典型。
敌人的镜头全部是俯拍中远镜头，我党正面人物全部是仰拍近景镜头。在一高一低、一仰一俯的镜头运用，形成了层层递进、步步紧逼的鲜明对比，以鸠山的阴险、垂死挣扎，突显了李玉和气宇轩昂、威慑敌寇的英雄气概。
在电影中李铁梅的扮相，一根大辫子绑着红头绳，加上坚毅的表情，成了当时无数女孩争相模仿的对象。
1970年5月，北京电视台将《红灯记》拍摄成黑白画面的电视屏幕复制片，先一步播放。
1971年元旦，《人民日报》看发消息：彩色影片《红灯记》拍摄完成。1971年1月27日正值春节，《红灯记》作为最早的“贺岁片”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