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534年在巴黎秘密成立的耶稣会，在刚开始成立时还是个愿意效忠天主教宗传播基督教义的非法组织。沙勿略是耶稣会的二号创始人，后人多谓之“圣方济各沙勿略”。马六甲圣彼得教堂门前有两尊雕像，就是耶稣会士沙勿略与池端弥次郎。1549年春，即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沙勿略跟随池端弥次郎，从爪哇出发，辗转抵达日本南九州岛萨摩（今鹿儿岛），成为天主教第一个进入日本进行传教的人。
在日本，他的传教活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与当地一些有学问的人进行辩论，那些人经常反问他：“你的这番大道理既然是真的，为什么中国人却不知道呢？”
在日本传教期间，沙勿略发现日本的文化与印度完全不同，受中国影响至深。沙勿略在给耶稣会的“日本报告”中写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广阔、和平的国家，没有任何战争，中国物产极为丰富，是任何基督教国家都没有的正义之国。在日本或其他地方我所见到的人中，中国人极其敏锐、富有才能，比日本人优秀得多，并且拥有学识。”
“日本人确信，如果这世间所有的物体都有开始，那么，传播这一教义的中国人一定知道。日本人相信无论是来世之事，还是国家政治，中国人都比日本人早已深厚。”
在历史上，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并且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和文明认识
从21世纪10年代开始，中国舆论场出现了质疑西方古代史真实性的声音，并且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论证西方历史叙事的荒谬性和虚假性，主张对人类文明源头和西方历史再研究，还原世界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不只是少数人的觉醒，更是中国国力强大后，时代形势的必然要求，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和文明认识有如下两个特征：
（一）在历史上叙事荒谬，漏洞百出
1、西方伪史的病根：把历史弄错，是成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
此话道出了西方历史界的一个真理。中世纪末的欧洲还有400多个自主政体，到了19世纪末，才变成25个民族国家，这就说明，欧洲每一个大名鼎鼎的民族——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荷兰、瑞典、挪威、丹麦、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其实原本并不存在，无一不是西方为了创造“民族国家”而人为编造出来的概念。
而“西方”这个概念，原本并不存在，当然也是无中生有精心建构起来的概念。随着几个欧美国家崛起获得世界霸权，爬升为全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主宰者，一项“把历史弄错”的伪造历史的系统工程也悄然展开。于是，一条闪闪发光的“世界历史主线”被精心编造出来，被编写成历史著作及公认的历史常识流向全世界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学生课堂......
这是一个关于“西方”的前世今生的“官修版”世界史，这就是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史架构：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新教革命——工业革命——自由民主——西方。
一条从苏美尔巴比伦直到今日美利坚绵延七千多年的“西方文明”的历史长河在西方人心目中熠熠生辉，西方文明是全世界的亮丽灯塔，除此之外的其他历史都是黑暗和停滞的，尤其是中国历史，两千多年都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是专制与独裁的黑暗时代。
而这个依靠商博良始创的埃及学、罗林森始创的亚述学，由近代西方学者层累编造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巴比化-亚述、苏美尔文明历史，建立在逻辑混乱的理论和和漏洞百出的实物证据上，被世人贻笑大方。
能保存几千年的莎草纸古籍，动辄百万千万字的古希腊名人著作，2000多年前在地中海中建立的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图书馆及在其中讲书求学的古希腊圣贤名儒，产不了多少粮食却能供养百万大军的古希腊，产不了多少粮食却能供养几十万奴隶建造地图上找不到的大金字塔，没有天文台和四季分明的气候却能发明天文历法，古希腊科学哲学如此发达科技发明却远远落后于中国，5000年前就有酒馆和冰箱的两河流域文明，凡此种种，无一不在辛辣嘲讽着西方虚构的文明史。
2、西方文明历史的年代问题
西方现代考古只有大约只有200年的历史。在碳十四测年技术发明之前，考古学家无法正确判定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历史年代确定几乎完全建立在主观推测或推论上面。而西方早期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框架自洽完善的世界考古学体系，完全是因为预设了历史哲学，即上古中东中心论和单一起源论，并以此历史哲学对世界考古学体系按照“阶梯式”逻辑进行编排。
西方在碳十四测年之前的绝对年代是根据考古学和语言学等“破读”的死文字而得到一系列历史时期的绝对年代，即根据地质学（如堆积厚度）、树木年轮、黏土纹泥等估算推测而得到历史时期的绝对年代。
1940年代，人类发明了碳十四测年法，可以用来测定古生物化石的年代。那么，号称“碳十四革命”的碳十四测年法发明出来之后，对西方早期由估算和推测而建立的世界考古学体系产生了怎样的革命性影响呢？是否发现了早期推测的文明历史绝对年代的错误呢？
尽管碳十四测年被誉为考古学的一场革命，是科学测年，但其引起的巨大争议使得西方依然采用早先确定的考古年代编排。碳十四测年法对各古文明历史年代没有任何影响，即碳十四测年结果基本维护了西方早期由推测而厘定的各文明历史的考古学绝对年代体系。不能不佩服西方早期估算推测的准确性，或者说，碳十四科学测年对西方考古学断代基本没用。
3、关于中国彩陶西来说
1921年， 瑞典人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及其他遗址进行发掘研究后，认为中国仰韶彩陶是学习中亚和欧洲彩陶之后而兴起，根据西方建立的绝对年代体系和考古学体系提出“中国彩陶西来说”的观点。
中国考古专家通过研究仰韶文化彩陶花纹的变化发现，仰韶文化遗存在甘肃的移动方向是自东部到中部。中国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从东向西不断扩散的，年代学的检测结果也证实了彩陶“西渐说”。随着裴李岗、磁山等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及其他不符合事实的观点被推翻。
对比西方推测仰韶遗址的年代与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发现，足足减少两三千年左右，发生了重大错误，这也说明了西方依靠推测的历史断代是不可信的。
中国彩陶文化从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开始，一直西传，3300年前西传到新疆西部，3000年前传到中亚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费尔干纳盆地处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交界地带。中国以西的彩陶年代断定，推翻了以前中亚西亚彩陶动辄7000年8000年历史的错误断代。
西方人先是创造中国彩陶西来说，在西来说被中国众多考古断代结果推翻之后，彩陶西传说也只是从中国传到楚斯特文化为止了。西方认为锡亚尔克遗址也是彩陶的起源地之一，现在变成彩陶多起源说。
位于伊朗的锡亚尔克遗址由两个士丘构成，是在1933~1937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吉尔什曼发掘的，在1938年发表了《卡尚地区锡亚尔克遗址发掘报告》，据说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 6000-5500 年左右，并且发现了7000年前的彩陶。楚斯特文化与伊朗锡亚尔克一期的彩陶文化的绝对年代相差达4000年。
那么问题来了，被大山阻隔封闭的中国仰韶文化彩陶于3000年前就西传到了中亚费尔干纳的楚斯特，为什么比仰韶文化近得多的伊朗锡亚尔克文化的彩陶，历经4000年却不能传到中亚费尔干纳的楚斯特？
中亚楚斯特彩陶和伊朗锡亚尔克彩陶的绝对年代之间有4000年的巨大的鸿沟，不得不让人怀疑，伊朗锡亚尔克遗址的绝对年代到底是多少？锡亚尔克的彩陶是否是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西传过去的？
4、关于西亚黍起源说
西方人原来单方面确定的西亚黍7000年前和欧洲黍5000年前，并宣称西亚是黍的起源地。2003年中国兴隆洼遗址发现8000年前的黍之后，为了搞清楚黍的起源到底是西亚还是中国，中外进行植物合作研究，最终经过多方精确测定后得出结论，中国黍的绝对年代为7600年前，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的黍的绝对年代为4500年前，欧洲黍（匈牙利最早）为3500年前，中国才是黍的起源地。
经中外合作进行碳14测年发现西方黍只是4000年前和3500年前。问题来了，为什么此前西方宣称西亚黍7000年前、欧洲黍5000年前呢？如何解释西亚黍和欧洲黍的年代错误呢？
有一种说法是早期7000年前的西亚黍和5000年前欧洲黍都没有直接测年，而是根据地层的共存关系而推定的。如果西方没有直接测年，就敢宣称西亚是黍的发源地，这说明建立在西方早期建构的世界考古学编年体系不可信。如果西方对黍进行过碳十四测年，说明西方可能是为了维护遗址的年代黍的测年数据造假了。
西方早期考古学的断代归属不可信，哪怕发明了堆积厚度、树轮、黏土纹泥等地质学方法，由于这种方法不成熟以及固有的局限性，基本上都是推测或推论，不能仅仅以此作为确定历史文明年代的依据，所有西方文明的历史年代都应该根据文物测年重新确定。
5、关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历史认识
搜索某百科，关于西方大海航时代的说明，我们都耳熟能详：“这些人所进行的探索极大地扩展了已知世界的范围”，“新航路的开辟，使人类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全球性联系。各个大洲之间的相对孤立状态被打破”。
“这些人所进行的探索极大地扩展了已知世界的范围”的说法很奇怪，因为中国早就知道欧洲，一直有通过阿拉伯人、波斯人跟欧洲做生意，中国也早有人到过欧洲，这只是欧洲人扩展了已知世界的范围，中国早就知道了这个世界。
“新航路的开辟，使人类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全球性联系，各个大洲之间的相对孤立状态被打破”，这个说法就更可笑了。
从汉晋以来，中国的商船就通往世界各地，除了中国到达美洲的年代还有争议外，中国跟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大洋洲早就有商船往来。唐朝的杜环在762 年之前就游历过中亚、西亚、东非、北非等地；元朝的汪大渊1339年前就随商船到过地中海、摩洛哥、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等地；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即公元 1279 年，广东招讨使杨庭壁就曾奉命率领元朝官方船队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出使西洋各国，杨庭壁下西洋比郑和早了 126 年；郑和舰队在1433年前就七下西洋。
以上这些远洋航海活动都远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都是世人皆知的。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建立着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全球性联系，各个大洲之间根本不孤立。所谓使人类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全球性联系，各个大洲之间的相对孤立状态被打破就是西方刻意拔高自己的文明作用，强行给自己历史加戏的荒诞不稽的说法。
为什么关于西方大航海时代到处都是这么荒唐的说法呢？因为这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人角度的看法。放在世界看，这种历史叙事是非常荒谬的。西方人这么看还情有可原，可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站在西方的立场也这么看呢？
（二）在历史证据上疯狂造假，侮辱智商
西方构建起来的古文明没有真实的典籍、历史文物和遗址支撑，只能靠伪造遗址和文物作为历史证据。
1、伪造的古希腊历史遗存：“帕台农神庙”
西方人没有历史记载，对照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时自惭形秽，于是，花了几百年年时间，伪造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期证明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明更为绵长而深厚。没有历史遗迹就千方百计新造景点以冒充古迹，于是“古希腊遗址”、“古罗马建筑遗存”遍地开花。
所谓古希腊第一古建遗址雅典“帕台农神庙”，本来是奥斯曼统治雅典地区时建造的一座清真寺，历史上经多次战火，早已成为废墟。希腊独立后三年，1835年，英法主导的希腊考古会 Greek Archaeological Service 接管了Acropolis小山头，1860年完成了从清真寺到帕特农神庙的第一次改建。此后直到今天，陆续进行了多次建造。帕台农神庙建筑年龄不超过200年，却被伪造包装成2000多年前的历史遗存。
下图这个“儿童不宜”，暴露男性生殖器的浮雕，据说是英国人从四百年清真寺的废墟里找到的。这是一件不合常识、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清真寺内部装饰都是复杂的几何图形和花纹，是既没有画像，也没有雕像的，更别说儿童不宜版的浮雕。
2、假冒的亚里士多德墓
2016年希腊考古人员宣称在亚里士多德出生地斯塔伊拉找到了这位大哲学家的墓。
使专家们得出这里是亚里士多德墓这一最终结论的有力证据来自两大史料：公元11世纪被译成阿拉伯文的一部亚里士多德传记和威尼斯一个图书馆的一份手稿。所谓的墓地是一个1.3米×1.7米的方形乱石堆，像一个祭坛。里面发现了一些皇家陶器厂生产的陶瓷，以及可以追溯至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50个硬币。发掘工作负责人对媒体说：“我们没有确凿证据，但有强烈迹象表明了其确定性。”
在中国，南越王墓、海昏侯墓都是有印章证明墓主的。中国一般要通过典籍记载、古墓留存的文字、信物等多种证据才能确定古墓的主人，这是非常严谨的考古和历史学术问题。希腊这个“古墓”只有一堆石头、陶瓷和硬币，他们就可以确定这是“亚里士多德墓”？
卢浮宫的馆长公开承认，他们没有真正的古希腊文物。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发现真正的古希腊文物。
3、令人生疑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石雕。
2019年12月11日，埃及文物部宣布，在开罗南部吉萨附近发现了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雕像的“罕见”玫瑰花岗岩半身像，这是非常罕见的。
这座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高105厘米，宽55厘米。据说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公元前1279年至1213年在位，对埃及进行长达60多年的统治。下图为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雕像的背面。
不但如此，2017年埃及与德国的考古学家在埃及首都开罗一个贫民窟的地下，发现高8米的古代巨型石雕，经初步鉴定制造时期在距今3000多年前，雕像据信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据说古埃及2600年前才真正大规模使用铁器，如果没有应用铁器，这种石雕是怎么刻出来的呢？按照中国的历史规律，铁器刚发明出来时产量不高，应该先用于生产生活和祭祀打仗这种重要场合才对，毕竟要先吃饱肚子保证安全后才有精力去折腾艺术。
另据最新报道: 已经被全世界关注了整整3年的大埃及博物馆，非常可能将在2023年春天正式开馆。这座全球最大的考古博物馆，自2002年立项准备修建，自2020年宣布将开馆之后然后数度推迟直到2023年，成功为自己赢得了“地上鸽王”的称号。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埃及频频出土这些可疑的文物了。
4、号称公元1世纪的古希腊文献：拍出275万欧元，被证明是19世纪造假文物
20世纪初，意大利的都灵圣保罗银行非盈利基金会拍下一份莎草纸文献，上面记载的是古希腊旅游大师阿特米多鲁斯的作品。该作品上有文字、绘画和地图，其中地图被认为是无价之宝，极有可能是欧洲最古老的地图，也是所有莎草纸文献中唯一的地图。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没有记载阿特米多鲁斯作品的莎草纸的出土时间、地点，但检测结论显示，莎草纸可以追溯到公元15年—85年，墨水与公元1世纪的墨水类型一致。正因如此，这份“来历不明”的莎草纸才会拍出275万欧元的天价。
在长达一个世纪时间内，人们把“阿特米多鲁斯的作品莎草纸”作为珍贵文物。然而，当这份“来历不明的古希腊文献”再次被仔细检测时，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这是康斯坦丁·西蒙尼德斯伪造的一份文物，内容是虚构的。康斯坦丁·西蒙尼德斯是19世纪一个声名狼藉的文物造假者，这个假文物的实际价值只值20欧元。
据说莎草纸是古希腊的书写载体，莎草纸也保存不了两千多年。事实就没有一本真正的古希腊典籍原本留传至今。
５、耶教文献和文物造假
欧宾克是英皇亨利八世于1546年建立的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 Christ Church的教授。欧宾克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各一份的纸草版出售给“圣经博物馆”，他确定这四份纸草年代为“公元100年左右”，是从埃及木乃伊壳筒里淘出来的。 据称，当时埃及人不接受基督教，把这些写有经文的纸草作木乃伊的裹尸筒和面罩。
欧宾克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权威的纸草古文字专家，欧宾克利用他崇高的声誉和特权，成为美国得萨斯州贝勒大学的教授。欧宾克在贝勒大学课堂里演示如何把这些粘结成面罩的纸草溶化在肥皂水里，剥离纸张，呈现的竟然是西元前5世纪与荷马齐名的女诗人Sappho的作品，接着一幕更惊人，是一世纪的圣经抄本，全堂哗然！
格林家族对欧宾克深信不疑，欧宾克向格林家族出售了4百万到8百万美元的圣经文物，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部分，这四份纸草都被定为“公元100年左右”，作为美京华盛顿建立圣经博物馆Museum of the Bible的镇馆之宝，该博物馆造价5亿美元，于2017年建成开放。
不过这些文物的真实性又受到质疑。后来调查结果，这些文物来自于一位土耳其文物贩子Yakup Eksioglu ，他经常贩卖不明来历的纸草文物，他的背后有一个伪造和走私文物的团伙，是这些“圣经福音”纸草残片赝品的来源。
据美国《国家地理》2020年3月13日刊文显示，圣经博物馆的藏品，16卷死海残卷Dead Sea Scroll，包括《创世纪》部分，全是伪造的。
美国《科学》学刊AAAS 2019年2月15日刊文显示，耶稣的裹尸布Shroud of Turin证明有真有假，真，是试验证明真人被钉上十字架的血迹染成的布，假，是14世纪伪造的，物件与耶稣无关。
6、伪造的文兰地图：维京人1434年发现美洲，实际地图是20世纪伪造
1957年，一个美国书商购买了一本中世纪拉丁文手稿，书名叫《鞑靼记述》，描述的是欧洲神职人员进入成吉思汗领地的相关见闻，书中夹了一张羊皮纸地图，该地图被称为“文兰地图”。让人惊奇的是，羊皮纸上描绘了一幅精准的北大西洋地图，美洲、不列颠岛、爱尔兰岛、格陵兰岛等跃然纸上，整个地图与20世纪的差不多，犹如人类在太空上的俯瞰图，却不是用于航海的航海图。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文兰地图”疑点重重，但耶鲁大学与大英博物馆进行了联合考证，最终确认这是真品，羊皮纸的年代在1420—1440年之间，具体年代为1434年，是地地道道的古代文物。
正因如此，1965年“文兰地图”公开展览后轰动天下，人们相信维京人才是发现美洲第一人，率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最终绘制了“文兰地图”，后来可能流落到了哥伦布的手上。按照这个发现历史要被改写。
不幸的是，前几年研究人员再一次研究时，却发现地图是伪造的，羊皮纸的确是15世纪的，墨水是20世纪的，整张地图是20世纪伪造的。
西方不仅有文物造假，而且造假手段不太高明，很多伪造的文物都能堂而皇之地登上正规舞台，甚至改写了历史，被全世界的学术界和权威媒体广泛传播。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伪造的文物至今还未被揭穿，比如墨西哥国家历史研究院认为旧金山墨西哥博物馆96%的藏品都是赝品，卢浮宫馆长公开说他们没有真正的古希腊文物，也不知道真迹在哪里。
因此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建立在大量伪造文物证据上的西方历史也不可信。
二、西方中心论史观的形成和内涵
西方大量伪史产生的根源在于其错误的史观，错误的史事是错误史观指导下产生的结果。那么西方伪史的史观及来源是什么呢？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随中华文明近代落伍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的优等心理，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世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在西方中心论里，中央之国变成了‘东亚病夫’，西方成了人类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骄子’。
黑格尔的理论学说是西方中心论的经典形态。他认为东方文化没有历史，因为在那里理性处于沉睡状态，而真正的历史是从希腊开始的，因为理性开始走向自我实现。理性顺着自我实现的道路，从希腊、基督教、启蒙主义直至普鲁士国家，达到其顶峰。西方文化是历史的中心，是历史的动力与目标，是历史的终点站，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实质。
西方中心论是以古希伯来《圣经》与伪古希腊为内核，虚构的“东方主义”概念为纱帐，虚假杜撰的西方民族历史为表层的一个三重结构体系。“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现在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当代的东方（Oriental）一词狭义上也主要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地区，不包括印度、西亚等地区，比以前所指的范围小。
东方主义本质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当今全球性旧殖民制度虽已基本结束，通过武力进行领土征服的殖民主义活动已经停止，但是通过文化霸权在思想上征服第三世界以攫取资源，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奴役的后殖民活动却有增无减，新的“殖民主义者”通过文化霸权牢牢地统治着东方（第三世界），奴役着东方人。
近二百年来，西方的学术界舆论界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经由文学、艺术、学术、教育、评奖、基金扶持、拉拢西粉、打压异已等各种形式，努力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深深植入这样的思维定式：除了西方，所有东方的和南方的国家，无论是大一统时代，还是分立割据四分五裂时期，都是落后、野蛮、黑暗、邪恶的国家和文明；只有西方国家，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近现代国家，才代表着先进、文明、光辉、正义，才是唯一可以正面评价的，才是值得美化和歌颂的国家和文明。
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世界的一个隐含的信念，让西方人自觉或下意识感觉到西方对于世界的优越感，让非西方人不由自主的产生民族自卑感和逆向民族主义倾向。西方中心论主要出现于20世纪以后的非殖民化时期。很多国际标准（如本初子午线、公元纪元、拉丁字母）都包含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由西方产生，更加拉大了西方跟亚非拉国家的差距，极大推动了西方中心论的兴盛。
在西方中心论的引领下，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一直干涉和攻击他国，教育别人该如何生活，不允许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存在。按照西方基督教普世主义的福音精神，西方文明在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对绝对标准的标榜中，不断将自身的文明“果实”向外输出。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思想传统、意识形式和价值观念不断以强加或植入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区。
“西方中心论”当然是大大有利于西方的，维护西方利益的学者不可能不致力于推动这一观念的普及。所以，心中秉持“西方中心论”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排除这个可能性：自己实际上是受到了一个长期的、深入的、系统性的广告操作和营销的影响，是被某些人当成了思想观念“市场占有率”指标的对象。
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观虽然承认西方文明只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世界上多种文明是并存的，西方文明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主导，西方文明是从东方文明和南方文明传承过来的，但是并未承认和揭露西方文明历史的虚构性，所以不足以还原世界历史真相。仅仅从全球史观出发，我们知道的很多历史还是伪历史。
三、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由来和遗毒
1894年，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发表《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讲述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黄帝），率领巴克族从迦勒底亚（两河流域一带）出发，翻山越岭来到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后来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这就是“中华人种西来说”。
早在清末时期，就有李希霍芬等西方人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这个意思就是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源头都是西方传递过来的，借此贬低中国文化。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根据出土的彩陶文化特征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为了验证这一假说，安特生在中国陕甘探索，挖出了不少具有彩陶的遗址，由此认为中华文明是由西方传播而来，源头在中亚西亚。
西方学者们正是在斯卡利杰虚构的编年史的基础上，塑造欧洲“古典文明”、“东方古老文明”以及欧洲中世纪历史的。萨义德将欧洲人所虚构的东方历史(古埃及—两河—波斯与印度史)的行为取名为欧洲的“东方主义”，后者旨在为欧洲列强及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服务。
令人失望的是，与西方进行着如火如荼地大规模伪造“世界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一股来势迅猛的针对中国真实历史的疑古风潮。从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口号，到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历史拦腰斩断，对老子之前的历史一概否定，一时间怀疑否定中国古史的风潮扑天盖地。
发现仰韶遗址之后，中国学者先后发现众多上古遗址，证实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创文明，一脉相承没有断绝，中亚西亚的彩陶文化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中华人种也不是从西方而来（这里指1、2万年前至今的人种）。铁证如山，“中华文明西来说”被完全推翻了。
然而时至今日，在网上仍能看到很多类似“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文章，其中不乏源自一些专家教授，比如说夏朝源自苏美尔（或古埃及）、三星堆源头在于古埃及、商朝是白人建立的种种观点层出不穷。
问题在于，既然考古已经证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来文化在中国占据过主流，那么为何还有人宣传“中华文明西来说”？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的思想遗毒，造成了某些人的民族自卑感和逆向民族主义思想倾向。
可惜的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西方中心论下的历史图景有可能是个赝品，至少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被动了手脚。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心中那个光辉的西方是通过自己努力学习和“独立思考”树立起来的，于是对于所有挑战和诘问都嗤之以鼻。
然而，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事实终将揭示出：他们心目中的文明和历史正好搞反了，那个西方文明灯塔是虚构出来的，反倒是长期被贬低为黑暗野蛮、永远停滞的东方文明，有更长的辉煌历史和更多的灿烂文化。
在西方中心论史观下，西方把神话当历史，中国把历史当神话；真文明遭无视，伪文明被追捧。
在西方中心论史观的熏陶下，产生西方文明信仰的知识分子生出了恶毒之花：双重标准。
中国从古至今对历史研究都是非常严谨的。从周朝老子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史官记载传承历史，还有众多文人著书立说，留下大量可供查证的典籍文献。现代考古学家也是锱铢必较，不会轻易给出历史结论。
放在中国考古界，如果发现单品文物，就算是是测年过了，也不会被轻易地纳入某个时代文物中去，因为需要有整一条说得过去，经得起来回反推的证据链才能正式归纳入内。
比如孔子的《论语》，我们找到了出土的战国版本的文献，这足以说明了这两千多年传承下来的《论语》并非是虚构的。
比如尧唐夏朝，我们找到了诸多五千年遗址，却始终没有定论，经过多年详细研究考证才最终确定。
我们如果实事求是，就会发现，西方历史的考证缺乏证据链，都是单品孤品，没头没尾没出处没文献凭空出现的东西。而西方历史学家就是凭这些单品完成了历史的年表制定，历史详述，文化定型等等考古学工程。
西方考古和历史研究，对证据链对孤证不立原则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对西方历史标准与中国历史标准采用双重标准的态度，就很难得到历史真相。
四、还原真实的世界历史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历史、考古科研及著作揭示出：
1. 古代世界的文明中心并不在地中海，而在亚洲：东亚、中亚、西亚；
2. 文明的传播方向并不是从西向东、向南，而是从东向西、从南向北；
3. 所谓的“古希腊文明”并不是来自北方的欧洲大陆，而是古代亚洲文明向西、非洲文明向北传播的结果。
古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不符合常识和逻辑，没有可信的文献溯源和遗址遗迹文物年代测定，西方人历时数百年虚构了一套历史文明史体系。
现在中国的官科历史和考古学界不破除西方中心论史观，直接采信西方人书写的苏美尔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及世界史体系，能够复兴中华文明昔日的辉煌吗？
中国历史官科在信奉西方中心论史观下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不去触碰西方人伪造的世界历史体系和西方史的荒谬叙事，不去揭露历史真相。仅依靠现行历史考古，中华文明历史不可能超越西方伪文明历史。
即使在唯物史观下，如果不去破除西方伪造的历史，就无法还原真实的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你能考古历史研究实证出三皇五帝，西方人总是能伪造出比中国历史更悠久的文物和故事，甚至编造出一个文明。只要摆几块石头、弄个造型、往地里埋几件文物，剩下的就是历史包装和宣传，依靠西方强大的舆论机器，和庞大的西方粉丝，这是都可以实现的操作。历史经验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不对西方伪史进行打假，中国无论考古和历史研究发现了什么历史文明，西方总可以虚构出伪文物伪历史超越中国的真历史真文明，伪造历史成本低收益高，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怪象。真历史真文明反而不如假历史假文明，世界的黑白颠倒了，历史作为正确认识世界的镜子的作用大打折扣。
揭露西方伪史不是要否定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由西方引领的历史事实，更不是要贬低西方创造的科技、文化成果，而是要还原历史文明的本来面目，揭示东西方文明的传承关系，提示人类历史文明的真正发展经验和发展方向。同时也是改变中国学术引领国人从圣贤崇拜转向西方崇拜，从文化自信转向文化自卑的错误导向，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创新力，在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认清方向，奋勇向前。
西方伪史辨学派在揭露西方伪史方面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古和历史研究，一是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史观，二是实事求是，破除了中外双重标准治史方法，在纠正西方伪史树立世界真史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们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走出“西方中心论”史观的误区，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种史观支配下所形成的世界伪史伪文明，以及长期以来对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贬低和矮化，用实事求是的史观书写真正的世界历史和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