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成为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后,傅斯年和顾颉刚两位历史学家成为胡适的两大弟子,也让胡适在北大的地位稳定下来。

顾颉刚是历代疑古辨僞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实用主义。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学派”深受胡适、傅斯年等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说:

“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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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领导下的“古史辨”与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成为近代中国20世纪治史门径两大学派,两者治学方向完全不同,却一直分庭抗礼。学术之争,也影响到他们的关系,二人水火不容。

傅斯年和顾颉刚两人都属于大脾气、暴脾气,急脾气,极其自负、极其倔强,有着极强的事业心,且难以包容别人,但傅斯年更甚。傅氏极其霸道,面对顾颉刚欲脱离中山大学,而不入史语所,对顾氏说道: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诋毁你,使你无处去。这本是老友争吵中的情绪预言,但傅氏的霸道,可窥见一斑。

顾颉刚之女顾潮曾回忆:两人意见不同,而傅氏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父亲亦生性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两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振声等人劝解而止。”此后,二人开骂,甚至发展到几欲肉搏。

后来,傅斯年想延聘顾颉刚为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但顾氏念及“北大水太深而不愿牵涉”而加以拒绝受聘。傅斯年愤愤派人责备顾氏:“燕京(大学)有何可恋,在一个美国的教会学校,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而胡适没有态度,但是应该是失望的。

顾颉刚向老师胡适倾诉他的苦闷,他把自己和傅斯年性格、事业心都作比较。这是一封向师门投诉的信。

胡适和其他同事曾做过调解,但始终无用,傅斯年直接表示:顾颉刚让他下不来台。由此也可见顾颉刚的性格。而胡适对于两大弟子之间的矛盾,也并未重视,从胡适日记中也看不到对弟子之间矛盾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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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两大治史门径不同,也让中国史学呈现出色彩斑斓的荣光,这是他们的贡献,而且这都属于胡适萧墙内部之争。

而老师胡适,20年代倾向于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对傅斯年批评较多,甚至认为傅斯年不太努力,【孟真破颓废,远不如劼刚之勤】。但是,30年代后,胡适开始倾向于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并且以后再未改变,胡适的著作上,傅斯年帮忙甚大。胡适和傅斯年信件也沟通较勤,关系趋于密切。

而顾颉刚也是敏感的,他对老师胡适始终关爱,害怕出现嫌隙。但是30年代后,胡适去往美国做驻美大使,1946年,胡适回到国内。整个这几年,胡适心情都是抑郁的。我们再难见详细日记,都是一些简单的会客记录。两人一南一北,也就在南京开会时会见面,而此时他们关心的问题也大不相同,共同话语已经很少。

到了天地玄黄之际,胡适赴美,他在上海呆了两个月,顾颉刚在日记中表露:对我曾无一亲切之语,之见外矣。而顾颉刚所期望的【亲切之语】,已在8年之后了。

而顾颉刚由于家庭之累,选择留在大陆,对于50年代,傅斯年之死,顾颉刚在日记中有所表示,但对于老师胡适之死,却没有文字记录,可能碍于当时环境。但对于批胡适运动中,胡适对于顾颉刚批判自己的文字,却说:颉刚是违心的,是假检讨。老师的评论,顾氏内心是感到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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