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大爷与老伴买了一套房，并将房产登记在女儿名下，但大爷在立遗嘱时，却将房子全部留给儿子继承，为了得到房子，兄妹俩接连打了两场官司。
徐大爷和李大娘结婚后，生育了徐某1、徐某2，老两口是上海人，18年前，李大娘与绿化管理局签订了一份《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约定，除去补偿一套房子外，绿化管理局应当支付给李大娘房屋补偿款173376元。
随后，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徐大爷因腿脚不便，便委托女儿和妻子一起去签合同、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等手续。在徐某2的陪同下，李大娘将房屋的权利人登记在她和徐某2的名下。
几年前，徐大爷订立了一份公证遗嘱，表示：
一、待我去世后，上述房屋产权中属于我所有的权益（不论多少）均由儿子徐某1继承。
二、若本遗嘱生效时，徐某1已经结婚的，则徐某1因本遗嘱继承所取得的财产归徐某1个人所有，不作为徐某1与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
近日，徐大爷因病去世。待徐大爷去世后，徐某1拿着遗嘱，找徐某2索要房产，遭拒后，徐某1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李大娘对房屋享有45.51%的产权份额；徐某1依遗嘱，继承徐大爷的45.51%产权份额；徐某2对房屋享有8.98%产权份额。
那么，徐某1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吗？首先，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而且，不动产权属证书系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产权登记对外具有物权公示公信效力，与购房款来源无关。本案中，李大娘与徐某2在同一份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且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簿登记权利人为李大娘、徐某2，所以，李大娘应当知道徐某2作为房屋产权人之一的事实。除此之外，徐某1 主张徐某2私自将房屋产权变更至李某、徐某2二人名下，但其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推翻物权登记信息。
故徐某1要求确认徐某1与李大娘对房屋各享有45.51%产权份额、徐某2享有8.98%产权份额，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李大娘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系争房屋，故李大娘名下房屋的产权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李大娘享有房屋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徐大爷享有房屋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现在，徐大爷已经报死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徐大爷生前立有公证遗嘱，明确将其在房屋中的产权份额，由徐某1继承。虽然徐某2认为徐大爷立遗嘱时，不具有订立公证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自己也可以继承徐大爷的部分份额，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当认为该遗嘱是徐大爷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于是，一审法院判决房屋产权归李大娘、徐某1、徐某2按份共有，其中李大娘占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徐某1占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徐某2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
一审过后，徐某1不服判决结果，上诉称：首先，房屋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拆迁款，用拆迁款购买的房屋也应当有其父的份额。因此，徐大爷与李大娘应按照出资额或均等份额分配，并对房屋占有主要的产权份额，而不是一审认定的徐大爷、李大娘各占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其次，徐某2之前以未能占有房产全部份额为由，不予赡养李大娘，李大娘年老多病，在养老院的高额费用支出，需要将房屋出卖来弥补，于是，徐某1坚持一审的主张。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房屋产权系李大娘、徐某2共同共有，共同共有物的分割以均等分割为基础。即便如当事人陈述，系争房屋的出资源于拆迁款，但李大娘与徐某2对用拆迁款购买房屋存在合意，双方共同签署购房合同，产权登记为共同共有，现无证据明确李大娘、徐某2的分割比例、贡献大小，故应视作双方购房时，已经合意处理完毕该部分拆迁款。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