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东吴都督吕蒙“白衣过江”，用放烟雾弹的方式发动了江陵之战，悄无声息间袭取荆州要地，并将一代武圣关羽擒获问斩。闻知昔日盟友竟在自己与曹魏对峙时背后捅刀子，趁机上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卑鄙戏码，一向以温文尔雅形象示人的刘备瞬间发出了“河东狮吼”之隆隆声，于公元221年7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夷陵之战”，此战位列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也是最后一场战役。
“夷陵之战”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战争的结局印证了那句歇后语：屋漏偏遭连夜雨——倒霉透了。原本就吃了大亏、损失惨重的刘备不仅没能扳回一局，反倒被名不见经传的后生陆逊打败，真是丢脸丢到家了。而且由于刘备将家当悉数带出，这一场惨败使得原本并不十分强大的蜀汉更加雪上加霜，严重削弱了蜀汉实力。当然此战最“要命”的结果便是：登基不久的刘备驾鹤西去了，由此可见，刘备发动的这场战争真可谓自杀式意味满满。
一、战前诸多迹象已表明：刘备发动的这场战争凶多吉少
实际早在刘备发动战争之前，一系列现象预示着这场战争凶多吉少，主要表现为：
1，关羽大意失荆州，刘备失去了一左膀，并且蜀汉还在“江陵之战”中损失惨重；
2，蜀汉政权的国之重臣诸葛亮和赵云均强烈反对，且有经验的将领都没有随同而来；
3，整装待发之时，张飞又被部将杀死，刘备再失一右臂。
如此看来，兵法中所言的“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达标，刘备却像失去了理智一样，执意发动这场自杀式的“夷陵之战”，这又是为何呢？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荆州丢失后，刘备势力大为缩水，其所建立的蜀汉政权只能偏安一隅，没有可以出兵的门户，从而失去了与曹操相互抗衡的实力。众所周知，刘备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倘若只能成为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其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梦想必然破灭。因此，从政权生存与发展的角度而言，“夷陵之战”发动实属理直气壮。
不过问题来了，如果仅仅是因为东吴堵截了刘备出兵的关口才如此兴师动众，那完全没必要，因为此次刘备兴兵伐吴声势极其浩大。东吴曾慑于刘备的声势浩大，主动求和。倘若刘备仅仅是为了出兵伐魏的需要，完全可以借坡下驴，与孙权坐下来好好谈谈，完全没必要奔着一举拿下东吴这个匪夷所思的目标而去。
再者，刘备作为广施仁义道德的表率，给人十足的明君之象，而且对诸葛亮可谓言听计从，绝不会意气用事。但此次战争中，刘备完全失去了理智，表现得与昏君一个模样：不听劝阻、头脑发热、一意孤行。
由此可见，刘备执意发动这场自杀式的“夷陵之战”，虽然存在战略上的考虑，但完全归咎于此，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二、刘备执意发动“自杀式袭击”，缘于这一字，而且不得不一路走到黑
依个人来看，刘备之所以执意发动这场战争，主要原因还是缘于这一字：“信”，并且他必须将此一字贯彻到底。
众所周知，刘备能够起家，从原来一个居无定所、不成气候、寄人篱下的一般将领能创造出与魏、吴成三足鼎立之势的蜀汉政权，离不开两方面条件，一是诸葛亮“隆中对”规划出的正确路线，另一个则与“孝、信”有关。
儒家思想家曾给出了有志之士成功的三部曲：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德是第一步也是极其关键的一步。那么，何为立德？根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孝敬忠信为吉德”，可见立德在于两方面，一为孝，二为信。
刘备始终举起兴复汉室的大旗便是孝，而且他本是汉室后代，相比于曹操和孙权，他更有资格实施“孝悌”之道，这是他的天然优势，无需花费很大精力便可做到，那么接下来需要消磨他精力的便是这“信”字。
值得一提的是，刘备在“信”方面功夫也极其到家，在遇到关羽、张飞之后，刘备便留下了“桃园结义”的后世佳话；在面对刘表的荆州牧之职的出让，刘备一番推让，赢取了众人之“信”；为了换取部将的忠心，倾情上演了“刘备摔孩子”的感情戏码；当然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真心可鉴的三顾茅庐，如此召唤出了闻名后世的卧龙先生诸葛亮，并且心甘情愿出山辅佐自己。
刘备在“信”上煞费苦心下功夫，自然也是收获满满。关羽谢绝了曹操的隆恩厚赐，千里单骑投奔旧主；赵云长坂坡冒死救后主；诸葛亮谢绝孙权、张昭的说降，在白帝城接受托孤重任并始终忠心不二、死而后已。
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刘备坚决贯彻了取“信”于人，不仅为其建立了可与曹魏、东吴竞相匹敌的蜀汉政权，更难能可贵的是给世人树立了一“孝敬忠信”、德行满满的英主形象，这也是刘备开创事业之根本。
如今，自己拜把子兄弟关羽被人杀了，自己这个做大哥的哪能置之不理？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还与杀弟仇人坐下来谈一谈、讨价还价？这不让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孝敬忠信”之人设瞬间崩塌吗？让天下人看到了自己极其虚伪的一面吗？因此，虽然“夷陵之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发动，但执掌“信”字大旗的刘备已无退路，只能失去理智、执意发动这场自杀式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