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浣花溪公园，走过杜甫草堂就来到了四川博物院正大门。
在大门前扫码取票的时候，同行的好友感叹四川博物院选址精妙。我问他何出此言，好友指着门前一副地图说道，四川博物院被青羊宫，百花潭，杜甫草堂，浣花溪公园众星拱月围在中间，前可以延续杜甫草堂的千年文华，后可以承袭浣花溪的历史底蕴。
始建于1941年的四川博物院站在“前辈们”中间，倒是显得浑然天成。
我琢磨了一下好友的话，深以为然。
四川博物院我一年总会来上几次，对于展馆里的东汉陶器、张大千书画、万佛寺石刻等馆藏精品如数家珍。这次春节前来是为了一场名为“高山仰止，回望东坡”的苏轼主题文物特展。
苏轼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身份很多，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书画家，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比起这一长串盖棺定论的身份标签，我更喜欢林语堂先生在其《苏东坡传》中对苏轼的描述。
“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
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苏轼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呢？展览的第一部分“一门三杰孕于蜀”告诉了我们答案。
苏轼所在的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之一。在商业发达的背后，是海量物资的流通和交易。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出现于苏轼的老家四川。苏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商业经济极为兴盛的环境中。
在时人眼里，苏家在四川眉山显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苏家是初唐“三居相位”的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是《三字经》里“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其代表作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六国论》。苏轼的母亲程氏是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
苏洵丁忧居家，便开始亲自教授苏轼和苏辙学问。在父亲的耳提面令下，苏轼少时就展露惊人的才华。后来苏轼第一次进京应试的时，欧阳修给说他“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便是印证。
不担心学业，不用为吃穿发愁的少年苏轼有大把时间来研究各种有趣的事物，这既是他往后众多身份的根脚，也是他生性放达，好美食的缘由之一。
苏轼身上的头衔很多，我想在众多的头衔中，苏轼大概会以“美食家”为荣。苏轼曾在其《老饕赋》中自称为“老饕”。
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大美，以养吾之老饕。
苏轼善吃之名早已世人皆知。这位老饕是凭一己之力撑起“东坡菜系”的人。根据资料统计，苏东坡自己创造的食谱就多达60余道，间接命名的菜品更是高达350多道（出自“中国苏轼（年谱）大宴”）。细细翻看“东坡菜系”的食谱，这里面不仅有熟知的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羹，也有东坡茄子，东坡墨鱼，东坡饼，几乎将荤素食材，鸡鸭鱼肉，小吃甜点全部涵盖。
在众多食材中，苏轼对猪肉算是情有独钟。这一点在他很多诗文中都有提及，最著名的当属那首《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仔细研究这首词，我们发现苏轼烹饪对清水慢炖非常有心得。把锅洗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一点异味，然后倒上少许放水，燃上柴木杂草。火候控制要得当，抑制着火势，用不冒火苗的文火来煨炖。接下来就等着猪肉慢慢被煮熟。火候足了，猪肉的香味自然就出来了。
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就是东坡肉做法的前戏，类似于水煮白肉。只有用文火慢慢地炖煮，猪肉香气和油脂香味才充分释放出来。当时巴蜀地区的人喜欢用芜菁（大头菜）和猪肉搭配做菜。爽口的芜菁吸收了猪肉的油脂更美味。苏轼就在《送笋芍药与公择二首》一诗中就记载了类似的做法，“我家拙厨膳，彘肉芼芜菁。送与江南客，烧煮配香梗。”
苏轼一生起起伏伏，宦游四方。
绍圣四年（1097年），已经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当时的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在北宋时期，流放海南仅仅是比满门抄斩轻一等的处罚。
彼时的海南岛物资极其匮乏。起初苏轼在这里并没有找到适口的食物。直到有一次朋友以生蚝款待他，苏轼如获至宝，后来隔三岔五便托朋友买蚝，给自己解馋。
苏轼的“好美食”没有停留在表面。他尝试着把生蚝撬开，然后洒上各种佐料，再拿到火上去烤。这样烤出的生蚝腥味尽去，味道鲜美，便是我们今天流行的“碳烤生蚝”。后来苏轼更是发明生蚝用酒炖煮的吃法，“海蛮献蚝，剖之，得数长，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如有也。”
展览看到这里，我在想当时的苏轼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六十二岁的高龄被流放了一个当时的烟瘴之地。碳烤生蚝的背后究竟是苦中作乐，还是随遇而安。
或许这位生性放达的乐天派是甘之若饴吧。
“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
醉饮饱食是苏轼追求的美好时光，吃饱之余，苏轼开始研究起酿酒。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位“造酒试验家”便出自此处。
苏轼少时生活的巴蜀地区有很多知名的川酒种类，这些川酒虽然做不到行销全国，但是却留在了文人墨客的诗歌中。比如在唐代杜甫的《舟前小鹅儿》一诗中有写到这样一种酒。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慎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
无巧不成书的是，杜甫诗中提到的这种“鹅黄酒”，苏轼也有喝过，并同样记录在了诗词中，“白汗翻浆午景前，雨余风物便萧然。应倾半熟鹅黄酒，照见新晴水碧天”。
苏轼好喝酒，但是酒量却非常小，《书东皋子传后》中有提及苏轼的酒量。“饮酒终日，不过五合”。按照我们今天的计量换算，五合大概为半升，宋朝的半升约是三百毫升左右。也就是说苏轼喝了一天酒，也就只喝了一小瓶啤酒的量。
那一年苏轼因为管不住自己的手，写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被投入狱中，后来被发配到了黄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愤懑之下，苏轼只有借酒消愁。朋友们带着好酒来看他，喝不完又不舍得倒掉，苏轼就只得想办法保存下来。
于是苏轼家墙根就出现了一排酒坛子，每个酒坛里都是喝剩下的酒。苏轼就把喝剩下的酒统统倒在一个大缸里面，然后封上黄泥继续发酵。
这种混合出来的剩酒没想到味道意外的不错，颇受宾客们欢迎。如果当时苏轼从鸡尾巴上拔根毛把酒搅匀，然后再即兴赋诗一首，估计也就没有700年后美国“鸡尾酒”什么事儿了。
苏轼众多诗词中，我颇为喜爱这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任凭风吹雨打，照样过我的一生。这是苏轼一生的真实写照，亦是他孜孜不倦追求的精神世界。
苏轼这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或是换做常人早就愤满不平，苏轼却有宠辱不惊的豁达。究其原因仍是少年的经历给予了他支撑，巴蜀任侠文化在苏轼身上刻下了极深的烙印。
巴蜀地区的任侠文化始于两宋前后，这时任侠文化已经成型，有一套完整的任侠标准和体系。耳濡目染之下，巴蜀文人的任侠将“侠性、侠情、侠骨、侠气”作为行事准则。
苏轼的任侠可以说是家传。其父苏洵所撰的苏氏族谱上这样写道，“曾祖娶黄氏，以侠气闻于乡闾。”其叔祖宗晁“轻侠难制”。苏洵少年也曾游侠，他说自己“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在这样的家庭文化熏陶下，苏轼身上自然而然地就带有侠义之气。
后来其门人李之仪之妻胡文柔便说道，“我尝谓苏子瞻未能脱书生谈士空文游说之蔽，今见其所临不苟，信一代豪杰也。”
可惜的是，尚武的唐朝崇拜任侠之人，“以文立国”的宋朝却不欣赏这种任侠文化。宋代文人将这种文化视作放荡不学，甚至和青皮归为一类。苏轼胸中的豪气侠情不得施展，只能寄情于文字，寄情于吃喝，倒是为我们留下了庞大的“东坡菜系”和一个分外豁达的背影。
从四川博物院走出来，我回望了一眼轼主题文物特展的展牌。展牌上苏轼就这样随意地坐着，倒是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