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建立夏朝，原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夏朝虽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但却并非是首个王权性质的政治实体。
换言之，在大禹建立夏朝之前，黄河流域已经存在着一个国上之国统辖各方诸侯，这就是尧帝的唐国（陶唐氏）和舜帝的虞国（有虞氏）。
从文献记载来看，尧舜时期分别发生了“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流共工于幽陵，放驩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等一系列战事。这说明，尧舜主导的方国联盟体制，已经具备了地区核心影响力和较强的军事实力。
所以，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夏后氏，想要取代上一任军事同盟的核心有虞氏而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就必然面临着权力让渡问题。
但正如荀子所言：“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世人传说“尧舜禅让”是不对的，天子的地位权势至尊，无敌于天下，有谁会主动谦让？）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夏后氏禹继位天子前的天下形势。
按照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结论，夏朝建立的年代上限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而在此之前的近300年里，在山西南部的临汾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唐虞政权，也就是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遗址。
陶寺古城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前后跨度400年，其中落入夏纪年范畴时间约100余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尧、舜并非单独的某个人，而是陶唐氏、有虞氏每一代最高首领的统一称谓，否则无法解释尧舜普遍的超长寿命。
从考古分期上讲，陶寺划分为早（前2300—前2100）、中（前2100—前2000）、晚（前2000—前1900）三期，在早期时，陶寺就已经形成了面积100万平方米的文化区域，建设了封闭的宫殿区、功能完备的手工业作坊区和象征帝王权柄的观象台，出土了用以测定天下之中的圭尺，时间上所对应的是尧帝陶唐氏。
到陶寺中期时，陶寺受到了来自晋西南和豫西三里桥文化（有虞氏文化遗存）的强势入主，宫殿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新的王族墓地群，且中期墓地与早期墓地分属不同坟茔，在随葬礼器上，也从木、陶礼器改为崇尚玉器，时间上所对应的是舜帝有虞氏。
显然，陶寺早期和中期之间王族群体发生了改变。但由于陶寺三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延续性，所以，这种改变仅限于上层贵族，作为占多数的平民群体并未有大的变化。
这表明，在夏朝建立前的约300年时间里，陶寺经历了一次王权更替，但这次交接并未改变陶寺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依然统辖着包括夏后氏在内的晋豫陕三省交界广袤地带的众多氏族部落，与文献记载中的舜继尧位相吻合。
直到陶寺晚期（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统治阶层发生了第二次王权交替，夏后氏在豫西一带崛起，而陶寺则降格为从属于夏王朝的普通二级居邑。
从原本的王者都城到夏朝的附属城邑，对应的正是舜和禹的帝位交接。
但史书中对这次的权力让渡，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
儒墨两家的文献记载了舜禅位于禹，属于和平让渡，还称赞上古时期“唐虞之道，禅而不专”，而法家的文献却说“禹逼舜……人臣弑其君”，所谓的权力交接充斥着暴力色彩。
考古发现已经证实，陶寺中期和早期之间王族群体发生了改变，但中期人却并未捣毁早期大墓，这的确有着和平让渡的味道。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和平让渡究竟是出于“让贤”的自愿还是“被迫”的妥协，但至少在舜继位后，的确没有对包括早期王族在内的群体有过大规模的报复性举措。
但到了陶寺中期群体和晚期群体的第二次权力交接时，这种相对和平的景象却已不复现。
首先，在陶寺晚期时，早期和中期的所有王族墓葬全部遭到有组织的捣毁，墓主的尸骨、棺木、随葬品被随意丢弃和砸毁，原本的宫殿、宗庙和城墙被堆放建筑垃圾的灰坑叠压，8号灰沟还出土了近50具有明显钝器劈啄痕迹的散乱人骨，一具35岁的女性骨架，颈部折断，下体还被插入牛角。
其次，陶寺晚期人群的个体牙釉质锶同位素比值在当地锶同位素比值范围之外，表明有大量外来群体进入了陶寺。此外，在墓葬习俗上，晚期小型墓地布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陶寺第Ⅲ区已发掘的29座晚期墓葬，都以群组形式出现，穴位错落，与陶寺早中期的墓葬格局不同，反倒是与后来的殷墟西区布局相似（原因下文会讲）。
第三，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施暴者在大规模破坏大型墓葬后，对于挖掘出的玉石器等贵重随葬品都是随意丢弃，似乎表明掘墓并不图财，只是单纯出于政治报复。
上文已述，陶寺早、中期发生过一次王权易手，形成了两处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王族墓地群，而陶寺晚期群体却“一视同仁”地摧毁了所有王族墓葬，这表明陶寺晚期人，既不是尧部族的后裔，也非舜部族的后裔。
纵观古代历史，只有外邦入侵，才会出现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王陵等暴力行为。这个同尧舜有着切齿之恨，专杀尧舜贵族的诡异族群，究竟是什么人呢？
大禹，显然是最大嫌疑人。
《史记》曾有记载：“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世本》记载说：“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结合史书的记载，我们会梳理出这样的事实：大禹即天子位后，晋南和豫西都纳入了夏朝的控制范围，两个地方都有大禹的都城，但晋南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它的实际控制人是舜帝的儿子商均。
在上文中我已经说过，所谓的尧、舜并非单独的某个人，而是数代最高权力者的统一称号。所以，舜继尧位，继承的是部落联盟共主的帝位，而不是陶唐氏的国君位。也就是唐国依然存在，只不过原本的国上之国由唐国让渡给了虞国。
那么舜是怎么处理唐国政权的呢？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可见，尧死后，继任者舜采取了一些强制手段，致使尧的儿子丹朱无法回到唐国故地陶寺，尧部族在丧失联盟共主地位后，紧接着又失去了对陶寺的控制权。这一记载也与考古发现的陶寺中期王族取代早期王族相吻合。
禹继位时，同样面临着处置虞国的问题。按照惯例，大禹即位天子，也应当在圣地—陶寺来完成，但舜的儿子商均显然吸取了丹朱的教训，据守陶寺武力对抗，以至于大禹不得不“避商均于阳城”，在今天的河南登封告成镇另建新都，而阳城遗址的面积仅有陶寺遗址的二百八十分之一。
由此看来，陶寺晚期所遭遇的暴力入侵，顺理成章的就应该是大禹的夏后氏所为，也只有彻底消灭了盘踞晋南的这股强大的敌对势力，大禹才能真正成为全天下的王者。
不过，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上述推测。
根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晚期典型器物的研究显示，陶寺晚期时，原本的主要炊器釜灶被陶鬲完全取代，而鬲并非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陶寺晚期遗存中，也并未发现夏文化因素。
换言之，这支专门针对尧舜王族展开政治报复的诡异族群，是使用陶鬲的族群。
在先夏时期，使用陶鬲的族群，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位于陕西榆林石峁的“石峁人”；另一支则是位于山西晋中的“晋中人”，后者正是商人和周人的主要族源。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说过：“陶鬲作为最主要的炊器，乃是商文化的最突出的特点”。
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时，“晋中人”的一支在进入河北邯郸后，与河北当地的涧沟文化族群融合形成了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而另一支在通过晋南进入陕西关中后，与关中文化群融合形成了先周文化，这也是商周同祖的由来。
摧毁陶寺的外来族群，究竟是石峁人还是商周族群所为，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不过，从史书记载中商人始祖契和周人始祖后稷都曾辅佐大禹治水来看，商周族群成为大禹的盟军的可能性显然高于石峁人。从陶寺晚期墓葬格局与后来的殷墟西区布局近似来看，也支持这一推测。
所以，夏朝的主要创立者，除了大禹之外，还离不开替大禹攻城拔寨的这些政治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