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对我国的地图形状是这样描述的：“我国地形，如秋海棠叶。东出渤海，如叶之茎；西至葱岭，如叶之尖；各省及藩属，合为全叶”的描述。
当初的海棠叶，为什么变成了大公鸡？因为少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就是外蒙古。
而发生在上世纪末的一起死亡十几万人的暴乱事件，无疑催生了外蒙古的分离，这起暴乱事件就是发生在内蒙古的“金丹道事件（也叫红帽子暴乱）”。
虽然在短短四十八天内，邪教武装势力即为荡平，但为乱事波及的十几万平方公里上各种善后工作却绵延半年之久，而因此造成的蒙汉裂痕直到几十年后的民国时期依然未曾弥合……
1、起底金丹道邪教
金丹道邪教的大首领名叫杨悦春，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生于直隶属下承德府建昌县杨家弯子（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敖汉旗沟梁镇设力虎村）。
据杨悦春本人口供称，他在三十多岁时遇到一个姓郭的道士，从其学了点炼丹驱鬼的法术，于是开始利用当时人们普遍迷信的弱点到处行医骗财，不久即家境大富。
总之，杨氏家有余财的结果就如同所有邪教头子一样，发现这是一条发家致富并可通往权势宝座的捷径，野心的种子便迎风而生，接下来建立邪教组织的行为也就水到渠成了。
和历史上的许多邪教组织一样，他将总坛设立在偏僻的大黑山中，借丰盛的林木为掩护，开始以行医为名招收信徒。
在当时，大黑山的西面有以喀剌沁、平泉、赤峰为中心的“在理教”（青帮），东边则有流传于锦州、义州等地的“武圣门、金钟罩”，这两个教门也属于邪教。
于是，杨悦春就毫不客气的使用“拿来主义”，将“在理教”的禁烟戒酒幌子和“武圣门、金钟罩”的“入教习术能避刀枪劫数”等等荒诞不经之说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教理”，
但那两个邪教经营多年，早已自成“经典”，而杨悦春不过一招摇撞骗的粗鄙之徒，哪可能自创经书，于是只能对教徒宣称有所谓的“梦首经”、“葫芦经”、“文出入法”、“梵王经”、“观音咒”等经书，然则杨氏既“授业”于道士，“梵王”和“观音”却显系佛教，正可谓不道不佛，全然是邪教所惯用的假借正统宗教以达蛊惑人心之特点。
事实证明，平乱后在大黑山总坛内并未找到这些所谓的“经典”，足见其杜撰蒙骗人心之实。
就是这样，一个对外号称“劝人学好”的邪教组织就这样在拼凑中出笼了，其正式全称为“无上门、金丹道、一炷香”，另有别称为“圣道门”。教徒一度高达数万人。
2、暴乱的发生经过
点燃这场暴乱的导火索的，是蒙古王公、时任昭乌达盟盟长的敖汉旗贝子达克沁。
达克沁，内蒙古敖汉旗人。博尔济吉特氏，道光二十七年(1847)，世袭固山贝子。为人有勇无谋，不善待人，自恃官高爵显，作威作福，暴虐无道。凡有骑马过王府门前者必须下马，否则即令王府家丁责打，随意抓人、打人，甚至杀害无辜，积怨日深。
据史料记载，达克沁极端仇视当地的汉族百姓。私自上山砍柴的汉族百姓被贝子府抓获后，不仅柴禾以及绳子、镰刀等工具会被没收，“情节严重者”还要遭受极为残酷的私刑，“如以碗口粗小树砍去枝梢，削其顶为尖，将犯山人衣服尽脱，并将小树弯在地以索尖插入肛门，陡一松手将人撅在半空，旋即落地，摔得脑浆崩裂。”
1891年，贝子府的暴虐行为“达到了新高峰”。据史料记载，偷割羊草的汉族百姓被捕获后，达克沁会命令属下“夺其绳担，并施毒打辱骂，且捕到府中严押，科以私割牧场罪名”。在百姓生活日益困苦的大背景下，贝子府的残酷暴行，进一步激化了贝子府与当地汉族百姓乃至蒙汉居民之间的矛盾。
1891年，热河地区爆发了水灾，粮食减产，民不聊生，社会秩序日趋紊乱。讽刺的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地方官员并非积极救助，而是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如故。
于是，生存压力、民族矛盾和官民矛盾的“多重叠加”，给了金丹道等民间宗教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换言之，“金丹道”成为了这些汉族移民的“抱团之地”。
根据当时亲历其事的喀剌沁右旗人士汪国钧（蒙古名卜彦毕勒格图，1853－1921）的记述，金丹道从光绪十七年的夏末秋初就开始准备发动暴乱。但根据后来审讯杨悦春等人的笔录来看，这个时间应前推到这一年的春天。
为了制造出更大的风潮，自称总大教师的杨悦春向朝阳、建昌、平泉、赤峰、锦州、义州、宽城子等地派出了大批骨干分子进行游说煽动活动，甚至吉林和黑龙江的某些地方也发现了金丹道分子散布的传单。
煽动的内容无非是故意夸大蒙汉矛盾，捏造了许多针对全体蒙古族的谣言，其中一条就是所谓的“杀人腾地”，其意思是说蒙古人如何仇视汉族，准备在不久后杀光所有汉族，夺取所有耕地。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仅承德一带的汉人就有百万之众，数量比当地蒙古族多10倍不止。
再说当时蒙古族内既无具备聚合全体威望的人，就算有，这样的人也断不会愚蠢到不计后果的去行此冒天下不不韪之事。何况当时蒙古承平日久，各盟各旗的军队尚且武备废弛，突然动员起平民来拿刀枪更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这种积怨日深的时期里，这种漏洞百出的煽动居然真的让一些汉族信以为真并狂热起来。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会有人支持煽动者的！
九月，达克沁因听信“金丹道教徒要来攻打贝子府”的谣言，提前调集蒙古兵，加强了贝子府的守卫。
而在得知贝子府增兵的同时，金丹道首领杨悦春也听到了“达克沁欲调蒙兵杀汉民腾地”的谣言，于是决定先发制人。
他打出“杀蒙古”的口号，号召教徒们一起进攻贝子府。为了“泄多年之积忿”的教徒们闻风而动。
十月初十夜，金丹道徒向贝子府发起了全面攻击。因为达克沁提前做好了准备，因此暴动军的突袭，遭遇到了府中蒙古兵的激烈抵抗。双方激战了两三个时辰，暴动军依然未能攻下贝子府。
恰在此时，暴动军运送火药的车子，被府中的蒙古兵击中后爆炸，数名暴动军士兵被炸起后落入贝子府中。
蒙古兵见状，以为暴动军“使用了妖术，于是“皆惊慌失措，枪不能放，均委而弃之，各逃生命”，守备迅速崩溃。很快，贝子府被金丹教徒攻陷。
红了眼的教徒们大开杀戒，除了达克沁三儿子和长孙侥幸逃脱之外，达克沁及家人23口连同躲避战乱逃入贝子府的蒙古百姓合计一千余人都被斩尽杀绝，祖墓也被捣毁。
攻占贝子府后，金丹道暴动军们将其更名为“开国府”，并推举杨悦春为“总大教师”，李国珍为“扫北武圣人”。王增被封为右丞相。其他各首领依次被封为王、侯、军师、元帅、副帅、先锋等，并立即开始了扩大战果的军事行动：
“派令王增、王福等招集四五千人到东路土默特旗一带沿途来找蒙古营子抄杀。李青山等到西路平泉州、喀喇沁等旗一带抄杀，北路王增告知冯善政，转嘱李国珍带领七八千人往北路扎萨王旗、奈曼王旗、海林王旗一带抄杀，南路由平南王徐立等率领，攻打朝阳。”
他们打出“替天行道、扫胡灭清”的旗号，共兵分四路，遇蒙古人就杀，遇到喇嘛庙就烧，还以“从此不受蒙古欺侮”为宣传口号，号召各地与蒙古居民有矛盾的汉族居民们“行动起来”，很快便聚拢了大批人众。
据史料记载，暴动军中个个头裹红巾，手持器械，只呼杀！杀！凡遇蒙古，无得免者”，“每杀一人还口呼，尔等尚吃租乎？尚施威乎？”。
暴动军势如破竹。不久，敖汉旗、翁牛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奈曼旗等旗的衙署纷纷沦陷，附设庙宇、房屋、财物、档案尽数烧毁，甚至连敖汉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的祖坟都被暴动军捣毁了。
逃入喀喇沁右旗西咀子村避难的约两千多蒙古族难民，被他们尽数杀害。据史料记载，“这些蒙古人有的被铡刀铡去脑袋，有被牵到喂牲口的石槽砍去脑袋以至于数十个石槽都装满人血。
而其妇女最惨，不乱大小均遭到奸污，完事后私处还被刀割枪扎。幼孩则挑在枪头上，令其挣扎为乐。
另外，暴动军还组织了千余人规模的“巡山会”，对逃入朝阳和建平境内山林之中的蒙古族难民们，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和追杀。
3、清政府的镇压举措
“金丹道事变”爆发后不久，清政府派李鸿章处理平叛事宜。李鸿章派出多支部队挺进热河，其中便有直隶提督叶志超和聂士成。
尽管清军在面对西方列强时，不堪一击。但与金丹道暴动军相比，他们在作战能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均占据着绝对上风。
更何况，暴动军除了“穿彩衣，执刀剑，装疯癫，念咒语、往前冲”之外，毫无技战术可言。因此，清军的镇压，演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十一月十三日，聂士成率兵攻克“开国府”。这时大约2万多名金丹道教被清军诛杀。至于清军的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金丹道教的“扫北武圣人”李国珍在兵败撤退途中被俘，不久便被处决。将逆首杨悦春父子叔侄六名，一并擒获凌迟。
清军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将金丹道暴动军尽数剿灭。
4、蒙古人的疯狂报复
在得知清军入境后，各地蒙古族居民纷纷主动充当向导，协助清军平叛。在清军屡战屡胜的同时，劫后余生的当地蒙古族官兵们，对金丹道暴动军以及当地的汉族居民，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在清理喀喇沁右旗烧锅店战场时，对于受伤未死的暴动军士兵， 蒙古兵“皆以刀挥之”，“不留活口”。
一些敖汉旗蒙古兵，因家属在山咀子村被暴动军杀戮，“每见汉人即欲杀之矣”，完全处于“杀疯了”的状态。
比如喀拉沁右旗蒙古兵在行军至楼子店宿营时，“周围二三十里内汉人，多有被抢、被剿者，甚有合家满门咸被杀尽者”。
为了避免蒙汉民族之间矛盾的二度激化，清政府要求清军将领严格约束蒙兵，“务使蒙民相安 勿任寻衅滋事”。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在各蒙旗张贴告示，“倘有私行仇杀，无论蒙民，均按军法从事。”
另外，清政府还颁布了对金丹道教徒的“特赦令”，表示凡属“被胁之民，经乡社保释及自行解散回家各安生业者，皆属情有可原”，“既往不咎”，希望能够“务修和睦，以期久远相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动逐渐平息了，但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却是十分惊人的。《朝阳县志》记载：建昌、朝阳两县境内的蒙汉百姓，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之众。《赤峰县志》记载：赤峰县的死亡人数达4万之众，另外还有6万多户合计30多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5、“金丹道事变”与民族矛盾
金丹道事变的本质，无疑是蒙汉民族之间的矛盾、隔阂乃至仇恨。除了蒙古王公对汉族农民的压迫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冲突
伴随着康熙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朝“摊丁入亩”政策的相继施行，社会经济在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人口也有了大幅度增长。到了道光和咸丰年间（1821—1861），全国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警戒线”。
为了缓解内地的粮食和人口压力，清政府不得不组织和动员这些饱受困苦的汉族百姓，移民至“帝国边境”，开垦种地。于是，卓昭二盟“迎来了”大批汉族移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移民无限制开垦土地的行为，激起了“土著”蒙古人的强烈不满。
众所周知，蒙古人以放牧为生，需要大量的牧场，保护草原是维持生计的根本。汉族移民以耕种为生，森林对他们来说是荒地，烧草垦荒可谓“天经地义”。因此，双方冲突不断，“（汉民）因砍伐山林而早已与蒙古积怨”，“垦种日，有碍蒙古牧场”，一些蒙古人则存在“将旗内佃种之百姓均逐，不准居住”的行为。
（2）在利益交往中，蒙古人经常吃亏
长期的游牧生活和藏传佛教思想的熏陶，使得当时的蒙古人，不仅缺乏改变环境的动力，也缺乏改变现状的欲望和经济头脑。因此，在与汉族移民的利益交往过程中，经常“稀里糊涂地吃大亏”。
据资料记载，“土货以酒为大宗，蒙人以其牛马皮革来市，汉商收买之后，鲜有给予现款者，必多方劝其购置他物，重利盘剥，殊不合商业正轨，而获赢之厚，远非内地所能及者”。一言概之，在当时的蒙古人心目中，汉族人成为了“狡诈”和“贪婪者”的代名词。
（3）蒙古人对汉族移民的歧视和欺压
在双方难言和睦的大背景下，很多地痞趁机作恶，进一步加剧了民族隔阂。
以朝阳县为例，汉族移民来到当地后，个别蒙古人三个一帮五个一伙 持刀骑马，闯入汉族人家，索要酒肉钱财，调戏妇女，抢掠牲畜。
当然，也有一些汉族流氓也不示弱，他们“素行强横，乡里侧目，蒙古受其欺凌，私相怨谚”。
这种仇视情绪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为一些区域的突发事件所点燃。
6、“金丹道事变”的影响
“金丹道事变”的爆发，使得当地的蒙古居民不得不整体北迁，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人口结构。更为可怕的是，这次暴乱直接催生出了分离主义思潮。
比如《蒙古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外蒙第一位内阁总理海山（1862—1917），就是典型的例子。
海山，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岗岗营子村人（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岗岗营子村）。
海山自幼接受全面教育，熟练掌握蒙古语、满语、汉语、俄语等多种语言，是当时颇具名气的高级知识分子。与此同时，他对汉文化颇为尊崇，甚至“立志娶汉族女子为妻”。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离开清政府，辗转来到外蒙古，并全程参与和策划“外蒙古独立”的事宜呢？答案不言而喻，就是“金丹道事件”。
海山是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人，在这次暴乱中，他的家乡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
因此，在他协助清廷平叛的过程中，就因屠戮过激而遭到了官方的问责。进入20世纪后，海山“漫游各国”，并接触到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最终成为了狂热的“蒙古主义者”。
尽管这是一场结合了邪教惨无人道的本性，被邪教所利用的蒙汉民间风俗和土地矛盾、清朝地方政府在调解矛盾上的无力、蒙古上层王公擅做威福所招致的怨恨以及人类狭隘自私等诸般负面心态而形成的历史悲剧。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伤害却无比巨大。也为后人敲响了长鸣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