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一名新四军团长独自外出侦察时，被日军发现踪迹，日军和伪军立即展开追击，这名团长无奈只能求助田间一名老农，让他帮忙躲藏，没想到老农一脚将他踹进了水田里，如此反常的举动反而成功骗过了日本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体学
这名新四军团长名叫张体学，原名叫张体照，1915年出生在河南新县的一户贫苦人家中，他的父亲靠炸油条、烙烧饼、干零活维持生计，张体学很小时，他的姐姐和弟弟先后去世，家庭重担日趋加重，十岁时，张体学就开始帮父亲炸油条、烙烧饼了。
等他十三岁时，张父想着儿子能够读点书以后有出息，咬紧牙关将他送进私塾，念了两年书，也正是两年的学堂经历，张体学接触到了部分进步思想，还加入了当地儿童团。
1931年，张体学担任了儿童团分队长，率领30多名队员活动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庄中，在1932年的一次战役中，张体学指挥儿童团配合红军作战，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战斗结束后，上级领导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半年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8月，张体学正式参加红军，被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营当战士，红军时期，张体学机灵果敢、英勇顽强、屡建战功。
10月11日，张体学所在的部队合编为红二十八军，张体学被调到军部担任首长贴身交通员和警卫员，在一次转移中，军长徐海东将一部分银元交给张体学背着，并嘱咐他一定要保管好部队财物。
在转移途中，军部机关被敌人包围，徐海东带着十几名警卫人员为军部打开通道，直到晚上才突出重围，等到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时才发现张体学不见了，他立即派人原路返回寻找，但均没有结果，直到四天后，张体学背着一袋子银元踉跄地找到了部队，将银元一分不少地交给了军部。原来当天晚上突围时太乱，他跟丢了大部队，只能顺着方向找部队，自己带的粮食也吃完了，凭着一股信念他才找到了队伍。
1935年的直罗镇战役中，敌109师师长牛元峰带着残部逃到了一个寨子里负隅顽抗，傍晚时分，牛元峰不甘坐以待毙，带着人冲出寨子想要突围，张体学立即向徐海东请缨要活捉牛元峰，经批准后，他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追上敌军，将敌人全部歼灭，牛元峰想要负隅顽抗，眼看活捉不成，张体学果断击毙了牛元峰，此次追击战让张体学名声大噪，也让徐海东对他非常欣赏，更是安排他进入延安的红军大学学习。
抗战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向东挺进，张体学担任留守处警卫排政治指导员，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10月，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成立，队伍只有20多人，张体学担任队长，刘西尧任政委，他们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发动当地群众，仅两个月的时间，部队就发展到了五百多人，后来又改编为独立游击第五大队。
1939年初，日军集结了数千人扫荡黄冈大崎山区，张体学依靠广大群众提前了解敌人的行动，缜密部署，带着第五大队伏击多支日军围剿小队，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到1939年6月，部队已经发展到了1300多人，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也有了数门。
同年底，鄂豫边区党委成立，同时成立了鄂豫挺进纵队，第五、第六大队整编为第一团，后改为独立团，罗厚福担任团长，张体学任副团长。
半个月后，日军再次集结军队对我根据地展开围剿，为了了解敌情，张体学拿着望远镜外出侦察敌情，他身边仅带了一名警卫员。
他穿上一件深色衣服，来到了距离日军营地不远处，他让警卫员在远处隐蔽支援，自己拿着望远镜靠近了一些观察敌情，将敌人的兵力部署等摸查清楚，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太阳光照在镜片上的光芒被日军的巡逻士兵察觉到，立即派出部队追击。
张体学连忙匍匐着朝后退去，此时隐蔽在一旁的警卫员也连忙开枪吸引日军注意，日军立即分兵两路，一路追击张体学，另一路朝着警卫员的方向冲去。
张体学匍匐后退到农田边时，立即起身逃跑，转过一处拐角后，他看到旁边的农田里有一名老农正在忙活，连忙说道：“老伯，我是新四军的，日本人正在追我，你帮帮忙吧。”
老农一听，抬脚就把张体学踹到了旁边的水田里，还破口大骂起来，这一举动让张体学都没想到，他还想解释时，老农的叫骂声吸引了追击日军和伪军的注意力，敌人赶过来后，一名伪军上前问道：“老头，刚刚有个人跑过来你有没有看到？”
老农笑呵呵地回答道：“老总，我正教训我这个儿子呢，一天天干点活都偷懒，哪里看到有人过来呀。”
那些日军和伪军看着躺在水田里浑身布满泥巴的张体学，也没想到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正仔细打量时，老农出声说道：“老总，我刚刚没注意，那个人会不会跑到那边的村子里去了。”
那名伪军一听觉得很有道理，立即报告给日军，一群人又朝着村子的方向追去，等到敌人走远后，老农才将张体学从水田里拉出来，张体学知道老农刚刚是在救自己，抓着老农的手不断地道谢，老农害怕日军返回来，让他赶紧走，张体学这才逃脱了日军的追捕，找到了已经甩脱日军追捕的警卫员，返回了部队驻地。
张体学利用这次侦察到的情报，在随后的作战中指挥部队打掉了敌人的拖后部队，带着日军不断绕圈，让日军疲于奔命，粉碎了这次围剿。
粉碎了日伪军的“三月围剿”后，根据鄂豫挺进纵队的指示，独立团又改编为第九团，张体学担任政委一职，一个多月后，张体学率部收复了浠蕲边区，巩固和扩大了鄂东根据地，他率领的部队更是扩充到了八个营，还发展了几十支便衣队，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胜利。
1941年2月，新四军重建，张体学担任十四旅政委一职，为了策应皖东兄弟部队反顽作战，张体学带着四十二团多次发动对日军的袭击，有效地牵制了日军，次年一月，在李先念的指挥下参与了浠水战役，歼灭了大批顽军。
1942年5月，张体学被任命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统一领导鄂豫边区工作，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在老百姓的心中，张体学领导的部队是抗日英雄部队。
1945年3月下旬，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在湖北崇阳县将国民党顽敌鄂南专署给端了，活捉了鄂南银行专员李经世等人，打了个大胜仗，部队在林家老铺停下稍事休整，张体学就住在老铺对面的吴家湾。
当时新四军战士和百姓都已经很熟悉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天中午吃饭时，张体学发现自己的桌上有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他非常惊讶，找来警卫员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山里的群众招待贵客才会用荷包蛋，这是后勤供应的还是我们买回来的？”
警卫员回答道：“不是，是一个老婆婆早上端过来的。”
张体学一听就不高兴了：“这哪行啊！你没有看到吗？战士冒雨行军，拿了群众的雨具我们都要照价付钱，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就破坏群众纪律呢？我怎么能搞特殊呢？”
警卫员有些委屈地说：“我是不肯接受，可是老婆婆说山里没有好伙食，又说我们打鬼子辛苦了，非要放在桌上。”
张体学缓和了语气，教育警卫员：“这里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弄一碗这样的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一针一线都要为老百姓着想才行，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次，那以后就会有下次，长此以往，我们成什么样子了！这样，你把这碗菜给老婆婆端回去，向她道声谢，说明一下我们的纪律，不能让群众吃亏！”
当警卫员将这碗荷包蛋端给老婆婆后，老婆婆激动地说道：“我打从出娘胎起，就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兵，送给的都不吃，更不要说乱拿了，真是老百姓的好队伍呀！”
解放战争时，张体学在中原突围和坚守大别山的斗争中，充分体现了顾全大局、牺牲小我的奉献精神。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原部队的包围圈日渐紧缩，仅剩以湖北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带，此时，中原军区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6月26日，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大战拉开了序幕。
当时张体学是中原军区独立第二旅政委，6月23日，李先念就向二旅旅长吴诚忠、政委张体学发布命令，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佛塔山，把好南大门，坚决完成掩护任务。
李先念让张体学带一支精干部队，秘密赶到宣化店，接替警备任务，给敌人演一场“空城计”，掩护中原军区各机关和警卫部队撤离宣化店。
张体学带着部队秘密开进宣化店，以“换防”为名，接替了首脑机关的警卫任务，然后和往常一样站岗放哨、出操训练，司令部机关工作秩序井然有序，张体学还特意安排亲自陪着李先念在大街上散步，不时和过往行人打招呼。
当时宣化店的美、蒋代表看见宣化店依然平静无常，并没有在意，为了迷惑对方，6月26日晚，张体学特意邀请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全体人员到军区礼堂看文艺演出，美、蒋代表津津乐道地看着台上的京剧，殊不知此时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及主力部队正趁着夜色悄悄撤出宣化店。
28日，正当李先念带着中原突围部队秘密向平汉铁路开进时，心生疑虑的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突然提出要见李先念，张体学立即意识到这是敌人在试探，他们对中原部队的首脑机关是否还在循环点心存疑惑。
张体学通过中共代表任士舜向美方解释说李先念身体抱恙，改天会接见他们的，同时还将带有李先念亲笔签名的明信片交给了美方代表，国民党代表经过笔迹比对，确认这是李先念的笔迹，两方代表经过这次试探，认定李先念等人还在宣化店，也就打消了疑虑。
张体学为了让美、蒋代表打消疑虑，立即命令六团一营当天下午赶到了宣化店，增加执勤的岗哨、巡逻队与操练人员，美、蒋代表见警卫力量如此之多，更加肯定了李先念还在宣化店的判断，为军区主力部队胜利突围赢得了时间。
29日下午，张体学又在宣化店举行宴会，招待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全体人员，当大家还在频频举杯时，张体学突然郑重宣布道：“国民党军向我发动进攻，李先念将军已率中原军区部队突围！”
所有在场代表都不可置信，好几人听到消息后都惊得连酒杯都没拿稳，就在张体学宣布这一消息时，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突破了平汉铁路封锁线。
当晚，张体学安排警卫部队，“礼貌”地将美、蒋代表送出了宣化店，至此，张体学亲自演出的这场“空城计”圆满成功。
随后按照中央指示，浴血杀出重围的独立第二旅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张体学遵照指示带着部队重回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长达一年之久，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周旋搏杀，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多达七个旅，有力地支援了鄂豫陕、鄂西北和其他根据地的斗争，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转入胜利大反攻。
三大战役后，解放军乘胜南下，鄂豫军区组建了独立师，张体学任师长，主要为大军渡江扫清障碍，张体学带着部队摧毁了黄冈这个国民党在鄂东的重要军事据点，使人民解放军顺利从麻城到浠水渡江。
新中国成立后，张体学担任湖北大冶地委书记兼大冶军分区政委，1952年底调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担任副主席，1954年任省委副书记，1956年担任湖北省省长一职。
在主政湖北期间，张体学从不做表面文章，坚持将发展农业和改善农民生活放在第一位，经常深入山区调查研究如何脱贫的问题，当时恩施、宜昌地区不仅没有公路，连土路都没有，张体学动员大家靠两条腿走路。
他说，步行可以更广泛地接触群众，更深入地了解情况，他雇了三匹毛驴，两匹驮着文件和行李，一匹给女同志和病号骑，他穿着布鞋，卷起裤腿，带着大家往前走，历时一个半月，步行了六百多里，和沿途的老百姓拉家常，对当地的情况有了很深的了解，也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当时湖北有39个县市位于长江和汉水两岸，每年都会遭受不同的旱涝灾害，张体学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先后在襄阳、孝感等地修建了几座大中型水利工程，缓解了当地的旱情。
1958年，他又主持新上了丹江、漳河、白莲河三座水库工程，经常深入工地指导工作，在他的努力下，1973年底丹江口初期工程全部建设完成，此后数十年里，只要是谈起丹江口，大家总是非常怀念地说道：“没有张体学，就没有丹江口。”
在对待家属方面，张体学也非常严格，1954年，他的妻子林少南调进省城后，他特意对省委组织部说：“请你们不要把少南工作安排在武昌这边。”
就这样的一句话，林少南被安排到了汉口的一家单位，一干就是八年时间，后来他的大儿子林牢生毕业，他又吩咐组织部的同志：“牢生不能留在省里，也不能留在市里，应该分配到农村去磨练磨练。”
在张体学的特意“关照”下，林牢生被分配到了红安县高桥区工作数年之久。
1972年3月，张体学在检查身体时发现患上了肺癌，周恩来与李先念得知后都委托副总理纪登奎打电话催他尽快到北京治疗，但张体学不肯，他对纪登奎说：“我感谢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关怀，但我目前感觉还好，请中央批准我在湖北多呆一段时间吧。”
起初大家还有些疑惑，他解释说：“我的革命战友至今还在牛棚里，我怎么能安心去住院呢？”
为了了结心愿，他在1972年8月以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召开常委会，与大家商讨干部解放问题，会议讨论由张体学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讨论释放干部事宜。
张体学知道自己身体情况，他夜以继日坚持工作，晕倒了，醒过来继续工作，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终于将全省304名县级以上干部名单排了出来，让这些干部都得以重新启用。
1972年11月30日，张体学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地说道：“我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我要向大家告辞了，我的身体出了点小毛病，要外出治疗一下，一周左右就可以回来了。”
谁都知道这是他在安慰大家，大家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算是会散了也不肯退出会场。
张体学随后赴北京治疗，1973年5月，他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向周恩来和李先念请示，批准他回湖北一趟。
回到湖北后，张体学眼含热泪对湖北的同志说道：“我人在北京，心在湖北，我无时无刻不想念湖北的父老乡亲啊，湖北人民对革命是做过重大贡献的，可是现在人民生活还没有多大改善，每想到这事，我的心里就很难过，我是他们的省长，是有责任的啊！”一席话让在场众人都泣不成声。
1973年9月3日，张体学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0年重阳节这天，张体学的骨灰从八宝山迁往黄冈革命烈士陵园，当地百姓全都上街迎接，此后每年清明，都有很多百姓自发地去为张体学扫墓。
如今在湖北街头， 那些上了年纪的百姓只要是感觉哪个干部干得不错，就会夸赞道：“真是老省长带出来的干部。”老省长这三个字深深铭刻在湖北人民的心中，哪怕过了数十年，回想起来也犹在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