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郑渝川
今年开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重磅著作：已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权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艺术史教授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的系列讲座“A Pure and Remote View: Visualizing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整理而来的《溪山清远：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史：先秦至宋》。
这是一本厚达八百二十页、字数达120万字的巨帙作品。高居翰通过细读画作和作品比较，展开对中国古代早期（先秦到赵宋）绘画史的系统阐述，分析了中国绘画史的风格嬗变，以及为何能够在两宋年间达到巅峰，成为唯一可比肩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传统。
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曾认为人类历史上仅有古希腊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图像逐渐接近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并最终达到逼真的程度”。高居翰与贡布里希进行了深入交流，最终以中国古代早期的绘画艺术成就，说服了对方接受了这一成就足以与文艺复兴媲美的结论。
《溪山清远：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史：先秦至宋》这本书脱胎于视频讲座，因而更加注重文字叙述与视觉表达的结合。书中加入了中国古代早期不同时期的大量画作，并由此加入了详细的阐解。
高居翰认为，长期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艺术界、学界都流行着一些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观点，并将之当成了历史真相或者绝对真理，代代相传。比如“书画同源”，高居翰认为，中国的书和画是截然相异和全然不同的艺术。还有人相信，中国画不看重事物的外在形式，只重内涵；还有所谓的东方艺术注重精神性，西方艺术注重物质性，等等，高居翰都认为这些是过于简单的判断。
相比之下，欧洲绘画历史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发展线路一目了然，比如从乔托风格发展到米开朗琪罗，完全可以从艺术史上得到解释。高居翰说，中国绘画具有复杂性，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概念更强调忠实于心中所思，避免人为工巧——书中在讨论宋代绘画时就指出，宋代理学家朱熹将格物致知作为修身之道，作为一种道德修养的内在法则，外察万物而使其内化，由此形成了统领中国思想的“心学”。这与宋代山水画崇尚的观念是一致的，就是万物之理不外于心，不外于其本。
而且，古代中国人很少就绘画问题提出复杂而艰深的叙述，“一切都在画里发生着”。所以，今天的读者、研究者要想对中国古代的艺术乃至文化、历史形成一个比较真切、宏大和准确的理解，就必须深入来观看艺术品，多看多思考，根据画面图像来查找线索、得出规律，而不是先行从文献、文本入手，被已有的艺术观念所左右。
在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进行解读时，高居翰就谈到，中国汉代的画家已经能够比较清楚而娴熟地展现前推的错觉效果，“如果我们沿着灰色巨龙的一端移到另一端，就会注意到这些醒目的白色笔触，画面黑白相间的处理方式造成一种内外波动穿梭的视觉感受，似乎就在帛画表面升起和落下。中间玉璧也常采用类似处理方式，是非常出色的技巧。”
谈到六朝时期的中国绘画时，高居翰举出了河南邓县出土的砖画拓片所展现出的多个场景，尤其是一幅展现道家仙翁的图景，人物清晰可见，正在吹走一种“笙”的乐器，召唤神鸟凤凰——凤凰而出，可见其尾羽和翅膀，线条流畅而灵动。画面上还有女性的道家仙人，上方有祥云翻卷，为画面增加了动感。中国六朝时期的绘画（以墓葬壁画为主）所展现出的手法，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密集地出现在西方画家之手的。高居翰还根据四川成都6世纪早期的佛教石碑指出，石碑浮雕采用了可以称为“中国式透视”的空间表现方式，与更晚时期西方画家的做法一致。
当然，必须明确的是，汉代和六朝初期的中国绘画，仍深受儒家观念影响，绘画被要求服务于再现事物的方式或便于进行道德说教。在六朝的中期和后期，绘画理论开始被提出，很多观点大大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出相类似的看法。高居翰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大师瓦萨里对于欧洲早期艺术史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而早在5世纪，中国的艺术家就有了比较清楚的绘画理论观点。
唐代的绘画，到今天存世的作品并不多，但也能够让我们对于这方面的艺术发展情况形成了解。唐代初年，就有吴道子为代表的讲究一气呵成的粗犷风格，与李思训为代表的工细风格的并存。书中点评了继李思训风格而后辈画家创作的《明皇幸蜀图》，并在讨论宋代绘画的章节中，评析了宋代画家董源创作的《潇湘图卷》，形成对照，评价了中国山水画在唐宋之间的演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