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星落秋风五丈原。
在这个萧瑟的秋日里，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溘然长逝，年仅五十四岁。他留下的，是十万大军，以及未竟的北伐事业，还有一个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就是丞相长史杨仪与征西大将军魏延的龃龉。
有关魏延之死，对三国有了解的朋友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耳闻。《三国演义》里，魏延被塑造成了一个脑后有反骨的角色，在诸葛亮病逝后图谋不轨，最终被马岱一刀斩首。这段故事和史实在大体上差不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是有问题的，那就是：魏延真的想造反吗？
这一点，无论是《三国志》还是《资治通鉴》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魏延传》
始，延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己代诸葛辅政，故不北降魏而南还击仪，实无反意也。——《资治通鉴》
也就是说，无论是陈寿还是司马光，在搜集了各方面史料后，都不认为魏延想造反，更不会向北投靠曹魏。而他之所以不听命令擅自行动（诸葛亮的遗命是由魏延断后，而魏延未遵照这一指示，自己率先撤退，并且沿路烧毁了道路桥梁），其实只是因为和杨仪之间的私人恩怨而已。
当然，站在蜀汉当局的角度来看魏延的这个举动，确实相当惊悚：丞相刚刚去世，长期镇守汉中的大将就不听号令率先南下，难保他有无反心。更何况，魏延和杨仪还接连向成都急报，互相指责对方要谋反，搞得本来就没主意的刘禅更加难以决断，只好拿着二人的书信去找蒋琬和董允。而蒋琬和董允两人一致站在杨仪这边，促使蜀汉官方作出了支持杨仪而认定魏延有反意的判断。
而问题的关键，也正是在蒋琬、董允以及此时尚在北伐军中的费祎的态度上。
根据史书的记载，诸葛亮死前曾对刘禅派来的使者推荐蒋琬和费祎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但是，此时的蒋琬是丞相府留府长史，费祎只是参军；而杨仪则是参军长史，与诸葛亮朝夕相处，军中的各项事务都是由他负责调度。考虑到诸葛亮是蜀汉事实上的执政，北伐军的军营是蜀汉实际上的中枢，作为随军出征长史的杨仪在诸葛亮心目中的地位恐怕是要高于蒋琬的。
那么魏延呢？魏延早在刘备攻取汉中后，就被力排众议任命为汉中太守，负责该地的一切防务，可见在刘备心中魏延的能力和忠诚度是非常靠得住的。在诸葛亮病重之时，北伐诸将心目中能继续扛起北伐大旗的人就是魏延。
也就是说，魏延和杨仪，在诸葛亮去世前，在蜀汉官场上的地位是要高于蒋琬、费祎等人的。然而，魏延被夷灭三族，杨仪也因为没能接班诸葛亮而口出怨言，说当时还不如和魏延一起起兵的，被费祎打了小报告，被废为庶人，最终在流放地自杀。
费祎密奏杨仪之言，本身就很值得怀疑。如果把时间倒退到诸葛亮去世前后，他的角色就更加值得人玩味了：诸葛亮生前，能调和杨、魏矛盾的就只有杨仪；诸葛亮死后，杨仪就派费祎去魏延军中探魏延的口风；在了解到魏延的态度后，费祎一边和魏延打哈哈一边夺马而去，让魏延更加愤怒，也让杨仪更加惶恐不安。可以说，在魏延和杨仪反目的过程中，费祎所扮演的角色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而在魏延被杀后，杨仪被废也是费祎一手造成的。
最蹊跷的是，身为诸葛亮最信任的两位部下，魏延和杨仪在《三国志》的记载很少，其本传除了这场诸葛亮身后的内讧外几乎找不到任何记录。这就更加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删除了有关他们的记录。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对以上线索作个梳理：
1.所谓“魏延之乱”，并非魏延有反意，只是和杨仪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2.魏延和杨仪的这场斗争，两人都是输家；
3.官方记载中，诸葛亮指定的继承人是蒋琬和费祎；
4.可能有人对魏延和杨仪的记录做了手脚。
根据这四条总结，我们能做什么推理呢？是的，这个答案可能很惊悚：魏延的冤案以及杨仪的被废，可能是蒋琬、费祎等人在背后推动。
的确，光从诸葛亮死前推荐的接班人来看，就非常不合情理：诸葛亮是坚定主张北伐的，而蒋琬和费祎从其执政表现来看都是不怎么喜欢北伐的。众所周知，诸葛亮毕生的夙愿就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北伐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是他执政过程中最重要的大事。在自己弥留之际，推荐两位和自己执政理念完全相左的接班人，这合理吗？
那么，诸葛亮可能推荐让谁接班呢？不好说。但是，从他逝世后的各项工作安排都是由杨仪负责来看，让这位相府的二号人物暂时主持工作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同样作为相府长史的蒋琬，自然是杨仪最大的对手。
也许有人会质疑，如果真是蒋琬等人在作祟，那为什么要先除掉魏延呢？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魏延长期在外统兵，军中威望甚高（即“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这样的人对成都的文官们威胁确实更大；另一方面，只要让魏延和杨仪互相咬起来，那么他们就都自动丧失了角逐最高权力的机会，毕竟，谁会贸然用一个问题干部呢？
而怀疑蒋琬是幕后推手的最关键的证据，就在杨仪的本传中：
初，仪为先主尚书，琬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
这段记录清楚无疑地表明，杨仪的年资、能力、功勋都在蒋琬之上，因而在魏延案后被降为中军师后才口出怨言，最终由费祎密奏于朝廷。那么，在蒋琬执政后，对于由费祎呈上来的杨仪的虎狼之词，又是谁来处理的呢？
那么，我们可以说是这场冤案就是蒋琬、费祎等人一手铸就的了吗？恐怕还不能。在他们幕后，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后主刘禅。理由有二：
一是在这一案件中得利的蒋琬、费祎以及当时被找去咨询的董允，都是刘禅的东宫旧臣，在其继位后也长期担任宫中的侍从官。也就是说，作为长期受刘禅和诸葛亮双重领导的蒋琬等人，是很容易在刘禅的指示下做一些白手套工作的。
二是此案后的人事安排。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被拜为尚书令，命其“总统国事”；不久以后，蒋琬就被升为大将军，费祎则被提拔为尚书令，形成了两者相互制衡的关系。至于丞相一职，则终蜀汉一朝再未设置。这样的制衡关系，只能是由刘禅亲自制定，毕竟蒋琬不可能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力。那么刘禅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自然是为了防止有人坐大了。
当然，以上都只是我的个人推测。无论如何，魏延和杨仪间的这场内讧，极大地影响了蜀汉的内部团结，也对二人的命运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影响。这场政治斗争并没有赢家，甚至包括蒋琬、费祎乃至刘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