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的一天，上海火车站迎来了一位“特殊人物”，在亲人的陪同下，他从北京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上海，见到发妻的那一刻，一句“这真是十年一梦啊”饱含着太多的感慨。
此时的他再也没有昔日呼风唤雨的风光无限，余生只能在有限的自由中度过，可这一切已是万幸，他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成员之一——姚文元。
众所周知，姚文元号称“四人帮”的笔杆子，也是四名主要成员中唯一一位活着走出监狱的人，如此臭名昭著的人物，晚年时光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相传，姚文元在出狱后向我党提出过两个愿望，到最后只实现了一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1981年初说起，当时，最高法特别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而姚文元此前已经度过了5年的监牢生活。
往昔罪行盖棺定论后，他又回到了秦城监狱，或许是出于对多年后重获自由的憧憬，正式开始服刑的姚文元没有江青、王洪文那样的自怨自艾、大悲大喜，而是每天平静地在狱中读书、读报、写作，生活起居方面也是比较规律的。
唯一曾让他心烦意乱的事情，便是父亲姚蓬子去世后的遗产争夺风波。
建国之初的姚蓬子身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家产通过交付公私合营的方式，每月都能领到一笔可观的定息，虽说姚蓬子生前有8年时间没有领过定息，临终前还表示要将这笔钱上交国家，可碍于他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且国家法制的逐步健全，姚蓬子的妻子和子女还是可以继承这笔遗产的。
当年因为这件事，姚文元的母亲、妻子有了很大的矛盾，最后只能联系还在服刑的他出面解决，一番权衡之后，姚文元认可一家人合法的遗产分配方式，自己那一份则交给妻子代管。
有了这笔钱，姚文元妻女先前拮据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观，在他服刑期间，妻子金英时常前去探望，面对因生活日益操劳的妻子，姚文元的内心也是十分惭愧。
1996年，刑满出狱之际，妻子已经带着女儿们回到了上海生活，由此，姚文元也事先向组织做出“回上海养老”的请示，得到批准后，走出监牢后，他便在家人的陪伴下登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当年，一家人住在上海卢湾区一幢普通的居民楼中，大女儿已经出嫁，姚文元夫妇和二女儿、三女儿生活在一起。
虽说此后的姚文元恢复了自由之身，可因为他太过特殊的政治身份，日常生活依旧处于监视和限制之中，当然，这样相对自由的生活也比身处秦城监狱的日子好上太多。
出狱2年后，已经67岁的他向组织提出了2个要求。
第一，重新入党。
第二，出版回忆录。
虽说姚文元的确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即便如此，那些曾经遭到“四人帮”陷害的人们的伤痛依旧无法弥补，再者，当年的“四人帮”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这一点是他们认罪伏法都无法抹去的事实。
基于这两点原因，姚文元无论如何都不具备重新入党的条件，他的存在始终是党史的一笔耻辱。
至于出版回忆录这件事，组织上对此也有过一番权衡，鉴于不清楚姚文元会写出什么样的材料，最后组织给出了“可以考虑”的答复。
从那之后，姚文元开始积极撰写着自己的回忆录，甚至因此很少出门，经过4次反复大修改后，长达42万字的回忆录才算定稿。
不过，即便他完成了自己的“巨作”，因为各种政治因素，组织还是没有同意他出版回忆录这件事，对此，姚文元并不感到吃惊，自己的要求也算是达成了。
事实上，组织始终对出狱后的姚文元特别照顾，每个月还会给他发放4000元的生活费，再加上他继承的遗产，生活方面本应该比较富足，可他也尝尽了平凡人家的悲欢离合。
妻子在他出狱不久后便因病去世，三名女儿中还有一位是残疾人，再者，女儿们因为父亲特殊的身份始终在人前有些抬不起头，日子也就过得不尽人意。
后来，姚文元随一位女儿去了湖州定居，这对于祖籍浙江诸暨的他来说也算是叶落归根，只不过，前半生的“辉煌”与后半生的落寞，也常常让他在夜深人静之时倍感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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