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奉先辕门射戟》、《曹操兴兵击张绣》这两节共写了四件事：辕门射戟、吕布袁术结亲、刘备降于曹操、宛城之战，大体上都是在史书上可以找到依据的，也是根据《三国志·吕布传》记载的顺序而叙述的，《资治通鉴》的记载则有些微妙的变化，安排吕布袁术结亲在前，辕门射戟在后。
彼时孙策军威正盛，袁绍的儿子袁谭则刚刚消灭孔融、田楷等人的势力，在青州形成威慑，加之长期战乱导致士兵食不果腹，袁术部下捡食田螺，治下的人民则相互屠杀吃掉彼此，在此内忧外患之际，担心吕布兵临城下，所以提出与吕布结亲。
但无论如何，历史上的袁术拿不出二十万斛的粮食结交吕布却是一定的。然而在小说中，袁术非但对二十万斛的粮食慷慨相赠，并承诺“若兵器战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自然能够得到吕布的重视。
了解这一历史背景，就知道小说中的吕布“得物甚喜”并不是毛宗岗父子所说的“赖物便怒，得物便喜，真如小儿”，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需要。
但是吕布终究是政治家，不可能被这二十万斛粮食迷惑双眼，当然更不会因为二者的姻亲关系而放弃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诚如毛宗岗父子所言：“吕布不有其父，何有其婿；袁术不有其同族之兄，何有于异姓之戚：安在疏不间亲耶？”
于是在袁术提出进攻刘备时，吕布提出：“袁术若并了刘备，则北连泰山诸将，吾亦在术图中也，不得不救刘备。”这也是历史上吕布的决断之辞，小说中则在此决断之前多了一番与陈宫的争执——
吕布看了书云：“两下都发书到，一边求救援，一边言休要救，教我无奈何。”
陈宫曰：“刘备今虽受困，久后必纵横，乃将军之患，请休救之。”
吕布此时向陈宫问计，与后文曹操向荀彧、程昱等人问计有相似之处，都是自己已经有了主意而向谋臣求教，目的在于看对方是否另有打算。
陈宫决定联合袁术而杀刘备，视刘备为自身势力的最大威胁，既是作者表明刘备的能力，也是表明陈宫的阴鸷。
这个情节明显是对秦末范增劝项羽杀刘邦的仿效，但问题在于范增劝项羽时项羽已是天下共主，且除却刘邦作为潜在威胁外，并没有明显的外在威胁，而陈宫劝吕布时却有曹操、袁绍、袁术、孙策等环伺，刘备并不是主要的竞争对象。
何况诚如吕布所言，一旦刘备被消灭，泰山一带的势力诸如臧霸、孙观、吴敦、尹礼这帮人必定倾向袁术而非吕布，如此则其自身的势力就变得岌岌可危，因此陈宫的谋略虽然谈不到短视却并不符合当前吕布的最优利益。也是基于这个道理，毛宗岗父子便把这一番争执默默删去了。
《三国志》写吕布决定帮助刘备后，“便严步兵千、骑二百，驰往赴备”，是已经摆明了自己与刘备一路的立场，纪灵等人听说吕布亲自救援，“皆敛兵不敢复攻”，这时其实已经解决了刘备之围，只是碍于主将脸面和军中士气，不能蘧然班师。
所以吕布在稍后设宴款待纪灵等人目的在于摆出一副主持和解的姿态，让纪灵等人有台阶可下。
至于他一方面说：“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一方面又令军官（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赌斗能否射中小支，则是暗示众将，一旦不予配合，必将与刘备合斗众将。纪灵等人都是政治高手，自然对吕布的弦外之音有所领会，只好班师而去。
《三国志演义》则将这个过程刻画得极为惊险，首先是“人报吕布引兵离县一里西南上扎下营寨”，纪灵因为恐惧而给吕布写信，吕布因此邀请两家同时赴宴，这个过程中其实并没有暴露吕布的态度。
所以刘备听说纪灵到来的反应是“大惊，欲避之”，纪灵见到刘备则同样“抽身便回，左右留之不住”，刘备怕的是纪灵，纪灵怕的则是吕布。相较之下，纪灵先入为主地认为吕布此来是因为“复纳刘备之佞言”与自己做对，于是更为恐慌，反应也更为激烈。
但是吕布在见到纪灵欲走时，“向前扯住纪灵之臂，如提童稚”。纪灵在《吕布夜月夺徐州》一节已经出过场，其人为山东大汉，手提五十斤三尖刀，与关羽连战三十回合不分胜败，作者借此极言其勇。本节则又写他的军威：“昼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设火鼓，震明天地”，声势逼人。
不料如此威勇的上将竟被吕布当做童稚般提起，吕布在纪灵面前未发一言，而已居上风，让纪灵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慑。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灵曰：“将军欲杀纪灵也？”
毛宗岗父子对此评价说：“此句着忙之极。”“着忙”其实是慌乱的同义语，这一句是纪灵的本能反应，反映出内心的高度恐惧。
布曰：“非也。”灵曰：“莫非杀‘大耳贼’乎？”
“大耳贼”三个字正是纪灵的声口，但却被毛宗岗父子改成了“大耳儿”，反而没有原作里面的生气了。毛氏父子又评价纪灵的话说：“此句又过望之极。”纪灵在此刻已经被吕布打回原形，彻底失去方寸，头脑中不再有政治家的冷静，而是最原始的非此即彼的立场划分。不是杀我，便是杀他，自然是对吕布所寄的希望太重了——
布曰：“亦非也。”灵曰：“愿将军早赐一言, 以决心中之疑。”
作为政治家的理性不再是天生或经过多年斗争积累起来的，而是被吕布“赐”出来的，在极为恭敬的语气下，等待吕布对刘备和自己的命运安排，所谓“决心中之疑”，其实就是要吕布给自己一个痛快的结果，于是吕布带着他回到了政治话语上，打起了官腔——
布曰：“玄德乃布之弟也。今为将军所困，故来救之。”灵大惊曰：“若此，则杀灵也！”
吕布把刘备当成自己的小弟，自然是以刘备的保护伞自居，所以刘备向他求救时，吕布动辄称：“吾今特来解你之危。你异日得志，不可相忘。”每每称“你”字，其实是居高临下的教训态度，也符合吕布以刘备救命恩人自居获得道德优越感的立场。
毛宗岗父子以其一贯的拥刘倾向，把“你”字统统改成“公”字，把吕布对纪灵说的话改成“玄德与布，乃兄弟也”，除了替小说作者表达对刘备的尊敬之外，对剧情发展毫无帮助乃至是一种阻碍。
纪灵只有听了壬午本的原话才能感受到吕布护卫刘备的坚定，自觉被吕布捉弄，一如方才被其如童稚一般被提起，故此说“若此，则杀灵也”。看上去是对第一句的重复，实际上透露着看穿对方捉弄之举后的无力反抗和对前途的绝望。
最终作者回到《三国志》的原文，安慰纪灵——
布曰：“无有此理。布平生不好斗，惟好解斗。”
毛宗岗父子评价说：“极似今日讼师之言。”这其实是把吕布看浅了，吕布自处的不是调解员而是审判者的角色，调解员只区分是非让双方各让一步，利益最大化，审判者却能主宰两者的命运乃至生死。
于是吕布进一步说：“吾有一法，从天所决。”实际上作为膂力过人的资深战将，吕布必然有射中画戟小支的自信，但他偏要委之于天意，而事实上纪灵和刘备也真的各自暗中祈祷，这一过程中二人其实已经把吕布与天神等同，吕布借此完成了对二人心理上的最后一击，令到纪灵班师而刘备臣服。
但袁术与刘备之争并未随着辕门射戟结束，《三国志演义》紧接着写袁术为了消灭刘备而与吕布通婚。这本来是吕布的家事，轮不到陈宫和陈珪、陈登父子置喙，但作者在这里偏要写陈宫与袁术的使者韩胤联合坚决地杀刘备，对吕布为不忠，对刘备为不仁，对当时的形势判断失误为不智。
何况为了潜在的威胁，为了保全吕布和自身的安全杀掉一个完全没有实际恶行的刘备，本质上已经与曹操之杀吕伯奢无异了，昔日的理想主义者在此刻已经完全站到了曾经自己的对立面去。
至于陈珪、陈登父子，作者着重刻画了二者对刘备的关切及对汉室的忠心，罔顾史书上所写陈氏父子只是担心徐州、扬州合作，威胁中央安全而做此决定。
小说中陈珪见吕布时故作惊人之语：“闻将军死至，特来吊丧。”完全是战国秦汉间策士的口吻，事实上，这一段是仿照郦食其劝刘邦刻六国王印时，张良对刘邦的劝谏的，刘邦在听过张良的劝谏后随即收回王印，痛骂郦食其；吕布亦由此追回女儿，归于后堂，痛骂陈宫。
毛宗岗父子也做了这个对比，并说：“高祖刻印销印，正见其有决断；吕布送婚夺婚，正见其无主张。”但这番评论其实是事后诸葛，不能做数，按照作者的意思来说，正写出了吕布与陈宫的第二次分歧，也为后来下邳之战时不听于陈宫埋下了伏笔。
不过，作者在写吕布家事时并没有提及貂蝉和曹豹之女，这是因为此三个故事并非同一源头，而作者疏于整合的缘故，毛宗岗父子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补出一句：“原来吕布有二妻一妾：先娶严氏为正妻，后娶貂蝉为妾，及居小沛时，又娶曹豹之女为次妻。曹氏先亡无出，貂蝉亦无所出，惟严氏生一女，布最钟爱。”算是把这个问题讲圆全了。
接下来要写的就是刘备降曹，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的原因非常简单，即刘备暗中发展军力，使部下多至万人，引起吕布的警觉并遭到他的奇袭不得已而降曹。
但作者若秉笔直书不但彰显了刘备的野心，破坏了前文中为了汉室赴汤蹈火且心地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同时刘备明目张胆地发展势力，也使后文中刻画刘备种地时的韬忍变得不再可信。
于是作者只好借用了《汉末英雄记》中建安三年（198年）春刘备掠夺吕布新购入的马匹一事，此事本是后文中“十将擒刘备”的直接原因，然而《三国志平话》中改写成张飞劫取吕布买马钱的故事，将两件事合二为一。
《三国志演义》延续了这个设定，同时将劫钱改回更符合史料记载的夺取吕布马匹之事，盖两者虽然同属无理非法，但相较来说前者更接近抢劫，后者则近似于在敌后夺取战利品，同时作者还用“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你便就不说！”为道德借口，论证夺马事件的合理性。
当然，作者改造这个故事还另外有一个好处，即令张飞与吕布发生一次正面冲突。事实上，这也是小说中刘备脱离吕布前最后一次能够险中取胜的冲突，“十将擒刘备”中刘备集团处于被动地位，张飞的形象得不到发挥。
下邳之战后曹操击溃吕布，再见面时已是白门楼上。此前作者一直设计张飞与吕布叫嚣，如果错失这个机会，便令张飞沦为夸夸其谈之辈，于是二者酣战一百余合，更见张飞之骁勇——自然，能够与吕布打成平手的张飞形象其实也是对《三国志平话》里张飞形象的延续。同时，借由此次机会，陈宫提议吕布拒绝刘备议和的请求，理由：“今不杀刘备，久后必杀将军也。不可退兵。”
吕布准许，说明陈宫当时的预想已被现实证实，而吕布对陈宫亦恢复了部分信任，使得下邳之战时对陈宫意见的态度在采纳与拒绝的两可之间，这也令后文中吕布命运及战场的情形多出了一些变数。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备被吕布击溃时，正由关羽迎战张辽，此是后文中这对挚友的第一次见面——双方竟然是以敌对的身份相见的，也是作者非常细心和巧妙的安排。
而后刘备与曹操相见，曹操称：“玄德，吾弟也。可请入城，我自有委用之地。”先以老弟相称，表示的意思是刘备与自己平等而稍弱，故不以部下相待，同时借由“老弟”二字等同于告知刘备了自己已经着手于对他的保护。
至于提出委用，则是告知刘备可以长期寄于曹操篱下而不必担心自己像吕布一样利用和背叛，这自然是在邀买刘备之心，但政治家从来不寄希望于得到免费的午餐，只希望达成长期、互惠的合作，很显然曹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吕布只有反复无常，故李卓吾说：“此都老瞒好处，勿一概抹杀了也。”
毛宗岗父子不解其意，反说李卓吾的评价是没有看穿曹操心思的伧父之语，无疑是既看浅了政治也看浅了李卓吾的。
刘备降曹未久，董卓余党张济即南下攻打南阳穰城，随即被刘表击杀。这也是既孙坚之后，刘表消灭掉的第二路诸侯。吸取了此前孙策携孙坚余部降于袁术的教训，此次刘表摆足了姿态，先是拒绝庆功，说：“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
这就获取了张济余部的欢心，但是张济的继承者即其侄张绣派出谋士贾诩觐见刘表后得到结论，此人目光狭隘而又多疑、缺乏决断，绝非乱世之主，于是降曹。《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有意塑造刘表的忠厚形象及时人对曹操的不认可，所以安排张绣先试图夺许州，而后迫于曹操的兵威而投降的情况。
至于他的复反，《三国志》仅说：“太祖纳济妻，绣恨之”。《傅子》中则提到了张绣手下有一员亲近的勇士胡车儿“勇冠其军”，曹操对他颇为拉拢多次以钱财相赠，令张绣觉得曹操准备利用左右杀害自己而反。
如果仔细分析这个问题，便容易知道，曹操拉拢胡车儿未必是利用他刺杀张绣，毕竟胡车儿不是张绣的贴身卫士，曹操只需要趁他不注意时派手下几个人击杀张绣便足够了。
其利用胡车儿的目的在于了解张绣军中的结构，安排胡车儿或其他人物随时对张绣取而代之，这是试图夺去张绣的实权。
而将张绣的寡婶纳为侍妾，则让张绣颜面无存。等同于既不给张绣里子，也不给张绣面子。不给里子是帝王心术，张绣恐惧之外尚可以用政治手腕加以反击。但在不给里子的前提下不给面子，等同将张绣视为死人了，这当然会引起后者的愤怒，于是奇袭曹操，斩杀曹昂、曹安民、典韦等。
说起来曹安民还真是个可怜的人物，因为他的名字之所以能够留存是因为曹丕在《典论》中自叙其经历：“兄孝亷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所谓“子修”就是曹昂的字，“安民”与之并称，亦当是其从兄之字，至于其本名及事迹则完全失考了。
到了《三国志演义》中，可怜的曹安民成为了曹操纳娶张济遗孀邹氏的始作俑者。曹操最初不过想要妓女陪同，是曹安民告知曹操邹氏“生得十分美丽”，使其最终的死亡失去了原本的悲剧意义变成了自取其死。
曹操面对邹氏时自称：“吾今为汝，故准张绣之降。若非如此，则灭全家矣。”是以威权逼迫邹氏入彀，极写曹操之恶。但随着天长日久，邹氏反而告诫曹操“在城中久住绣必生疑，人知亦议论”，自己主动掩饰偷情，极写其淫。曹操恶，故张绣之反为公义；邹氏淫，故张绣之反为私德。
毛宗岗父子将曹操纳邹氏与董卓纳貂蝉联系在一起，说：“卓之死，为失心腹猛将之心；操之不死，为得心腹猛将之助也。”其实貂蝉之爱董卓是主动投怀送抱，却内藏诡计；邹氏爱于曹操是迫于他的威势，却最终为曹操倾心。
董卓之爱于貂蝉乃是出于真情，故死于其手；曹操爱于邹氏乃是出于假意，故逃荒之时亦不见邹氏的下落。如果仅就私情的角度来看，曹操对于感情的付出是远远不如董卓的。
不过，《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确实着重刻画了典韦在宛城之战中的作用。先写贾诩与张绣密谋反叛时，将典韦作为最大的假想敌，并让心腹胡车儿灌醉典韦，盗取其武器双戟——历史上被曹操收买的胡车儿在《三国志演义》中反倒成了张绣最重要的心腹——毛宗岗父子设想说：“既请吃酒，何不便于酒中置毒？既可偷入帐房，何不便刺典韦，且何不竟刺曹操耶？车儿计不及此，盖天未欲死操也。”
其实，就计策本身来说，毒杀典韦或直接刺杀曹操反而比盗戟可行性更高，所谓“计不及此”者只是因为作者在前文中极力刻画了典韦的英雄，若让他骤然死在一场不甚重要的战役里，则使前文失去可信度，但若不让他死于此难，则又与历史不符。
故此，作者一方面让他醉酒，一方面又令他失去趁手的兵刃。饶是如此，仍然借刀砍杀二十余人，最终在无兵器的前提下，“双手挟两个军迎之，击死者八九人”，实在不知被典韦随手当做武器的士兵此刻作何感想。这是就《三国志》中“韦双挟两贼击杀之”的演绎，但原句的意思只是典韦同时将二人锁喉而死的意思。
为了舞台表演的方便，京剧《战宛城》中干脆将两个士兵变成了两条尸体，实际上在当时的条件下若有在地上捡尸体的时间反不如捡起两种武器更为有效。最后典韦被乱枪搠死，“半晌无一人敢从门前而入”，与后文死诸葛吓跑生仲达遥遥相对，用死后的威势极写生前的英雄神姿。
宛城之战后，曹操收拾残军，于禁因整饬人马而后至。历史上曹操见到于禁时，虽然得到青州军的诬告，却并没有怀疑于禁的忠诚，而是听他解释后，赞许他“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这是曹操用人不疑的英雄之气。
但《三国志演义》却基于对曹操的偏见，使曹操闻知“于禁造反”的消息时，先是“大惊”，而后命夏侯惇“整兵迎之”，完全不是雄主应有的形象。
至于回到许昌后举行公祭时，与诸军众将说：“吾折长子、爱侄无痛泪，独号泣典韦也。”更是荒诞至极，李卓吾与毛宗岗父子皆以为此举令诸将“为老瞒倾心”、“此是曹操得人心处”，无疑是看轻了诸将的智慧的，不近人情的讨好从来只会引起被讨好者的警觉和反感而不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以此为帝王心术只是说话家的一厢情愿而已。